忆1978的平遥中学初中

程振华

1978，一个当代中国具有深刻印痕的年份，也为我们这一代人开启了历史的机遇。

之前的小学生活，也是可以说色彩斑斓。红小兵，学毛著，反潮流，批判稿，农业劳动，批林批孔，虽然小小年龄，却也不亦乐乎。

1978，拨乱反正，百废待兴。平中恢复招收初中生，点燃了一批农村少年的希望。于是乎，告别儿时的伙伴，背起求知的行囊，满怀对未来的憧憬，踏入了全县最高学府——平遥中学。

那是一所令人敬畏也令人自豪的学校。且不说它历史悠久，且不说它声名远播，就它一重又一重的、高低起伏的、宽阔幽深的校园，就足以彰显它作为高等学府的宏大气魄。更不用说它那当时少有的教学大楼，宽敞明亮的教室，崭新的课桌凳，多么美妙的学校。对比我们原来的学校、教室、桌凳，实在是无可相比的。

由于是第一届初中学生，我们有幸遇上了学校的一批名师，因为首批，学校配备了强大的教师阵容，像地理杨仪定老师、英语王成修老师，在全省都是名师，这是我到教育局机关工作以后才知道的。数学老师的严谨、语文老师的深刻、化学老师的流畅、政治老师的风趣幽默，特别是英语学科，我们有幸聆听了许、高、郝、王四位老师不同风格的讲课，而且由于教师时有调整，我们在三年中接触了为数甚众的老师，受益无穷。

那个时期的教育是正规，各门学科都开，都是专职教师；各项活动都搞，都是郑重其事，比现在的素质教育要好得多。竞争也是激烈，据说教导处因此而对一些学科教师每天的作业量做过具体规定。而在老师的评价中，全都是来自农村的105班学生好像只有学习可以是最自豪的，年级组织的各项活动，如文体活动，都令人汗颜。

那是一个物质贫乏的年代。最刻骨铭心的记忆是吃饭。两天才能吃一顿白面，25%的细粮伙食，简直是美味佳肴，很难见点荤。高粱面里掺榆皮面的擦面，红黄一体，然后放在冷水里，很光滑明亮的过水面；还有白色玉米面，至少和白面外观上是一样的，真是粮食专家的杰作。最经常吃的是窝窝头，一日两次，有一段时间还将玉米面和高粱面掺在一起吃面钣，菜汤上漂浮着一层油汗（蚜虫），大概就是免费赐予的荤味吧。由开始的个人排队打饭，后来改为小组打饭，一组一只桶，一个盆，轮流打饭轮流分饭，大家眼盯着自己的碗，公平原则得到了完美体现。

那是一个艰苦奋斗的年代。匮乏到连纸张都缺乏，白领纸都不能管够用。习题都是课代表抄在黑板上，一版又一版。资料几乎没有，如果拥有一套上海出版的数理化自学丛书，那将是莫大的荣耀。我没有住过学生宿舍，但被子晒在房顶上确实见过，也算是时代特色。虽然生活艰苦，但那时没有比较明显的贫富差别，所以没有苦的感受，都是乐观向上的，记得那时有一个口号——八十年代，立志成才。

那是一个封闭保守的年代。男生和女生即使同桌，几乎也不说话。为此，记得班主任曾专门开过班会。不像现在，学生一点也没这回事儿，非常的自然大方。大概当时多数男女生说话会脸红，也许还结巴。倒是背后男生给女生起外号（不知女生是否也给男生起），现在赶时髦的话，也许也能称得上非物质文化遗产吧。

有一个乐趣是喜欢看城隍庙街每逢五（初五、十五、二十五）的赶集，课间时间看卖自行车或者卖牲畜什么的拉皮条，一会儿劝买的，一会儿劝卖的，当时觉得很有趣。还记得103班在教学楼前的花圃，姹紫嫣红，增添了勃勃生机；通向校园西侧路旁的丁香树，开满了白色的花，后来读到现代派诗人戴望舒的《雨巷》一诗，对诗中的“丁香姑娘”有了具体的意象感受。

初中毕业，多数同学上了高中；当时学校在全晋中地区招一个重点班，我们初105班学生最多。而我抄小路上了太谷师范，记得当时全校有18名同学上了太谷师范，我们班就有11名，大约是农家子弟的缘故吧。三年又回到了家乡，见证着家乡教育的发展历程，平遥中学旧址已成为平遥文庙，学校迁建成为一所现代化学校。

据平遥中学一些中老年教师说，初105班很长时间都是学校的一个突出的榜样，包括这一届学生。聚会上已是八十一岁高龄当年的政治王珍老师讲到：我们这一届学生成长的三十年，正是我们的祖国大发展、大繁荣的三十年。我们生逢其时，有幸成为平遥中学在恢复高考后的首届初中生，也有幸与共和国的改革开放同成长。全班50余名学生，现在，大约有一半的同学在平遥；而走出去的同学，遍布榆次、太原、北京、西安、郑州、深圳、青岛等大城市。无论在家乡的，还是在外面的。绝大多数事业有成，成为本单位或行业的佼佼者。

和顺一中1979之记忆

白瑞宏

1979年7月的一天，暑热中飘洒着绵绵细雨，小学班主任苏绪昌老师领着我们走了15华里山路来到县城，参加和顺一中首次在全县范围内选拔九十名初一重点班学生的考试，在这之前，各公社小学都预选出了优生。

我怀着好奇与神秘，推开了和顺一中那爿简陋而斑驳的铁栅栏门，第一次走进了比我们温源小学大很多的校园，迎面高大的两层教学楼，颇显威风，穿过楼厅，偌大的四合院展现在面前，东西两面的一长溜排房整齐划一，我们小学的教室是三间五间，如今看到这几十间房子连成一排，着实令人吃惊，一条笔直的炉渣甬道直通远方，路两边杨柳依依绿意翠翠，校园南端有好几排房子，入学后知道就是住校男生的宿舍。我被如此宏大的学校吸引住了，坐在高大宽敞的教室里考试信心百倍，一上午就考完了数学语文两科，走出考场，我坚信自己一定会再次走进这座注定让我魂牵梦绕的母校——和顺一中。不出所料，我顺利地考入了和顺一中，在初52班度过了令人难忘的三载学习生涯。

《学校院落》

1979年9月，我去和顺一中报到，从槐树街往西走二三百米，和顺一中坐北向南的大门赫然出现，四根高大的砖混水泥方柱，外面裹着一层水洗的小石子拼成的菱形图案，柱子顶端还建有优美的斗冠造型，两扇简陋矮小的铁栅栏大门，基本上看不出原来油漆的颜色，有很多红缨枪长矛状造型，在西侧的门柱上挂着一幅木质长型校牌，上书白底黑字的行楷大字“和顺一中”。

大门的东西两边都是整齐的排房，每两间或三间隔为一个办公室，远远望去像一个个精致的盒子。

大门的西侧是两间大的门房，由邢村人巩世荣师傅当门卫，年纪有五十多岁，长方脸上呈现出微红色，脊背略略驼着，待人和蔼，管收发报刊杂志，兼有打铃的职责，那时候，只有教学楼内装有一个电铃，除上下课外，其余的起床、出操、预备或遇上停电，都由老巩师傅打击挂在图书室门前的树上的一截铁轨，悠扬的铃声于是回荡在整个校园上空。往西的一长溜坐北向南的排房分别是学校后勤处的办公室、文印室、保管室等，时任总务主任是左权籍张庆顺老师，白崇智老师担任总务会计，白向忠老师是文印员。

大门的东侧也有一处两间大的房子，和西侧的门房正好对称，这是学校的体育教研组兼器材室，那时，全校只有常福廷、李正昌、冀玉堂三位体育老师，特别是李、冀两位老师，一高一矮，年轻有为，干劲十足，全校的两操一活动在北操场搞的生龙活虎、有声有色，每年一度的校运会高手云集、精彩纷呈，许多校纪录如今也很难打破，两位老师功不可没，记忆尤深的还有，每逢校运会开幕式和闭幕式时，代高中物理的曹用沛老师（天津人），虽然身量不高，但是声音洪亮厚实，充满磁性，铿锵有力，颇有播音员的风范，他用标准的普通话宣布着运动会上的一条条程序，“运动员入场、校长致开幕词……”，第一次近距离地听到类似收音机里的声音，令我热血沸腾激动万分。

大门的东边也是一长溜坐北向南的排房，分别是学校会议室（电视室）、校长室、教导处、团委会等行政机构，时任校长巩来曙老师，三奇村人，穿着洗的发白的蓝色中山装，年近花甲，中等身量，华发褐面，讲话有条不紊，富有逻辑，底气十足，1978年6月—1980年12月担任和顺一中校长，任职期间，给北大哲学系毕业的黄学诗老师摘掉右派帽子并落实政策，把学校的工作重心由“学工学农学军”转到教书育人的正确轨道上来。副校长是裴智彦老师，三奇掌村人，富有激情，工作热情，口才很好，1978年10月—1982年12月担任和顺一中副校长，短暂时期主持过学校工作。教导主任是平定人刘岐老师，团委书记是胡海江老师（女）。大门东面排房中还有一个不大的会议室兼电视室，只有两间，里面放着一台二十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当时在和顺县还是少有的奢侈品，每到星期六晚上，老师和学生挤得水泄不通观看电视节目，诸如《动物世界》、《大西洋底来的人》、《加里森敢死队》等。

当时，母校最宏伟的建筑就是两层高的教学楼了（后来俗称“旧楼”），距离大门20米处，一条炉渣甬道直通其北门，它就像一位敦厚的长者，默默地慈祥地把渴求知识、渴望成材的莘莘学子都揽进自己宽大的怀抱，经过数年的辛勤哺育，放飞了一朵朵的希望，实现了一代代的梦想。

带有苏联建筑风格的教学楼，砖墙厚实，楼体坚固，到1979年，已历经二十多的风雨剥蚀，门窗亮黄色的油漆犹在，纱窗已破，但窗户扇闭合自如，门把手生锈，但依旧结实耐用，画着斜方格的水泥地面，依然完好。教学楼两层共16个教室，靠楼道楼梯处两侧分别有8个教师办公室，高中生都在二楼上课，初中六个班全在一楼就读，一层西面还有物理、化学实验室，我们52班的教室在一楼的东南角。

穿过教学楼，是一条用炉渣石灰铺成的人行甬道，从教学楼到校园的最南端，长约300米，甬道两旁栽着亭亭的杨树和婆娑的柳树，教学楼南的门前，东西各有一处花池，到了春夏季节，姹紫嫣红，一片生机，花池前立着一排阅报栏，是学生们了解国内外时政消息并增长知识开阔眼界之地。同时教学楼南门前的广场，也是全校举行大型集会和召开全校师生大会之处，如开学典礼、表彰大会等，记得，高二年级学长崔彦平和学姐曹英作为优秀学生代表发言，他们文质彬彬学养深厚，言谈中绽放出拼搏的激情、理想的火花，给全校学生树立起一个又一个榜样，激励着和中学子暗下决心苦学成才。

这个名副其实的大“四合院”，北面为教学楼，西面有一长溜排房，有二十多间，是女生宿舍和女教工宿舍，门前有好花池和柳树，这排房子的后面建有厕所、猪圈、垃圾池等；东面对应也是二十多间排房，分别是医疗室（校医是李海亮）、教师宿舍、教工灶房等，东排房的后面还有一排房子是学生灶房和茶炉房，自行车棚在教学楼东墙的对面（那时候城里的学生除了极少数干部子弟能骑上自行车，其余都是步行上学，诸如九京、邢村、南窑等跑校生才骑车上学），这个“四合院”的南面有两座房子，被人行甬道隔开，东边的六间房子是复习班教室（九十年代末的微机教室），西边的六间房子是图书阅览室（后来的图书阅览室），大院里安装着单杠、双杠、乒乓球台等体育设施。

复习班教室和图书室的后面有两片不大的菜地，种着些玉茭、西红柿、豆荚，山药蛋、茴子白、胡罗卜之类的庄稼或蔬菜，秋后就踩成了两条对角线相交的小路。因为这块菜地紧挨我们男生宿舍，一到秋天，乘月黑风高之夜，我们宿舍总有几位勇敢的“游击队员”偷挖几棵胡罗卜回来，然后共享“胜利果实”，我们一致问心无愧，因为人常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虽然我们不曾耕耘，但是，我们宿舍的全体同学往菜地里施了不少优质的农家肥。

男生宿舍在校园的南端，甬道的两边各有三排北房，每排房子有六个房间，排房两端的房间较小，约一间房，一般都住着本班的班主任老师。中间的四个房间为学生宿舍，每个宿舍两间房，几根粗木桩和结实的木板结构而成的“大通铺”，上面要住10—12人，一个人的床位就是褥子对折起来的宽度，我们晚上睡觉的姿势基本是侧身，如果要想翻翻身，必须万众一心。记得一同学有尿床之习，入学第一天晚上就在床单下垫了塑料布，不料，第二天早上邻铺一同学却“惨遭水灾”，经过仔细认真的调查研究才明白，原来褥子对折后，一边厚且高，一边薄而低，由于地势倾斜的作用，只好“水往邻铺流”了。后来，我们都采取了“平整土地，加固堤坝”的措施，坚决杜绝了“洪水泛滥”。

我们52班的住校生是在挤着十几个人的大通铺上最早熟识的，陆续住过校的同学有：张志斌（黄狮垴）、刘庆荣（南安驿）、刘新荣（喂马）、王乃军（喂马）、贾海江（大雨门）、巩星海（泊里）、王建荣（泊里）、杜兴军（泊里）、韩世斌（下石勒）、张勇威（下石勒）、侯占忠（下石勒）、丁静山（南李阳）、赵海明（青城）、刘彦亮（瓦房）、王和德（下庄）、白瑞宏（温源）。

志斌少言寡语，老实厚道，酷爱学习，年仅12虚岁，是班里年纪最小的同学，住了一个多月就退宿了，家里在北关坛上租了一间房子，他姥爷专门做饭。刘彦亮也住了没几个月，因想家回瓦房中学念书了，听说后来也上了高中。赵海明住校有半年多，能说会道，家庭条件不错，家里给捎来的纯牛肉包子，我们尝了一口，可把我们香了好几天，他也因为想家回青城念书了，据说后来考上了师范做了老师。杜兴军到初二时，他父亲在邮电局工作，想着接班，就退学回家，到邮电局送报纸了。王和德生性胆怯，个子虽高，经常受五十班两个人的欺负，比如给王和德的脸盆里小便，逼着王和德再倒掉，有了好吃的先给他俩吃，我们是敢怒不敢言等等，导致王和德在初二就退学了，后来听说王和德在九十年代，也没成家立业，就去世了。

到了星期六回家，要走十五华里的山路，小跑步需两小时。刚开始跟着高中生苏向斌（温源人）、李彦明（泊里人）、李建中（泊里人）等大哥哥们走路，我们人小，几乎是一路跑步，连喘息的机会也没有，后来就是我和星海、建荣、兴军，相跟着回家，走北关过北河铁桥，那时的铁桥做工简易，和泸定桥差不多，只是没有那样的高度，桥面铺着木板，缝隙很宽，两边也没有挡板，只是铁链和钢丝绳扶手，我个子小，走在铁桥上摇摇晃晃，特别害怕，每次过桥都要给自己鼓鼓勇气，直到迈出最后一步，那颗咚咚跳个不停的心，总算才能落地。穿过河北村，到了刘家窑村开始上坡，然后是山路大庙洼、小庙洼（其实就是几个盘山的大弯道），春夏时节走在山路上，满眼都是望不尽的绿色，心旷神怡，各种野花千姿百态开放在路边，飞鸟盘旋，蜂蝶飞舞，一片鸟语花香；冬季的山路，山上覆盖着皑皑白雪，银装素裹，连绵不断，只有弯曲的山路被行人、自行车、小平车踩踏碾压出黄沙土的本色，像一条土黄色的飘带蜿蜒曲折伸向远方，引领着游子归去。走到后峪村西河时居高远望，冬天的后峪村已是星火点点，后峪村的同学欢呼着回家了，我们也有了希望，再有三里地，就是温源村了。后峪到温源这条村路平坦无碍，来往行人较多，有焦化厂的工人、温源中学的学生、普通行人等，内心就不因天黑而恐惧万分了，二十分钟后，到了机器轰鸣、灯火通明、亮如白昼的焦化厂，心里万分激动，不顾腿酸脚疼、气喘吁吁，小步快走，透过村南的树林，已经隐隐约约看见南街的房屋轮廓以及万家灯火的温馨，家里祖母和母亲早已给我准备好了热乎乎的饭菜和盼儿归家的爱子思子的脉脉亲情。

周日在家，姐姐给我洗了衣服，母亲给我准备一周的干粮（烙玉米面干饼子）和酸菜（简单炒一下，装罐头瓶，加盐防止坏掉），下午两点多，在温源村供销社等见泊里的三个同学，背着大包小包又走在返校的路上。

我们宿舍的同学关系密切，亲如手足，刚住校的一个月，每个同学都很想家，晚上哭天抹泪的不在少数，都是十二三岁的孩子，晚上动不动就尿床了，很多生活的事情就处理不了，这时就更想自己的母亲和家里那盘热炕了。慢慢熟悉了以后，住校的同学互帮互助，打水打饭，宿舍值日，能替同学分担分担，舍友的友情日渐深厚温暖。

星海和乃军都喜欢音乐，自己买的口琴，两个人无师自通，都能吹出和声的节拍，我只会吹单音，那时候流行蒋大为演唱得《牡丹之歌》（电影《红牡丹》的主题歌）和《骏马奔驰保边疆》，要么独奏要么合奏，偶尔我唱歌他俩伴奏，宿舍里飘荡着一群少年的无忧无虑和纯真快乐。

我和星海接触最多，有着共同的爱好，星海多才多艺，样样精通，我们晚自习逃学，从东后门钻出去到对面的农机厂看黑白电视，还去粮食局二楼看过彩电，但粮食局会议室的灯很亮，我俩小毛孩一进去，许多大人用厌恶的眼神瞅着我们，后来就不去粮食局，改去农机厂了。周六不回家的时候，就去校门东侧的小会议室和老师们挤着看电视。

世斌、勇威、海江、静山，宿舍里最爱学习，自己订的学习时间和计划，中午别人吵闹，他们依旧岿然不动，静山父亲是医生，家庭条件不错，每天能喝上奶粉，（我一直到女儿出生也没有喝过奶粉），勇威、世斌的父亲都有正式工作，家庭条件相对也不错，海江是农民家庭，很是节俭，因家远很少回家，星期天就到粮食局远方姐姐家住下，我们舍友也都去过。新荣、占忠、庆荣、建荣、兴军皆农家子弟，诚实厚道，为人大方，乐于助人。

当时的晚饭是名副其实的清汤饭，少许小米和玉米面成清糊状，然后放入茴子白菜叶，最后煮进几根玉米面压条，撒几把咸盐，不见任何油星，几乎没有营养的东西，我们正是长身体的年龄，晚上九点多下自习后，舍友们都是饥肠辘辘，这时候家里带来的干粮就起了重要作用了，舍友们趴在被窝里互换着饼子和炒面吃（炒面是和顺人到冬天时把玉茭豆、黄豆等炒熟，然后加入花椒粉、咸盐，在电磨上磨成面，困难时期，农村家家户户都要磨炒面的），南乡喂马的同学炒面特别好吃，里面加入了炒熟的莜麦，有一股浓浓的黄莜麦和椒盐香味，静山在火炉上用一个搪瓷杯子焖大米吃呢。有时候，我们从宿舍后面的菜地里，挖土豆胡萝卜，放在火炉里烤着吃。民以食为天，千真万确啊！

和顺寒冷的冬天，考验着我们。我们必须学会看火炉，晚上不会做火放炭，半夜火炉就灭了，老师怕我们煤烟中毒（我们宿舍还真有一次煤烟中毒的事情，所幸不甚厉害，只是感觉头晕恶心，休息了一上午就去正常上课了），还不让我们关严实窗户，刺骨的夜风嗖嗖地扑进来，所以舍友几乎都是穿着衣服睡觉，把脑袋蒙住，要不半夜耳朵和脸颊冻得很痛就睡不着，后来采取用玻璃输液瓶装热水来取暖，效果很好，有一次舍友的输液瓶炸裂了，幸亏没有弄湿被褥，否则可就麻烦了。初二时，我们看火炉的经验在摸爬滚打中愈见丰富，会把握火候做炭，及时把烟筒的灰尘清除掉，晚上把火炉盘上撒上炉灰，防止煤烟泄露，冬天的宿舍就渐渐温暖着十几个求学的少年。

郜占胜是九京人，每天风里来雨里去跑校，经常提着家里带的饭盒来宿舍吃饭，夏天把饭盒放在学生大灶火台热饭，冬天就把饭盒放在宿舍的火炉上温着，占胜性情随和热情，勤劳吃苦，到宿舍主动做不少事情，我们遇上吃窝窝时（中午隔天吃一顿馍馍），就和占胜换饭吃，占胜毫无怨言，占胜带的饭多是和顺的酸菜和散面粥，偶尔是玉米面压条，吃起来滋滋有味，回味无穷。

郜宇欣住在他爷爷家（在校园的东南角，和白江莲老师一排），断不了来宿舍玩玩，我和宇欣是小学同学，他的父母亲都是教师，当时在温源教书。跑校生数李育柳来宿舍玩得较多，育柳生性活泼开朗，社交能力强，热情待人，有时星期天就骑着自行车到温源泊里去转悠了，还去过我家。尧村的爱生、占明、建军，有时遇上天阴雨下的恶劣天气，中午去宿舍暂避休息，明轩、志刚、玉章、双红、奋勇、乃红，也要去宿舍看看我们，我和星海等人去过奋勇的家，独门小院，家里有各种各样的摆设，桌子柜子靠背木椅，我都叫不来名字，录音机电视，好气派啊，简直就是刘姥姥进大观园了。遇到去南庄沟劳动或是冬天去南窑拉炭，经常要借铁锹、锄头、土筐等工具，跑校生总是千方百计地替住校生想办法，小兵、志刚经常帮忙，志刚还从他家给我带来酸菜、辣椒、吃食，帮我助我，同学真情，至今令我感喟不已。

刘涛拿着当时最时髦的半砖头录音机，听邓丽君的《在水一方》、《我只在乎你》，苏小明唱的《幸福不是毛毛细雨》，比现在的人拿一部苹果6S手机更显眼更有派头。温越弘白白净净，有点小捣乱，言语不多却很幽默，至今还在我的心中熠熠发光。李云庆个子不高，却是体育队的强手，短跑速度快如闪电。刘红斌是班里最高的海拔，走起路来昂首挺胸，气度非凡。祁乃红在学习上总结的抄写记忆知识点的方法，让我受益匪浅。我的同桌是赵青，在靠窗户的第二排坐着，赵青大方美丽，性格外向，能歌善舞，是班里的文艺骨干，后来和郑丽芳是同桌，丽芳温柔善良，不善言谈，是个内秀的女孩，体育上有特长，跳高跑步很有实力，运动会的积极分子。记得悦青作为班级第一名的自豪，立新的文质彬彬，素红的流畅的演讲，瑞芳婀娜的舞姿，桂红默默无闻地努力，巧凤体育比赛的飒爽英姿，世红的淑女气质，慧英的美丽聪明，柯英的善解人意，向煜的沉稳实在，海风的外向干练，冶凤的精致小巧，翠平的活泼可爱，林秀的玲珑剔透……那个时代，社会相对封闭，男生与女生是不说话的，靠悠远的记忆来描述各位同学，一定不会恰如其分，所以我对其他没有提及的女同学就缺少发言权了。

我们初52班2002年初中毕业20年聚会后，同学的友情日渐增温，原来有时在城街碰见还不好意思打招呼，现在我们增强了沟通了解，同学们家中有婚丧大事都能去帮忙捧场，彰显同学友爱之情，同学们在生活中有了忧愁烦恼也能相互倾诉，及时排遣释放，有了激动快乐的事情能共同分享，愉悦身心，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合作通过同学们的不断接触得以发扬光大，同学之间的真情是永远也说不完道不尽的啊！

《伙食故事》

1979年，和顺一中住校生的伙食费是每月定额9元，半月买一次餐证，学校还给家庭贫困的住校生每月补助1.5元—5元不等的助学金，不少家境贫寒的学子得以在和顺一中顺利求学，最终用知识改变命运并成为建设国家的人才。每天的伙食是份饭制，餐证用牛皮纸制作，有64K大，上面印着15天的格子，每天分早、午、晚，每打一次饭，管理事务的人在对应的格子里画一杠。当时，由于物资匮乏，供应紧张，我们的伙食与现在比起来的确不能同日而语。早饭是清澈的散面粥，米几乎粒粒可数，和玉米面糊糊差不多，吃得菜是土豆条或茴子白丝开水煮熟，撒些盐拌起来，土豆条在大铁锅里放的时间较长就开始氧化，颜色总是黑乎乎的；晚饭通常是更加清澈的玉米面粥或加盐的米汤里泡几根玉米面压条，又称“和子饭”。因此，上完两个小时的晚自习后，我们都是饥肠辘辘，家境宽裕的同学，家里能捎些干粮，无非是玉米面饼子（烘干的）或窝头，一般的同学，都自带炒面（玉茭豆炒熟后磨成的面，加盐和花椒粉）来充饥。班主任老师晚上查宿舍时，我们一般不会发出任何的声响，因为吃炒面时，既不能讲话更不能说笑，如违犯此规则，要么呛鼻子要么产生“喷雾”。午饭有点变化，两个窝头或一个蒸馍（相当于现在的三个馍馍）外加一碗汤菜隔天交替出现，常常期盼幸福的“馍馍时光”，最最难忘苦难的“窝头岁月”。偶尔赶上过节日或学校举行大型的活动（校运会之类），我们也能尝到少许的荤味。

也有炒面和干粮告罄之时，这时，我们就想到了“混饭”。经过集体考察酝酿，须派遣一位胆大心细、临危不乱的同学（基本上具备《红岩》中“江姐”的品质）去“混饭”，先把两个大碗紧紧地套在一起，夹在腋下，外表看很象一个碗，然后，装出一副诚实可靠的模样，递上餐证（同时口袋里还预备着一个餐证，以防万一），事务人员不加理会就画了杠，只要进入伙房，两份饭就端回了我们的宿舍。有时候，我们就干脆在餐证上抹上点蜡，打回饭后，把笔迹擦掉，再去打一份。但是，午饭轮上吃馍馍时，大师傅和事务管理人员的警惕性很高，个个都是虎视眈眈的神态，就象美国总统的贴身侍卫，不敢有丝毫的闪失，见此情景，我们也就不敢轻举妄动了。

有时，灶房的饭剩下了（多是早晚），大师傅就热情地告诉一声，男生们蜂拥而至，名曰“加饭”；做散面粥时，结在锅底的“锅巴”，往往也能成为我们的风味美食。

划餐证的工作一般由司务长张慧涛老师负责，（是我同学张国萍的父亲），时年四十五六岁的样子，张慧涛老师性格温和，勤于职守，待人热情，心怀大爱，曾帮助特困生张海珠渡过难关，顺利读完高中。另一位划餐证的老师是司务会计家住尧村的老刘大爷，华发满头，胡子拉碴，高度近视，戴着比啤酒瓶底还厚的眼镜，说话时嘴角的唾沫不断，学生们“混饭”时，都是趁着老刘划餐证时，不过，也不要低估老刘大爷，看似芝麻糊沾满的眼睛却时时刻刻充满了警惕性，往往“混饭”的成功率也不是很高的。

学生大灶的大师傅们，因为学生“混饭”、或打饭时给量的多少，也常与学生斗智斗勇或发生争执，白海水、张彦修、任海江、李栓丑等师傅差不多是四十来岁的中年人，一般与学生发生冲突不是太多，年轻气盛的刘庆祥、张占文师傅动不动就因为打饭时，把舀起饭菜的饭瓢或饭勺准备往学生碗里盛放前又抖了一下，导致饭菜量减少，与高中的男生们就有言语冲突或推搡之举，场面虽颇为热闹，但雷声大雨点小，大多时候都是不了了之，但帅哥师傅毛建国年轻貌端，是女生心目中的白马王子，与学生却相处融洽。不过，打饭时也偶尔会出现一些看情顾面的状况，李栓丑师傅老姐姐是我家邻居，来一中之前就认识我，每到轮上打菜时给我的勺子总是满满的，在中国这个人情社会存在此类现象的确在所难免。

在大灶房的南端，是又一个学生最为集中的地方——茶炉房，这里也是全校唯一的水源供应地，热水是分时段供应的，早午晚饭时及晚自习后，学生们打水时拥挤不堪，（住校生都买不起暖壶，直接用搪瓷缸打水），有倒在身上热水了、有踩了脚了、有把碗打了等等，叫声四起，热闹非凡，九京人李吉成师傅是学校的茶炉工，个子不高，结实敦厚，性格直爽，看见此种情况或学生浪费开水现象，就要大声批评一顿并立即制止。

我于1979年考入和顺一中初中52班，在此度过了三载春秋。1990年，我再次迈进母校的大门，是以教师的身份在母校工作，如今，我早已身为人师，与母校曾朝夕相处十四年。我经历过母校昔日的朴素、清贫、欢乐，目睹了母校今日的典雅、厚重、活泼。

一转眼，离开故土辞别母校已有一十二载，对于母校——和顺一中，迄今都充满了温暖的怀念和感激，是母校，开阔了我的眼界和心胸，培养了我的品位和觉悟；是母校，使我从一个农家子弟成为一名食俸举子，使我从一个懵懂无知的少年成长为一名播撒智慧的使者。

每当假期，我回故乡短暂休憩，路过母校——和顺一中时，才猛然发现十多年前记忆的模样已然陌生，就像长江的中华鲟必须回溯到上游产卵一样，我深潜的追念必定和母校息息相关且化为千千心结。

母校无数次依稀梦里，母校多少回晰显情衷，母校与我仿佛有着慈母与儿女那样血脉相牵的情愫，总也割舍不断。

那一段难忘的少年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