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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内出轨会对夫妻关系产生毁灭性的影响。不仅夫妻双方会对如何继续婚姻关系感到困惑迷茫，而且夫妻关系治疗师也表示婚外情是夫妻关系中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本篇文章提出了一种针对特定婚外情并基于夫妻治疗的概念模型。这种干预方式结合了认知行为疗法、并以理解为导向（insight oriented）、基于创伤以及强调原谅（forgiveness approaches）的方法来解决婚内出轨行为。除了这种专门为治疗婚外情建立的干预手段，还讨论了现有实证支持的夫妻疗法，如传统行为夫妻治疗(TBCT)和整合行为夫妻治疗(IBCT)。最后，从两项小规模治疗研究中得出了初步结论，这些研究证实了使用特定婚外情干预手段、TBCT以及IBCT治疗婚内出轨的有效性。

下文统一使用TBCT代表传统行为夫妻治疗；IBCT整合行为夫妻治疗

在美国，婚外情时常发生。在一项大规模研究中发现，约22%-25%的男性和11%-15%的女性报告他们至少有过一次婚外性行为(Lauman, Gagnon, Michael, & Michaels, 1994)。据估计，每一年都会有1.5-4%的已婚个体发生婚外性行为；在本研究的前一年中，男性婚外性行为是女性的两倍(Laumann 等，1994)。对婚姻关系破裂深入了解发现，40%的离婚女性和44%的离婚男性报告自己在已婚期间与他人多次进行性行为(Janus & Janus,1993)。

婚内出轨是导致离婚最常见的原因，会导致离婚率增加一倍 (Amato & Rogers, 1997; Atkins, Baucom, & Jacobson, 2001)。

尽管婚姻关系中婚外情普遍存在，但许多治疗师难以对婚内出轨行为充分概念化，以及制定有效的治疗方案(Whisman, Dixon, & Johnson, 1997)。目前，尚不清楚该领域是否需要发展出一种专门针对婚外情的干预措施，或现有的夫妻治疗方法是否能有效地帮助正在经历该问题的夫妻。本文的目的是讨论两种治疗婚外情的可能干预手段，并基于初步研究数据来判断各种治疗方法的有效性。由于这是新发展出的治疗婚内出轨的干预方法，我们主要强调由Gordon, Baucom和Snyder提出的方法 (Baucom, Gordon,& Snyder, 2005; Gordon & Baucom, 1998; Gordon, Baucom, & Snyder, 2004)，上述三位夫妻治疗专家为了帮助个体从婚外情的创伤中恢复过来，结合了认知行为夫妻治疗、创伤干预、宽恕干预和以理解为导向等治疗策略。此外，我们还将讨论行为和整合行为夫妻治疗在婚内出轨问题中的应用。初步研究结果会显示该两种治疗婚外情方法的有效性--特定婚内出轨行为干预治疗和普通夫妻治疗。

人际关系创伤中的婚外情行为：概念和治疗意义

临床观察和实证性调查表明，婚外情会对夫妻关系产生巨大而毁灭性的影响。未出轨伴侣会经常性地表现出强烈的情绪波动，对出轨伴侣的态度摇摆不定甚至愤怒；同时会产生羞愧、抑郁、强烈的无力感、受害者思维甚至被抛弃感等负面情绪( Abrahms Spring, 1996; Brown, 1991; Gordon等, 2004; Lusterman, 1998; Pittman, 1989; Reibstein & Richards, 1993)。

总的来说，未出轨伴侣的许多情绪、认知和行为反应都与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诊断标准相似。因此，将未出轨伴侣对婚外情的反应“概念化”为在人际关系创伤性事件的反应，有助于对这些困难案例进行界定和治疗 (Baucom 等, 2005; Glass & Wright,1997; Gordon & Baucom, 1998)。

创伤性反应的相关文献表明，当某事件违背了个体对世界和其他个体运作的基本假设时，个体往往会体验到情绪上的创伤( Janoff-Bulman, 1989)。此外，个体对亲密关系的某些重要信念会因婚外情被打破（如：伴侣是可以信任的、夫妻关系是安全的）。有关的创伤文献也表明，当这些基本信念被打破时，创伤性个体会产生显著的对未来不可预测感和失控感。因此，婚外情并不仅仅只是一件严重负性事件；同时，创伤性个体会体验到核心信念的崩塌，这些核心信念对个体的情感安全性十分重要。反映这种情况的常见表述包括:“我根本不了解你；你并不是我认识的那个人，我们的关系根本不是我认为的那样"或"这根本说不通，我不明白你怎么能这么对我；我以为我可以相信你的。”由于这种不可预测性和信任破裂，创伤性个体通常无法继续维持与其伴侣间的关系，即使对方不再出现婚外情行为。如果未出轨伴侣没有清晰认识到婚外情发生的原因，他们可能会认为伴侣会再一次欺骗伤害他们；在这种情况下，未出轨伴侣视出轨伴侣为“罪恶之人”，以至于对方的脸或声音都会是刺激物，引起未出轨伴侣的痛苦情绪反应，如焦虑、困惑、愤怒、抑郁和羞愧。

由于婚外情可以“概念化”为人际关系创伤，当考虑如何概念化和组织有效治疗方案时，创伤性反应和人际关系宽恕的相关文献是很有帮助的。基于创伤理论的治疗可以帮助来访者更清晰地关注创伤本身，并暴露在创伤记忆中，同时帮助他们重建关于世界运作的基本图式，并重新获得自身对事件的控制感( Resick & Galhoun, 2001)。有趣的是，新提出的宽恕干预疗法中都提到了这些话题，该治疗方法目前正逐渐被主流心理学所关注。研究表明，基于宽恕的干预措施旨在帮助个体重塑人际关系中与出轨背叛相关的认知，并对创伤发生原因深入探讨，从而提高未出轨伴侣对出轨伴侣的宽恕程度，同时提高个人和双方的心理功能水平 ( Freedman & Enright, 1996; Worthington, in press)。

与基于创伤的治疗方法相似，在大多数宽恕理论中，治疗的主要焦点是改变对出轨发生原因的理解或归因方式，并赋予出轨事件以新的意义(Enright & the Human Development Study Group, 1991; Gordon & Baucom, 1998; Rowe 等，1989)。尽管其中会存在一些差异，但大多数宽恕理论中对宽恕最终状态的定义相当一致，涉及到三个共同因素:（1）对出轨的伴侣和事件看法更客观、更平衡；（2）减少对出轨伴侣的负面影响，增加同情心；（3）放弃惩罚出轨伴侣的权利。

迄今为止，有关于创伤和宽恕的文献都强调针对个人进行干预。但从夫妻角度解决人际关系创伤时，仍有部分问题未解决，主要集中于如何最优地“概念化”康复过程，以及采取何种具体干预措施。为此，可以采用两种实证支持的夫妻治疗方法：认知行为夫妻治疗和以理解为导向的夫妻治疗。

认知行为夫妻治疗(CBCT)建立在基于问题解决的夫妻行为干预治疗的基础上，将伴侣的注意力引导到他们对彼此行为所构建的解释，以及对他们相互关系和总体关系的期望和标准 (Epstein & Baucom, 2002)。在夫妻十分需要时，认知行为干预提供的结构性、引导性的策略能够为他们提供重点和方向。

在夫妻可以探讨婚外情的意义或重新建立信任和亲密关系之前，他们首先需要控制情绪波动和破坏性交流（出轨事件揭露和发现的最初反应）的行为。夫妻需要以建设性的方式交流感情，并就与出轨事件无关人员介入程度、与孩子或其他家庭成员分享信息多少以及如何与对方交流等问题做出平衡的决策。此外，在探讨出轨行为中将婚姻关系置于危险的因素时，夫妻需要提高协商基本变化（他们如何互动以及处理他们婚姻中的日常挑战）的能力。认知行为夫妻治疗特别适用于达成这些治疗目标；然而，CBCT关注的是当前和未来，在处理这类夫妻关系留下了空白区。许多夫妻报告说，他们无法简单地把出轨抛在身后继续往前；他们需要对发生的创伤进行加工处理，解释过去发生的这些事情。

以理解为导向的夫妻治疗(IOCT)提供了专门的治疗策略，旨在帮助伴侣从婚姻关系发展历史的角度来了解当前的关系。使用IOCT时，治疗师将重塑伴侣间的从前关系和情感成分，以及感情上的满足和焦虑控制策略，将重点放在识别伴侣之间的冲突解决和应对方式上 (Snyder, 1999)。因此，这种夫妻治疗能够帮助伴侣更好地了解自己和另一方伴侣的情感发展经历、他们各自在过去的婚姻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他们的过去对现有关系的影响，这些都可能是导致发生婚外情的潜在风险因素。

发现这些人性的脆弱面可以促进伴侣间产生更多的同情和同理心。此外，随着相互间的理解不断增加，将其放于认知行为框架内，对出轨事件做出更加客观的归因并对结果进行叙述，同时将未来夫妻关系发展中需要进行的改变作为关注的焦点。因此，想要对婚外情进行有效的干预，可以将认知行为疗法与以理解为导向的疗法进行结合，提供一种强调影响和发展因素，同时平衡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治疗策略。

Gordon 和 Baucom（1998）建立了一个与创伤反应相似的宽恕阶段模型，该模型包含宽恕过程中的三个主要阶段：（1）处理出轨所带来的消极影响；（2）寻找出轨事件的意义或理解其为什么会发生；（3）从出轨事件中走出来以及继续向前。该治疗方法建立在宽恕阶段模型之上，并结合了认知行为、以理解为导向、基于宽恕以及创伤的干预方法，以此解决婚姻关系中的难题。这种治疗模式包括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与作者的宽恕模型直接相关。

考虑到处理出轨事件的第一阶段主要是处理事件带来的影响，在阶段一中的处理内容主要是采用认知行为治疗的方式处理出轨事件产生的直接影响（例如：情绪失调，抑郁，愤怒等，并在必要时进行伤害控制）。第二阶段的目标是帮助夫妇探索导致出轨伴侣出轨的近端和远端因素；因此，在第二阶段中治疗策略更注重以理解为导向，并结合认知重组策略，特别是对出轨行为的归因。最后，在第三阶段中，治疗师鼓励接受治疗的夫妻（1）强调宽恕；（2）重新了解彼此；（3）重新审视他们的关系；（4）决定他们是否以及如何继续他们的婚姻关系。此时，夫妻间要么立刻开始改善婚姻关系，要么着手准备离婚程序。在下文中将详细介绍每一治疗阶段的组成和即将遇到的挑战。虽然该阶段模型表现形式为线性方式，但我们的经验是，某些个体在特定时间内会表现出各种不同阶段的症状，并且在治疗后期阶段会出现较早阶段的症状（例如：在治疗过程中出现闪回并重新体验第一阶段的现象）。因此，临床医生应使用以下建议作为治疗的指导方针，使治疗方案能够灵活地满足特定夫妻的需求。

第一阶段：处理出轨事件带来的影响

评估

治疗的第一阶段包括对出轨事件影响的评估和管理。对夫妇进行相同的评估手段 (Epstein & Baucom, 2002; Snyder, Heyman,& Haynes, 2005)，评估夫妻关系中的基本要素（例如：满意度、沟通技巧和对婚姻的承诺水平）。此外，治疗的重点是收集夫妻的婚姻历史信息，并对导致伴侣出轨的事件和经历给予特别关注。此外，治疗师还需要了解未出轨一方是如何获知对方出轨、出轨事件是如何曝光以及当前夫妻处理该事件带来的影响等信息，知晓他们目前夫妻关系的优缺点。

对伴侣间任意一方的单独评估治疗也有促进作用。除了深入了解婚外情的状态和伴侣间对当前夫妻关系的承诺，个体治疗的重点是了解双方各自经历，尤其要将注意力放在那些因出轨可能产生改变的方面，如包括过去的关系模式、对婚姻的信念、父母婚姻历史和他们对婚姻的态度。治疗师还需探寻来访者隐藏的某些想法或事件（例如：出轨伴侣发生婚外情的目的），并进一步评估可能会导致的潜在问题，如自杀和暴力事件。治疗师应谨慎地为这些治疗进行适当保密，在治疗中若夫妻中某一方的秘密泄露都可能损害治疗关系。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告知来访者“个体治疗收集的信息以及问题会在之后的夫妻联合治疗中进行解决”来避免，但是治疗师必须要首先与个体讨论如何以及何时来做这件事。

第一阶段治疗成分。在完成评估之后，治疗师应对夫妻间的运作方式进行了充足的了解。治疗师需要为夫妻提供：（1）对导致出轨发生的原因进行初级概念化；（2）总结这对夫妻当前婚姻关系中面对的问题以及他们为什么会遇到这些问题；（3）一套合适的治疗策略。然后接受治疗的夫妻需要在治疗师的介绍下了解从出轨事件中恢复所必经的阶段和对创伤反应进行概念化描述。除了评估和反馈，治疗的第一阶段中包含五个基本组成部分：（1）边界设置；（2）自我保护技术；（3）中止和发泄技术；（4）情感表达技巧和对出轨事件影响的讨论；（5）处理闪回症状。

边界设置。当一对夫妻感觉婚姻关系失去控制并处于危机中时，设置健康边界可以帮助他们建立正常和可预测感。由于婚姻关系紊乱，治疗师为他们设定的边界或限制他们间的互动可以起到很大的缓解作用。未出轨一方经常因出轨方的出轨对象而产生强烈的负面情绪。第三方侵入婚姻关系以及生活是造成焦虑和安全感缺乏的主要原因。因此，对外界和与第三者的互动，设置坚固并清晰的边界非常重要。

首先，夫妻双方间的关系的处理必须以营造一种安全感并尽量将负面影响减至最低为目标。在处理婚外情的影响时夫妻间面临着一个重要的问题，即由于出轨而产生的负面情绪可能会渗透到夫妻关系的方方面面。即使在之前没有出现过问题的生活领域也可能会受到消极情绪的影响。例如，在负面情绪的影响下，一对曾经以身为优秀父亲或母亲而自豪的夫妻可能会在孩子面前激烈争吵。考虑到这对夫妻可能会发生激烈争吵且频繁地重提过往的负面事件，治疗师需对他们间的消极互动进行限制。对一些夫妻来说，这些限制内容包括他们何时、多久一次以及对出轨事件的哪些方面进行讨论。否则，某些夫妇会报告他们每天都浪费数小时来讨论出轨事件，反复重复相同的对话通常会导致消极、非建设性的互动。

使用有针对性的问题解决或决策策略(Epstein & Baucom, 2002)，治疗师应该在问题出现阶段帮助夫妻建立适当的限制和边界。重点是要强调这些解决方案可能只是暂时的，主要用于控制伤害程度。出轨方可能需要认同某些在婚姻中并不常见但在短期内非常必要的行为，从而帮助未出轨方重新获得控制感和安全感

，并以此证明出轨方对发生婚外情的懊悔。例如，如果妻子（未出轨方）因对丈夫行程问题而与丈夫争吵，那么丈夫要积极地与妻子核对直到妻子重新获得信任和安全感。

其次，为了让未出轨伴侣获得足够安全感并参与到治疗过程中，出轨方与第三者的交往界限十分重要。这一点很容易达成，只要出轨方同意与第三者拒绝来往。然后由于种种原因这种绝对性的终止联系很难实现。有时即使出轨行为被发现，出轨方仍不愿终止与第三者的所有来往；有时因各种原因使得终止来往并不现实，至少无法立即实现（当出轨方与第三者在一起工作时）。有时，尽管该第三者被告知应停止这种行为，但其仍会继续与出轨方联系。因为重建信任是治疗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治疗师会鼓励出轨方诚实地陈述目前愿意与第三者设定何种程度的界限，应如何执行下去，以及对未出轨方获知其与第三者接触方式达成协议。夫妻是否同时设置与第三者来往的界限以及界限的程度如何十分重要，尤其是第三者坚持介入这段婚姻关系时。从我们的经验来看，与第三者持续互动会给未出轨伴侣带来明显的伤害并且破坏夫妻双方本来可以取得的进展。

自我关注技术。如前所述，出轨带来的情绪后遗症包括焦虑、抑郁、羞愧和低自尊。因此，这一治疗阶段的另一个主要的目标是帮助夫妻双方更好地进行情绪的调整，从而更好地应对出轨后产生的一系列问题。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身体保健，包括正常饮食、睡眠、减少咖啡因摄入量和锻炼等；（2）社会支持，注意是否适合向他人透露某些细节；（3）精神支持，例如冥想、祈祷，如果与伴侣的信仰体系相同，也可以与信仰导师（如神父）交谈。

中止与发泄技术。考虑到在这个阶段伴侣之间存在强烈的消极互动，大多数夫妻需要某些策略来帮助他们在情绪爆发时从中抽离出来。所以引入中止（time-out）策略，同时伴侣需要了解该策略应怎样以及何时使用，以及如何使用更有效率。此外，治疗师需要引导伴侣建设性地使用中止技术，而不是利用中止时间来思考如何进行反击。例如，通过非攻击性的体育锻炼来发泄紧张情绪或使用放松策略让自己平静下来。

讨论出轨事件的影响。对未出轨一方来说，他们的共同需要是向出轨者表达自己是如何因出轨事件而受伤害或产生负面情绪（如愤怒）的。这种需要既带有惩罚性，又是一种保护功能。因为其惩罚特性，该种讨论可作为一种建设性沟通方式来证明出轨行为是错误的，确保出轨方会因自己的出轨行为感到内疚或不适。一般来说，伴侣间的交流会因为对出轨方的愤怒和过度指责而变得紧张和复杂，导致出轨方会的抵触，这会阻碍其同情未出轨方由于背叛而造成的痛苦情绪。因此，受害方感受不到被倾听，造成伴侣间的消极互动循环。

目前的治疗方法是通过三种方法来阻断这种循环。首先，教导夫妻使用合适的情感表达技巧来进行讲述与倾听，便于未出轨一方更有效地讲述自己的感受，出轨方更有效地证明自己正在认真倾听(Epstein & Baucom, 2002)其伴侣的想法。其次，夫妻要认识到这一步骤的必要性。出轨方需要了解自己看待出轨事件的视角可能无法被伴侣理解以及赞同，除非未出轨方能够切身体会到出轨方已真正理解自己的感受并对出轨行为认真的反思，并且对自己给婚姻关系带来的负面影响而感到后悔。最后，未出轨方需要通过写信方式表达对出轨事件的内心感受和反应。在得到治疗师的反馈后，这封信会被修改并在治疗中读给出轨方。在这个过程会使未出轨方用更平静的方式去思索自己的反应，然后通过一种更平静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感受，而无需采用攻击或辱骂的方式，这样更有可能被出轨方所接受。

应对闪回。第一阶段的最后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如何解释所谓的闪回现象，以及制定处理闪回现象的治疗计划。如前所述，对出轨事件的反应与创伤性反应十分相似，而且双方都可能体验到“再次体验”的症状。

例如，妻子可能会在电话账单上发现陌生的电话号码，这可能会让她想起第三者的陌生电话并引发有关于丈夫婚外情记忆大量涌出。如果丈夫没有意识到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其妻子的情绪可能会反复无常，反过来又会使丈夫质疑夫妻关系的恢复进程。在进行夫妻治疗时，治疗师需要解释在这种情况下闪回出现的原因以及如何处理该种情况。例如，治疗师可以解释：

当个体曾经发生过婚外情，会使其伴侣对那些直接或间接提醒自己出轨事件真实存在的事物变得极度敏感和被动。这就是为什么电话账单上的奇怪数字和在餐馆里与伴侣吃的食物都很容易让你分心。此时，未出轨方可能已经开始将某些经历、记忆、物体等与创伤性事件联系在了一起。这种联系每天都会在我们身上发生，你有没有过闻到某种味道使你想起过去的经历？例如闻到粉笔灰的味道就会立马想到小学时期？一些“无辜”的物体、气味或者声音都可能立即引起未出轨伴侣对创伤性事件的回忆，然后产生强烈的情绪反应，这称之为闪回？

我们提供的手册中包含解决闪回现象的指南。在这些指南中，夫妻可以习得如何将当前令人不愉快并引发不恰当反应的事件和那些过去的情感、图像和记忆区分开来。

阶段二：检查出轨行为发生的背景

探究导致出轨事件发生的潜在因素。第一阶段解决情感混乱后，第二阶段的治疗重点是帮助夫妻探索了解出轨事件发生的背景；也就是说对出轨行为仔细分析，进行实际、客观的归因。这是治疗的一个关键环节，通常占用时间最多。考虑到夫妻和婚姻关系都因出轨事件而造成负面影响这一基本假设，夫妻双方只有对婚外情发生的原因进行全面深刻的理解后才能继续下一步。对出轨行为的归因或解释可以帮助夫妻决定是否继续维持婚姻关系、需要进行什么改变或是否要结束婚姻关系等问题。

第二阶段中需要讨论的因素包括：（1）关系因素，如沟通困难或与对方相处时间不足；（2）外部因素，如工作压力、财务危机或与对方父母的冲突等;（3）出轨方因素，例如其对婚姻的信念以及其发展史；（4）未出轨方因素，如其成长史或人际关系技巧。对夫妻来说，最后一点可能是最令人难以接受的，因为这似乎将出轨责任归咎于未出轨方。在这一点上，夫妻需要了解导致出轨行为的发生背景和出轨是谁的责任间存在重要的区别。在这种治疗中，出轨者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更重要的是要了解他们发生出轨行为的背景(Allen等，2005)。

探讨出轨行为发生背景的治疗通常以两种方式进行。以夫妻双方的人际交往技巧水平和他们倾听和理解对方的动机为依据，当他们试图了解可能导致出轨事件发生的众多因素，可以采用夫妻间结构化访谈的形式进行治疗。治疗师在必要时需要强制介入并强调某些观点，重新解释歪曲认知。如果夫妻间的沟通能力薄弱、伴侣一方防备心较重、或某一方很难理解对方的立场，那么治疗师需要安排一种类似单独访谈的治疗小节，伴侣一方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情绪，另一方倾听并偶尔对另一方伴侣表达的内容进行总结。

治疗师也会在伴侣对他们个体历史的报告和对伴侣关系间的问题报告中找出某种模式和相似处。在这种探索中，主要参照以理解为导向的治疗方式。了解过去的需求和愿望如何影响个人的选择，是理解为什么有些个体会出轨以及未出轨方会如何回应出轨事件的关键因素。通常，选择出轨作为解决当前问题方法的行为受到个体过去使用过的应对策略或发展需求的影响。例如，一名女性在青春期早期和成年后多次遭到性排斥，因此认为自己是不可爱或不受欢迎的，尤其容易选择出轨性行为来解决在婚姻中遭受的被拒绝和抛弃的感觉。指导出轨夫妻去探索这些问题可以帮助他们更深入地了解彼此的弱点，并有助于促进他们之间更大程度的同理心和同情心。

第三阶段：继续婚姻关系或准备离婚

对出轨事件进行总结和表述。在这一阶段，治疗师的首要任务是帮助这对夫妻将他们在第二阶段收集到的不同信息整合成一个连贯的故事，以解释出轨事件是如何发生的；也就是说为出轨事件发展出一套完整而丰富的归因。这一任务至关重要，因为了解出轨事件是如何产生的，是对每个人和他们之间的关系发展进行新假设的核心

。

将他们在第二阶段讨论的内容整合在一起的任务可以通过几种方式完成。首先，治疗师可以向这对夫妇解释这是接下来的一项任务，并让每一位伴侣尝试“把一切都放在一起”来为下一次治疗做准备，强调以下几个方面：（1）关系问题；（2）环境问题；（3）与出轨者有关的个人因素；（4）与未出轨方有关的促成事件发生的背景。然后这对夫妻和治疗师将在下一次治疗小节中进行充分讨论。作为另一种选择，治疗师要求伴侣双方为下一次治疗写一封信（与前文中第一阶段使用的方法类似），每个人都要以一种更完整更平和的方式来描述他们对相关因素的理解。作为由对婚外情的讨论而出现的这些问题，治疗师要与夫妻双方讨论他们婚姻关系中的哪些方面可能需要额外积极关注以及如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从而帮助他们避免在未来继续出现婚外情行为。在这方面，治疗开始从关注过去--转向关注现在和未来。在这一点上，这些干预措施类似于认知行为夫妻治疗中使用的常用策略，即夫妻双方关注的是当前和未来的关系(Epstein & Baucom, 2002)。

对宽恕的讨论。有四个主要的方面需要与夫妻进行讨论：（1）对宽恕模型的描述；（2）对宽恕的共同信念；（3）宽恕或不宽恕的结果；（4）解决问题，宽恕和继续生活。Gordon 等人提出了三阶段宽恕模型，然后治疗师将这一过程与婚外情夫妻刚刚完成的任务内容进行对比。然后将讨论的中心放在这对夫妻对该模型的反应和他们关于宽恕的理解。举例来说，夫妻们常报告很难原谅对方是由于自己心中对“宽恕”的信念，认为原谅伴侣的出轨行为是懦弱的或说明婚外情是可以被接受以及被原谅的。通过探究一个人是否会选择原谅并适当地让他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从而矫正这一信念，也许能够使夫妻发展出一种新的宽恕概念，更有可能实现宽恕目标。因此，在这一阶段的治疗过程中，治疗师会帮助夫妻对自己关于宽恕的标准、假设和预期进行认知重组。

探究影响婚外情夫妻决定继续婚姻关系的因素。在这个治疗的最后阶段，治疗师鼓励夫妻使用他们在治疗中所学到的东西来判断自己的婚姻是否健康。换句话说，宽恕并不意味着和解。因此，那些成功达成宽恕目标的夫妻，可能仍会根据他们对婚姻关系的新理解决定解除婚姻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夫妻之间最好能够分开，才不会对彼此产生强烈的愤怒和怨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首先鼓励夫妻双方单独思考一段时间，然后在治疗小节中一起讨论--该系列由治疗师设计来帮助他们评估婚姻关系问题。这些问题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每个人是否愿意、是否能改变自己来保护这段婚姻并使婚姻关系健康发展；他们是否能够作为家庭的重要成分有效协作，以及他们是否愿意与婚外情有关的外界互动方式做出必要改变（如：工作模式、与他人互动的方式）。

在第二阶段结束时，伴侣可能认为导致出轨发生的关键因素无法解决，最好的决定就是结束这段婚姻然后单独生活。当伴侣中的任一方在仔细考虑所有相关信息后得出继续婚姻关系不符合他们最佳利益的结论时，治疗师的工作是帮助他们用一种最平和的方式来解除婚姻关系，对他们自身、孩子以及其他家庭成员和朋友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当出轨事件发生时，每对夫妻都会面对独特的挑战。在与婚外情夫妻治疗期间，临床医生应该注意一些常见的复杂因素。

精神病理学

就像大多数夫妻治疗一样，严重的精神心理症状（精神病理学）是一个较差的预后指标

(Snyder & Whisman, 2003)。当出轨方是由于反社会人格或自恋特质，或是认为自己可以凌驾于于社会规范和道德之上而发生的出轨行为时，出轨问题就会显得尤为严重。这样的想法会告诉未出轨方，出轨方存在再次发生出轨行为的倾向，尤其是他对出轨行为并不感到后悔或对当前行为过度辩解。在这个例子中，治疗目标是确保未出轨方对这种行为模式有充分认识，并有能力对是否继续婚姻关系做出正确决定。

未出轨方的个人心理问题也会使治疗变得复杂。某些未出轨方预先存在情绪管理问题会使问题更加复杂化。对这些案例的干预过程会因为这些负面影响变得困难，因为这些负面情绪不仅会影响治疗过程和婚姻生活。如果未出轨方常常挣扎于负面情绪中，那么第一阶段中描述的治疗策略可以有效处理这些情况。由于夫妻中的一方或双方长期无法进行合理的情绪管理，对此发展出一个基于夫妻情绪管理的干预疗法来解决该问题。

情感舒适

并不是所有出现出轨行为的夫妻都会表现出混乱、情绪化、消极的互动模式。事实上，研究发现夫妻间回避冲突的行为模式与出现婚外情紧密相关

。即使当出轨行为被发现之后，这种回避解决冲突的态度仍会持续下去。这样的夫妻可能在没有解决关键问题时就同意彼此原谅，尤其是当出轨事件已经结束时。第一阶段的干预措施中已经讨论了应对这种不适感的具体策略。然而，在第二阶段的治疗中解决该问题的发展根源也非常重要，尤其当回避冲突是导致出轨发生的主要原因时。通常，这些个体曾在过去有过直接或间接的相关经历--冲突引发强烈的情绪变化带来可怕或极具破坏性的后果。因此，治疗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探讨恐惧和持续回避行为的后果，并为表达负面情绪创造一个明确、安全的环境。

承诺水平

对婚姻关系的高层次承诺水平可能使夫妻在治疗过程中更加努力配合，更愿意投入情绪和情感，即使这种情绪和情感有一定的风险性。对婚姻关系最初的矛盾心理并不一定就预兆着治疗失败。在治疗开始时出现的矛盾心理并不能否定夫妻试图改善和理解他们间关系的能力以及愿望。为了能正确决定是否继续婚姻关系，夫妻必须要充分地提出各种问题，将这种矛盾心理“框架化”对恢复正常情绪和感觉很有帮助。

另一方面，随着治疗进程的发展，人们发现出轨行为与对发展亲密关系的恐惧或害怕受困于一段稳定关系中的焦虑有关。依恋心理学家描述了一种以接近--回避为主要特征的依恋模式 ( Hazan & Shaver, 1987)；接近--回避依恋模式的个体一边需要更亲近的亲密关系，另一边在某种程度上又恐惧这种亲密关系，他们很难在长期亲密关系中获得安全感。因此出轨可以作为一条建立伴侣间安全距离的途径 (Allen & Baucom, 2004)。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在夫妻关系恢复之前对出轨者的该问题进行辅助治疗。

出轨模式的差异

同一个体对一夜情与长期感情与身体出轨的婚外情反应不同，不同类型的出轨事件对夫妻关系的存续有不同的影响。此外，Glass和Wright(1985)的实证研究发现，情感和性行为都存在的婚外情比单纯情感或性出轨类型更能够预测伴侣间的较低的关系满意度。情感与性出轨并存的婚外情会对夫妻双方的关系造成更大的破坏，并且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步骤来处理相关问题。

同样，重复存在的出轨行为也会对治疗产生影响。如果未出轨方已经多次经历过类似创伤，那么出轨者的悔恨和以后会好好表现的声明都会显得空洞无力。另外，未出轨方在承担情感风险的基础上重建信任和亲密关系的过程会变得更加困难。事实上，治疗师的任务是帮助未出轨方对自己是否需要承担这些风险进行评估，也就是说，为未来提供切合实际的预期。在这样的情况下，未出轨方仍可能从婚外情的创伤中恢复，但他们可能需要评估与一个易发生出轨行为的伴侣继续保持婚姻关系的潜在风险和好处。

最后，将这一模式扩展到出轨事件正在发生的夫妻中，第一阶段中的干预需要出轨方停止与第三者继续来往，作为继续进行干预的基础。通常，出轨方不愿意结束持续了一段时间的婚外情，这种恋情既能带来情感上的亲密也能提供身体上的亲密，尤其当现在的婚姻出现情感疏远和冲突时。要求出轨方立刻终止与第三者的联系，完全有可能过早促成出轨方终止治疗以及婚姻关系的决定。同时，重要的是治疗师要清楚说明无论是情感或身体上出轨行为的延续都会阻碍夫妻关系恢复稳定性，以及评估他们能否在未来重建信任和亲密关系

。因此，在涉及到正在发生的婚外情时，治疗师应该：（1）在中间人参与的基础上，出轨者答应限制或中止与第三者的交往；（2）建立初步时间表慢慢结束与第三者之间的联系；（3）在过渡期间，协助伴侣双方制定如何互相交流、以及如何与外界第三者互动的具体规则。

之前的讨论描述了一种专门针对出轨行为的干预方法，包括认知行为夫妻治疗、以理解为导向的治疗、创伤干预模型以及宽恕疗法处理婚外情；也可以在现有的夫妻治疗方法的背景下处理出轨行为。在大多数夫妻治疗研究中，采用典型的治疗方式来解决出轨行为，而无需对婚外情采取特别的“概念化”或干预措施。因此，重要的是要考虑传统夫妻行为治疗（TBCT）或TBCT的进一步发展，例如整合夫妻行为治疗在治疗出轨行为上是否有效，而无需特殊考虑Gordon, Baucom和Snyde之前针对出轨行为的干预(IBCT; Jacobson & Christensen, 1998)。

TBCT (Jacobson & Margolin, 1979)源自行为和社会学习理论，治疗的重点是教授夫妻双方多种行为技能，例如沟通和解决问题，以解决他们婚姻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当出轨行为发生时，TBCT会让夫妻们交流互相之间对出轨事件的看法以及担忧，并明确在行为上需要改变的地方。通过了解自己和伴侣之间需要作出什么改变来解决问题，会提高夫妻的婚姻关系满意度。从TBCT的角度来看，任何关系问题（几乎）的治疗逻辑均类似。

Christensen和Jacobson (2000;Jacobson & Christensen, 1998)通过强调情感接纳，提出了基于行为夫妻疗法的IBCT。IBCT是针对夫妻关系中存在问题一个治疗模式。这一模式强调每个伴侣的易感性、伴侣差异引发个体易感性、伴侣之间协调差异的消极互动模式以及这些互动所带来的两极化影响，如果一旦处理不善，这些都会使得问题恶化。IBCT的一个核心假设，即所有夫妻间都存在真正差异，且这些差异不易改变，而伴侣对这些差异的情感反应，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每个人的易感性--这可能比差异本身更加严重。因此，干预的重点是增加对夫妻彼此差异的接纳。

除了使用之前描述的促进行为改变的典型行为干预措施，

IBCT主要采用了三种策略来促进伴侣间的接纳：加入同理心、认知解离和保持宽容(Christensen & Jacobson, 2000; Jacobson &Christensen, 1998)。增强同理心，IBCT治疗师可能会发现伴侣在某个方面存在潜在负面情绪反应，这时应鼓励他们表达和阐述这些负面感觉以及情绪，并对这些反应示以同情。因此，治疗师试图在伴侣之间建立同理心。在认知解离过程中，治疗师帮助他们从问题中后退一步，并对问题保持较少的主观感情色彩和更客观的态度。例如，治疗师可能让这对夫妻努力描述（而不评判）他们共同的经历过程，找出造成矛盾的交流模式。在建立宽容态度策略中，治疗师会帮助夫妻记起他们个体差异带来的积极面和好处，以及负面影响。治疗师鼓励夫妻无论在治疗小节期间还是在家中，都要有意地对他们问题性的互动进行觉察，以便于更清楚地意识到各自的行为和沟通模式，降低敏感性，客观看待问题，变得更加宽容。

IBCT治疗师在与发生出轨行为的夫妻面访时，首先收集各种信息来了解他们生活中的挣扎和痛苦，并对其形成一套正规的体系。毫无疑问，出现婚外情的夫妻必然会有某种特殊的经历或经历某些必要的阶段。尽管许多夫妇可能会经历上一种模式所描述的阶段，但在IBCT中并没有预先的阶段假设。对一些夫妇来说，婚外情可能不会对自身造成伤害，但会产生很多其他问题。例如，当夫妻中的丈夫因为自己存在婚外情行为，缓和了对妻子婚外情行为的情感反应，他最关心的是妻子出现婚外情是不是意味着她即将离开他。在另一个例子中，一位妻子怀疑她的丈夫可能存在婚外性行为，但是她主要关心的是丈夫是否在外边染上什么传染病（如性病或艾滋病）。当然，IBCT治疗师需要确保夫妻的初次陈述不会掩盖住更严重的问题。例如，妻子可能会对丈夫的轻率行为示以漫不经心的态度，因为她觉得自己无权抱怨或恐惧丈夫抛弃自己。

一旦IBCT治疗师将伴侣间存在的问题规范化，他们会使用先前提到的策略来解决每个伴侣的情绪弱点和反应，减缓情绪两极化作用。例如，如果妻子因丈夫出轨而遭受精神创伤，并且她过去也曾有过类似经历，那么她会尤其痛苦，IBCT治疗师会使用增强同理心来帮助她表达她的负面情绪和痛苦，并使其丈夫了解。然后。IBCT治疗师也会敏感地体会到丈夫的负面情绪，但不会将他的痛苦放在首要位置或在两者之间建立所谓的痛苦平等。如果夫妻二人均属于消极互动模式，妻子可能会急于想要谈论婚外情，而丈夫会以含糊的态度回避这些讨论。IBCT治疗师将使用认知解离的方法来帮助这对夫妇认识到这种负面的消极互动模式是如何造成问题的升级。增强夫妻间的同理心会显著加强伴侣间的亲密关系；认知分离是令彼此明白造成冲突持续的问题沟通模式。

有关出轨夫妻干预的初步实证发现

正如所看到的，在处理出轨行为时IBCT的治疗方式与Gordon等人采取的特殊干预手段有重叠之处。与此同时，IBCT是作为一种解决普遍人际关系问题而发展并普及开来的，因此并不存在Gordon等人的模型中针对出轨行为的详细干预措施。目前尚无大规模的随机试验来评估Gordon等人对婚外情行为的干预措施、TBCT或IBCT的治疗效果，也没有直接对这些干预措施进行比较。然而，有两项初步研究揭示了这些干预措施的有效性，以此来帮助那些经历过婚外情的夫妻。

这两项调查的研究方法细节将在别处具体描述。针对出轨行为的干预，可以查阅Gordon等人的研究(2004)；关于TBCT和IBCT的治疗结果调查，读者可以参考Atkins, Eldridge, Baucom, Christensen(2005)和Christensen(2004)等人的研究。简而言之，在Gordon等人进行的针对出轨行为的干预中，是通过电视新闻、电台采访和报纸广告等方式招募已婚夫妻被试。接受调查的夫妻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即在过去的一年中经历过一次婚外情。因此，最后选中的夫妻被试都具有因出轨导致强烈负面情绪的特点。最后，9对夫妻被分配到针对婚外情的干预组中，干预次数可持续多达26次。本次调查中没有建立对照组。

在 Christensen等人进行的试验中，目的是为了比较TBCT与IBCT治疗一般人际关系问题的效果，共134对夫妻参与了随机临床试验，，其中有19对夫妻报告有过出轨行为。该调查更重要的目标是比较IBCT和TBCT治疗关系冲突的相对有效性；在这种情况下，夫妻被试被随机分配到上述两种治疗组中。这些夫妻之所以被选为被试是因为夫妻关系紧张，而不是因为曾出现过出轨行为，研究中的19对夫妻曾经历过一次婚外情，这发生在治疗开始时或者治疗过程当中。正如Atkins等人所描述的，这19对夫妻是从更大的样本中选择出来的，以评估夫妻治疗对出轨行为夫妻的治疗效果。因为样本较小，所以无论是IBCT或TBCT组，最后都将夫妻二人的治疗效果整合起来作为最终的治疗效果进行评估。如Gordon等人的调查，夫妻最多可接受26个治疗小节。

鉴于这两项调查都涉及大量的结果措施，为了达到当前目标，我们强调一系列微小的措施，以及这些干预措施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关系的缓解和个体功能的改善。这两项调查中都包括《全球婚姻满意度调查问卷修订版》(Snyder, 1997)，作为婚姻适应的总指标。为了评估个体的整体心理症状，Gordon等人使用了简要症状量表(Brief Symptom Inventory ；Boulet & Boss, 1991)，Atkins等人使用了Current Symptoms subscale of the Compass Outpatient Treatment Assessment System (Sperry, Brill, Howard, & Grissom, 1996)。为了评估抑郁程度，Gordon等人使用了贝克抑郁量表(Beck, Rush, Shaw,& Emery, 1979)，而Atkins等人使用了Depression subscale of the Compass量表。

由于这两项调查中样本量很小，无论在前测或后测中都无法使用推理统计来评估功能变化。从夫妻治疗开始到结束的一个标准单位变化即是团体内部效应值。它用标准差单位来衡量，反映了后测相对于前测的变化水平。效应值指后测值的平均数与前测值平均数之间的差值，并除以合并的标准差。对每种治疗条件的效应值进行计算，并对小样本偏差进行校正 (Hedges & Olkin, 1985)。虽然对大多数夫妻治疗的结果调查都是针对性别（男性和女性），但出于当前目的的考量，区分出轨者和未出轨方的治疗效果似乎更合适。也就是说，我们需注意到出轨方与未出轨方是否存在不同的结果模式。

团体内部效应的大小如表1所示。关于对婚姻功能的影响，Gordon等人和Atkins等人的研究表明，未出轨方症状均有显著改善；然而出轨方的治疗结果不尽相同。在Gordon等人的研究中，出轨方在婚姻满意度方面并无显著变化，而在Atkins等人的研究中却呈现出显著变化。在解释这些发现时，需要考虑这两项调查的目的和被试选择标准并不相同。在Atkins等人的研究中，夫妻被试的特点是婚姻关系紧张并感受到严重痛苦情绪，而治疗重点却是缓解不和的婚姻关系。目前的研究结果与Atkins等人分析一致，表明IBCT和TBCT能够有效的改善那些出现婚外情夫妻的负面情绪和痛苦状况。另一方面，Gordon等人选择被试的标准是最近发生过婚外情事件的夫妻，而不是本身婚姻关系不和的夫妻。虽然未出轨方在治疗开始时因出轨行为产生强烈的负面情绪和痛苦，但出轨者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痛苦情绪，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在治疗过程中婚姻关系满意度并未出现显著改变。

当检测个体的心理痛苦时，两项调查研究的结果模式不同。在Atkins等人的研究中，无论是未出轨方还是出轨方都没有在前测中表现出明显的心理症状或精神病理状况，在治疗过程中，无论是普遍症状还是抑郁症都没有什么显著变化。相比之下，在Gordon等人的研究中，两组伴侣在治疗开始时就表现出更多的个体心理症状。这很可能是被试选择标准的不同导致的。在Gordon等人的研究中，夫妻们寻求帮助是由于最近发生的出轨行为导致人际关系创伤。先前的研究结果表明，因为这种心理创伤而寻求干预的夫妇可能会出现个体痛苦情绪 (Beach, Jouriles,& O'Leary, 1985; Cano & O'Leary, 2000)。研究结果表明，针对出轨行为的特殊干预对于减轻未出轨伴侣的一般心理症状十分有效。此外，还可中等程度的缓解出轨方的抑郁症状。人们通常会把注意力集中于未出轨方因出轨行为而遭受的痛苦，但研究发现告诉我们，出轨者也可能会感受到明显的负面情绪。

由于样本量小，两项调查的被试选择标准和焦点均不同，在随机对照研究中并没有直接比较针对婚外情的特异性干预和IBCT或TBCT的干预效果，因此难以对这些不同方法的相对疗效进行比较。相反，这些发现只提供了治疗出轨行为夫妻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首先，表达夫妻间产生的问题或寻求夫妻干预的原因很重要的。某些夫妻会由于近期发生的婚外情事件产生强烈的痛苦情绪，想通过寻求治疗来帮助他们度过这段痛苦的经历。Gordon等人的小样本研究结果表明，出轨者在并不一定会产生痛苦情绪，反而是未出轨方更有可能产生强烈的负面情绪。当伴侣双方都正遭受痛苦的情况下，应当高度重视出轨事件；一方或双方表现出创伤性症状反应越多，对出轨行为的干预可能就越有效。

另一组夫妻寻求基于夫妻的干预措施，因为他们现在或曾经已经历过婚外情行为，他们在婚姻关系中体验到强烈的负面情绪以及痛苦。另外，Atkins等人 (2005)报告，在同一个样本被试中，在治疗开始前，出现出轨行为的夫妻比那些没有经历过婚外情的夫妻显示出更剧烈的负面情绪以及痛苦程度。与没有婚外情的夫妇相比，婚外情夫妻治疗反应更明显。因此，对那些寻求治疗婚姻痛苦的夫妻以及曾经或正在经历婚外情的夫妻来说，可以使用现有由实证支持的干预措施，如IBCT和TBCT。

考虑到（1）Gordon等人的针对婚外情的特殊干预（也适用于更普遍的人际关系问题）没有对那些寻求治疗的夫妻（婚姻痛苦，有过出轨史）进行评估；（2）虽然IBCT和TBCT并没有专门针对出轨夫妇进行治疗评估，但对这些不同婚姻情况的夫妇各自推荐不同的治疗措施还为时过早。在现有数据的基础上，研究结果前景良好，并且能为临床医生提供了处理出轨行为以及如何处理更广泛的人际关系问题和个体痛苦的建议，。

正如我们在这篇文章开头所指出的，婚外情是夫妻和治疗师所经历的最痛苦、最复杂的问题之一。在临床和实证研究上我们仍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本篇文章为读者理解和概念化出轨行为提供了一种方法，也为遭受婚外情的夫妻提供了一些建议。

作者：王翼心理工作室（WXID：wypsyc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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