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八十一年祭：
程万军：七七事变之万劫不复
历史上，中国与日本有四次战争：大唐白江海战、万历朝鲜战争、甲午海战、八年抗战。
前两次战争对中国历史的走向影响不大，而后两场战争则严重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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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所公知，甲午战争结束后，中国真正进入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具有两千岁高龄、僵而不死的中国封建政治制度，也是甲午战争撬动的。如果说英国人发动的鸦片战争还没有让清人清醒过来，那么，中日战争则彻底扯去了老大帝国遮羞布。正因为甲午战争的惨败，中国朝野上下才正式直面富国强民的根本——政治体制这道“过不去的坎儿”。
可以说，没有甲午战争，就没有戊戌变法，也就当然谈不上后来中国青年的留日潮，以及以留日生为主力、以东京为大本营、推翻中国两千年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这是日本主动对中国发动战争、为中国带来的唯一一次“反转身”，实可谓“痛定思痛、知耻后勇”。
接下来日本是日本全面侵华、中国全面抵抗的八年抗战。
在日本决定发动全面侵略战争时，一手举起“同文同种”，一手举起“大东亚共荣”两块招牌，其实仍显示出日本文明的优越感。很多日本学者鼓噪，“中国应交给日本管理”。诸如日本历史学者桑原骘藏发表《关于日支共存共荣》一文，文中认为，汉民族是唤不醒的睡狮。
“沉睡的狮子过几十年还是睡不醒的狮子，终究不会觉醒。……四千余年来的长梦，在今天还没有充分唤醒。”
他的同事内藤湖南说得更不留情：
“中国乃世界最古老国家……由于数千年来其周围几乎没有可与之竞争、将其磨砺之别的国家存在，也就像旷野中的独木自在地成长，充分发展，即使没有受到外部之害，由于树木本身的生命周期，也会在内部出现空虚……中国作为长期孤立的国家，因其内部滋生的弊端，而逐渐趋于老衰，而从老衰恢复过来，靠树木自身的活力来做到，是难乎其难的。救济它，必须以外部之力去其腐败、或切除其寄生之木才行。”
桑原骘藏将“保守”“文弱”“猜疑”归纳为汉民族的三大属性，并认为三大属性已经根深蒂固，成为民族性，并没有因为民国的到来而出现根本性改变。
还有一些比桑原更激进的日本学者认为，现在谁都在轻视中国，就是因为中国贫弱，汉民族品格心性“优柔惰弱”，这个样子的中国人只能于“欧人”面前尽其屈辱。而“忠孝义勇、廉洁高雅”且对“外来先进文明敏感”的日本人，理应去改造中国人，承担改良东方人种的“重任”。
桑原骘藏、内藤湖南发表此论时，民国北洋政府已经退出政治舞台，中国进入国民政府时期，可以说，比起北洋时期，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国从政治制度到国力已经大大跃进了，但为什么日本学者依然不看好此时中国认为没有日本的介入，中国的革新就无法实现呢？
剖开日本学者恶评中国的表面，其实深层是另有玄机的。任何话语都不能脱离时代背景孤立存在，日本学者们说这句话时，一个无法忽视的时代背景是：日本的军国神话正如日中天。刚刚赢得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的日本，已经无可置疑地成为亚洲老大，东方一哥。凡涉远东外务，国际都要看日本脸色说话。作为东方世界在西方人面前的骄傲，日本当然不满足于左右远东外务，邻国的内务它都要染指，这里，当然就包括介入中国事务。
从大历史视角解读观察，日本学者的一切高论，都可看做是为日本全面吞并中国做理论准备。新生国民政府还未长大，此时中国国力仍远不及日本。而强劲的邻国是不养邻国的，给不了中国太长的成长时间。胃口和耐心是呈反比例生长的，随着胃口的扩大，耐心逐渐缩小了。
于是乎，日本就极力在国际散布这种论调：中国无论官民，都不能成为革新的力量。中国靠自身，不可能实现民族复兴，必须外力介入。说白了，就是日本去统治中国才行。
今天看日本学者说这些话，如果仅是促就中国文明进化，像辛亥革命那样支持中国，当然不是坏事。然而，关键是中国当时已经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从政治制度上并不落后于日本，况且民国政府已经去旧迎新，虽然中国依然有这样那样的痼疾，但国民政府取代北洋政府，毕竟是历史一个进步，只是需要一个成长期，如果硬说中国此时离开日本指引的变革，就与历史发展趋势不合，华夏民族的复兴就没指望，那么就不能不令人怀疑，日本这个昔日“中国革命的助产士”是恶意散布“中国人的精神不治”，此后真的是别有用心了。
随后发生的事件证明，日本全面侵华是中华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它打断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令中国两千万生灵遭涂炭，没有“罪恶”以外的字汇可以形容。
当然我们也应该反省自身。在回顾这段中国史时，有人说如果日本30年代不侵华，中国在20世纪中叶就能成为世界强国。
我认为此言有一定道理，但不能涵盖所有缘由。 从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到1937年七七事变开始，从日本开始挑战中国本土，到实施全面侵华，时间跨度是42年。42年，对于一个国家脱胎换骨，是太短，还是已经足够？
应该说，天敌日本已经给了中国足够时间存活，这四十二年间，日本在发展，中国也没有停滞不前。然而，接下来中华民国并没有像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一样迅速崛起。要知道，日本明治维新只用了9年时间，就完成了脱胎换骨，再也没有人敢欺负他们，只有他们欺负别人的份。而中国，从辛亥革命算起，到1937，也已经过了25年光阴，还是没有出现质的腾飞。乃至终于招来日本对中华民国发动的全面战争。
不得不承认，中国虽然在辛亥革命后、尤其是20世纪三十年代取得“黄金十年”成就，但终究没有完全实现华夏文明的复兴。从文明发展的角度看，民国初期的历史，既是一部文明复兴史，也是一部内耗史。或者说，后者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前者。结果导致文明复兴半途而废。
中国的内耗文化源远流长，这种文化本来是封建专制制度的产物，在“只有皇帝是人”的制度下，中国人得不到人的尊严，人与人之间如角马逃脱狮子追逐般相互践踏，没有互相尊重的传统。这种文化基因到辛亥革命成功后，不仅没有因为政治文明的引入而消解，反而因为突然获得的人权而更难把持,人人都想说一不二，身处民主国家顶着封建脑壳，利用民主良机做皇帝梦，一度泛滥成祸。
民国伊始，军阀干政，各类军阀主导的政治势力不去寻找相互妥协、双方共赢的方法、不求融见而是相互征战。随后出现的各类政治派别，把不同异见者看成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对象。他们对政治对手毫不留情，在即便在外敌入侵时，在一方抗外敌的时候，需要提心吊胆地提防另一方。
统则专，分则耗。文明古国难以在短时间内领悟民主真谛，内耗猛于外患，这不能不说是华夏民族莫大悲剧。今日回想，依然痛切如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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