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3日，第二届京沪城市论坛暨《首都文化研究丛书》首发式在北京举行，来自京沪两地的十余位城市研究学者，对如何建设更好的以人为本的城市，以及如何解决城市建设与资本的矛盾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第二届京沪城市论坛现场。
高压线下的挣扎：上海郊区的空间生产
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的叶超教授，从事的是人文地理和城乡规划。在这次论坛中，他选取上海吴泾镇作为切入点，探讨了在上海这样一座全球化城市中，地处乡村的吴泾镇是如何进行空间生产的。报告一开始，他就给大家看了一张上海城市高压线塔下的民居图片，提醒人们关注在全球城市的光鲜亮丽下还有不为人知的一面，也提示研究者，上海的乡村和一般乡村不同，它和城市有非常大的关联。
叶超提出，城市空间生产有三大要素：权力、资本和社会关系，实际上是一个权力和资本结合起来作用于社会的过程。城镇化落实到空间上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从乡村空间到城市空间的转换。在城镇化空间，生产不是静止的，而是动态的，是相互塑造和不断纠缠的过程。
他拿出一组长三角的遥感影像地图，指出在40年间，生态用地和建成区比例实现了翻转。40年前，生态区比例占90%；到2016-2017年，有人居住的建成区比例达到80%，绿地面积被压缩至不到20%。现代城市规划又在建成区里重新建设绿地、公园。投资在随着城市化而增长，土地财政驱动了城镇化。同时，中国的城市空间生产也是自上而下的强势规划。城市空间生产还造成了文化缺失，表现为城市发展的脉络、乡村发展的脉络，以及包括人所居住的文化的脉络。像吴泾镇附近的塘湾村，本是有五百年历史的传统古村落，现在历史遗迹基本被摧毁。人们只能从墙上寻找塘湾村的记忆了。
叶超指出，就像报告开头图片提示的那样，吴泾镇居民生活在高压塔架下面，但这些居民都不是本地人，都是外地人在租住本地人的房子，他们要忍受噪音和危险。这是物理的高压线塔。影响城市空间生产的，还有权力的高压线。吴泾镇有五个村子，但是这五个村子在政府官员的眼里是有差别和轻重的顺序。像和平村就处于相对好的位置，在工作中受到重视，另外几个村子就只维持基本运转。政府提出了三种规划标准：生态型、宜居型和整洁型。生态型最高，给一系列建设都规划了大量投入。
事实上，给哪个村子分配资金多一点，取决于镇党委书记和领导班子内心的定位。和平村被选定为样板，就会得到更多资金。此外，还存在一条心理的高压线。吴泾镇的外来人口远超过本地人口，本地人不关心这里的建设，只关心拆迁带来的巨额补偿；外地人则只关心低成本的居住。这些因素导致吴泾镇不会被当成家园来建设，人在这里没有归属感。中国的社区建设与国外不同，国外会致力于增加社区的凝聚力，团结社会的联系，但中国将大量投资都用到看得见、摸得着、可量化、能体现政绩的地方，比如基础设施或环境整治。
《首都文化研究丛书》作者：常书红、杨志等，版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即将出版）
城市叙事：没有想象，就没有耶路撒冷
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研究员程光泉，着重探讨了城市叙事对城市建设的影响。他首先对城市叙事做出了定义，他认为城市叙事就是对城市的描摹、记录、影像、规划、政策与理论的集合。一方面，城市的发展影响和生成了城市的叙事；反过来，城市的叙事也会规定和制约着城市的发展。北京和上海就有不同的城市叙事，上海是上海滩的叙事、资本的叙事，北京则是帝都的叙事。因此，城市既是建设起来的，同时也是叙述出来的。有人说，没有想象就没有耶路撒冷。对中国而言同样如此，成书于战国时期的《考工记》，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中国古代城市的建筑风格和规制。
城市存在于现实中，也存在于叙事中。程光泉指出，正如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一样，城市也得益于想象。以往的城市叙事中对城市的界定，可能也会影响今天人们对城市的理解。城市的起源首先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手工业脱离开农业而独立存在。城市同时也是人类自主建构社会的过程。城市与乡村的对立，并不是天然存在。1949年以前，城市里生活的人和乡村之间还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的人到城里挣钱后还回到农村买地，也有人在农村挣钱后到城里置业。再比如说罗马城市的衰落，和城市建构与农村分裂也有关。罗马的城市几乎都按照同一个模式在各地复制，比如一定要有神庙、剧场、广场、市场这些要素，却忽略了和周围乡村的内在关联。
程光泉还认为，城市作为一个公共空间，其基本功能是普遍交往。城市的多样性造就了其繁荣。城市和乡村的群居有三个不同点：第一是异质性的群居，是陌生人所构建起来的一个共同体；第二是密集性的群居；第三是规模性的居住方式，这决定了城市的主体是人而不是容器，人在城市中的地位和作用才是最根本的。也正因如此，公共空间中的文化认同构成了城市特定的精神特质，这种特质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有没有自己的灵魂，有没有城市里生存的人的共同的文化和精神认同，构成了这个城市凝聚力最重要的核心。
同时，程光泉也指出，城市叙事也经历了两重变化。首先是从历史文化叙事到权力叙事的变化。表面上看是历史决定这座城市的样子，但其实背后是权力决定了人们把它描述成什么样子。这样的城市叙事往往规避了叙事的主体身份，不是以人和个体的方式来陈述，而是以国家和社会，甚至是上帝的身份来陈述，其角度也是自上而下的。以重庆为例，电视上的画面都是航拍的，人们看到的都是霓虹闪烁的景象。但当个体深入城市，深入苍蝇馆吃回锅肉，又会获得完全不同的感觉。
重庆老街十八梯。
其次是对象的变化，由对人的叙事转为对物的叙事。物成了人们最关注的东西，生活在城市中的人的状态，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人的感受没有成为城市发展中最受关注的东西。因此，城市叙事某种意义上忽略了人文叙事，更多关注技术的叙事。城市叙事专家把城市看作机器，认为城市是相互分离的，具有可设计的功能，由可定量属性的部件组成，最多把它看成一个有机体。在他们看来，这个有机体自己就按照某种规律均衡增长，可以脱离外在力量。在这样的城市叙事中，城市的人格化就被资本的异化功能所阉割。
另外，城市叙事也有多个层次：国家、社会精英和下层人民。他们关注点不同：主宰权力的人关注控制秩序和管理，社会精英关注城市如何更文明，下层民众则关注如何使生活更便利。城市是为人的群居而存在的，脱离开这一核心功能的城市叙事，就成了一部无厘头的宫斗剧。但是，资本的力量一直是城市叙事的内在逻辑。资本看到的更多是城市的功能性分区及利益，而不是城市中生活、工作的人。
针对以上问题，程光泉呼吁，当下城市叙事要进行人格再造。城市叙事需要主体的多样化和自身对象化，需要自下而上的叙事，像瘟疫、污染、疾病、失业、犯罪等问题也应进入城市叙事。
诗意地栖居：“田园城市”和“山水城市”
在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梁梅看来，“田园城市”、“山水城市”的概念在现代城市规划中很重要。她提到，在工业化刚出现的时候，英国有一位知名的社会活动家叫埃比尼泽•霍华德，他写了一部《明日的田园城市》，给后世提供了城乡结合的田园城市理念。这一理念的提出有其时代性。当时城市刚开始发展，大量人口流入，环境遭到破坏，生活质量开始下降；农村也因为城市工业化的发展开始凋敝。这一城市规划理念带有很大的民主性。霍华德还将理论付诸实践，在伦敦郊区建了两个所谓的“田园城市”。
“田园城市”的理念在19世纪产生了很大影响。当时很多人认为它是西方的两大发明之一，另外一个是飞机。从中可以看到“田园城市”理念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明日的田园城市》插图。
而在遥远的中国，在霍华德一百年后，相似的理念也被提出，提出者是钱学森等人。1982年，他和著名建筑师吴良镛先生一起提出要在中国建立城市学学科，要把中国未来的城市建设往“山水城市”方向发展。当时参与讨论的还有城市规划师顾孟潮、艺术家王学仲。钱学森提出要把中国传统的山水艺术移植到中国城市规划中，包括山水诗、山水画及传统园林。这在当时引起很大的争论，没有人知道该如何操作。但对中国来说，“山水城市”的提出有更多的文化意味。
梁梅还提到，如今很多人批评中国的城市设计。北京大学景观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李迪华去年发表了一个演讲，把现在的城市形容为“与人为敌的”。现在的城市设计简直让人寸步难行，和生活格格不入，不仅使出行不便，还带来很多危险，“山水城市”的建设就显得很重要。
但中国在建设“山水城市”的同时，也存在很多问题。第一是形式主义，表面上在提倡生态城市，但实际上是反生态的。比如在北方城市大量种草坪，但北方缺水，草坪又需要很多水浇灌，另外大广场在夏天无法进入，不是好的休息之所。此外还经常有把深山老林里的珍贵植物移植到城市中的做法，叫做“断头树”。这些都是反生态的做法。城市建设变成了一种人为的规划，就像中国传统园林设计一样，都是人造的，没有对自然的尊重。第二个问题是暴力拆迁和驱逐“低端人口”。建设“山水城市”让“低端人口”没有容身之地。
梁梅认为，城市规划首先要考虑民主。就像《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里面写的，美国今天富有活力的城市，好多是反对当时的城市规划才保护下来的。因此，中国要走出具有自己特色的城市发展道路，有自己的城市理想或规划。在这一点上中国很有优势，因为中国在传统的生活美学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尤其是在享受生活上，有很多资源可以利用。
记者：沈河西 实习记者：刘雨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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