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古代历史，不能不了解古代社会。这篇文章，我们就来谈一下古代的“姓”字以及蕴藏在“姓”字中的一个历史玄机。

“姓”字里的社会学知识

　　姓的产生与母系社会时期的外婚制（exogmy）兴起有关。所谓外婚制，就是指人们寻找结婚对象的范围仅限于本血缘集团之外，而本血缘集团之内的男女则禁止结婚。因此，当人类社会进入外婚制时代后，人们为了判断自己选择的结婚对象是否与自己具有相同的血缘关系，便通过对本血缘集团的命名来进行彼此的区别。根据李玄伯和董家遵等学者的研究，这个命名的依据通常是本血缘集团的图腾，而由此得到的这个名称就是“姓”。换句话说，姓是母系社会的产物，其功能是别婚姻。

　　《说文》卷12《女部》：“姓，感天而生子，故称天子。”这里所谓的“感天而生子”，隐晦地反映了母系时代“知母不知父”的历史事实。姓字，在甲骨文（如《合集》18052）中已经出现，其字或从女、从生，或从人、从生，西周金文有时也写作“生”，如“百姓”在西周晚期的兮甲盘中就写作“百生”。

　　由于姓出于母系，因此在母系制度之下，凡子女之姓必得自母族。换言之，在这种情况下，甥舅乃同姓同族，而父与子女则为异姓异族。直到人类社会转入父系制度下，子女之姓始得自父族，与而母姓相别。这些社会学的小知识看上去并不新鲜，但应用到历史研究领域，却可以解决一些大问题。现在，我们试举一例。

举例：谈谈《国语》的一条材料

　　《国语·晋语四》司空季子说：

　　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阳与夷鼓皆为己姓。青阳，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鱼氏之甥也。其同生而异姓者，四母之子别为十二姓。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唯青阳与苍林氏同于黄帝，故皆为姬姓。同德之难也如是。

　　子随母居，并得母家氏族之姓，正是母系时代外婚制的典型特征。黄帝之子，生而异姓，这充分说明了黄帝时代尚处母系社会。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把这种现象称为“男子出嫁，女子娶夫”，此实为一有趣之阐释。

　　《山海经·海内经》说：

　　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生韩流。

郭璞引《世本》说：

　　黄帝娶于西陵氏之子，谓之累祖，产青阳及昌意。

　　既知当时为母系社会时期，由昌意居于若水，便可推知西陵氏亦必处若水流域。昌意所生韩流，郭璞引《竹书》作“乾荒”，郝懿行注《海内经》说：“《竹书》帝乾荒盖即帝颛顼也。”其详细的分析见于《大荒东经》的注疏：

　　《大戴礼记·帝系篇》云：黄帝“产青阳及昌意”，皆不立。而“昌意产高阳，是为帝颛顼。”《史记·五帝纪》同。《竹书》载：“昌意降居若水，产帝乾荒。”乾荒即高阳，声相近，与《帝系》合。

郝说可信。在文字时代之前，古族传承历史均赖口耳相授，故进入文字时代，存在声近而字异的记录现象实不足怪。又《大戴礼记·帝系篇》说：

　　 昌意娶于蜀山氏之子，谓之昌仆氏，产颛顼。

　　《帝系篇》这条材料亦见《世本》：“颛顼母浊山氏之子，名昌濮。”浊（濁）从蜀得声，古字相通。又《吕氏春秋·古乐》云：“帝颛顼生自若水，实处空桑，乃登为帝。”以昌意、颛顼并居若水而论，此应有两种可能性：第一，昌意为女性；第二，蜀山氏与西陵氏并处若水流域。那么，这种推测合理吗？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从青阳的古姓入手。

　　由子随母居并得母姓之制可知，昌意必为西陵氏之姓。嫘祖子有昌意和青阳，按《晋语四》记载，黄帝诸子中有姬姓青阳和己姓青阳，己姓青阳为方雷氏之甥。按此说，似乎我们只有一个答案可以选择，那就是认为姬姓青阳才是嫘祖之子，然而此不合”同姓不婚“的外婚制事实。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

　　我们知道，舅称姊妹之子为甥，由外婚制下甥舅同姓之例可知，方雷氏亦当必为己姓。而韦昭却注：“方雷，西陵氏之姓。”此与《国语》以方雷为氏名又不相同。《左传》隐公八年说：

　　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

这说明氏是从姓族集团里分化出来之后另得封地而产生的称号。综合先秦文献来看，方雷氏当为西陵氏的分支部族。换言之，西陵氏及其子昌意的古姓均当为己姓。

　　昌意若果为女性，则昌意之子颛顼亦必同为己姓。《大荒东经》云：

　　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孺帝颛顼于此，弃其琴瑟。

郭璞注：“孺义未详。”郝懿行则言：

　　《说文》云：“孺，乳子也。”《庄子·天运篇》云：”乌鹊孺。“盖育养之义也。

郝说可信，徐旭生先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亦以养育说之。《左传》昭公十七年孔颖达引《世本》言：“青阳即是少皞。”又引《世本》言：“己姓，出自少皞。”少皞即少昊，由前推可知，昌意若为少昊之妹，则颛顼与少昊必为系出一氏族的甥舅关系。因此，颛顼与少昊同姓，并为少昊所抚养，实为母系社会的固然事实，《山海经》的记载完全可信。

　　《左传》称少昊四叔“世不失职，遂济穷桑（即空桑）”，《吕氏春秋》称颛顼在空桑为帝，笔者在《 》中业已指出，先秦文献中的空桑即《华阳国志》的瞿上，地即今三星堆遗址。通过本文的论证，则可为此说再增一有力证明。

总结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见，虽然《国语》、《大戴礼记》、《史记》等采用了父系制度下的思维来理解母系社会的旧事，但是当我们使用社会学知识来进行研究时，仍然可以还原部分的真实历史面貌。

　　在母系制度之下，男女双方都并不会因为婚姻的缔结而进入对方氏族集团。因此，《国语》所说的黄帝之子“生而异姓者，四母之子别为十二姓”，本质上反映的是黄帝集团与四大集团都具有通婚关系，而并非如《帝王世纪》说的那样是黄帝娶四妃。同时，《大戴礼记·帝系篇》、《史记·五帝本纪》等文献把五帝放在同一个体系之下，如果放到真实的历史时期来看，恐怕那正是各族之间已经开始通过发展互婚关系而走向联盟的一种曲折反映。

参考文献：

1、董家遵著：《中国古代婚姻史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3、郭璞注：《山海经传》，宋淳熙七年池阳郡斋刻，国家图书馆藏本。

4、郝懿行：《山海经笺疏》，光绪十二年上海还读楼刊行，早稻田大学藏本。

5、吕振羽：《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6、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中华书局，198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