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墨萱荐书
我读莎士比亚戏剧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莎翁写的戏剧大多并不是发生在英国本土，他似乎发现了“外国的月亮圆”的玄妙，故事总是发生在英国之外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故事发生在意大利的维罗纳，《哈姆雷特》是丹麦宫廷故事，而《威尼斯商人》听名字就知道了，故事发生在威尼斯。
我还能举出更多——《一报还一报》在维也纳，《错误的喜剧》在希腊，莎士比亚很多剧本都是这样安排的。
这是不是有点反常？莎士比亚为什么专写外国故事？今天的编剧肯定不会同意这么做。
编剧行业有一个共识：拿到一个外国的好故事，要想让票房最大化，就必须去做本土化的改编。
所以，如果莎士比亚真是一个好编剧的话，就应该把原本意大利背景换成英国背景，把罗密欧、朱丽叶这种意大利人的名字改成威廉、伊丽莎白之类的。
那莎士比亚为何偏偏要去写一部纯粹的外国故事呢？
因为本土化的处理虽然更容易赢得票房，但说不准哪个情节就会得罪谁，给剧团招来不必要的麻烦。把场景设定在国外，编剧就能尽情地展开想象，不会束手束脚。
要知道，当时的英国风云变幻，这就导致剧本经常被禁，剧院经常被迫停业整顿，所以，
把剧情设定在国外，索性连角色都是外国人，这不失为一种安全保险的办法。 弗兰德斯画家雅各布·乔登斯《高利贷是重罪》
一、在外国情境的设定下：《威尼斯商人》夏洛克要求割肉还债就是道德的
割肉还债
我们再来看《威尼斯商人》，有个难题就有解了。钱债肉偿这种明显有悖于道德底线的情节，为什么就能成立。
在我们的常识里，民间高利贷，利率超过一定额度之后，合约就不再受到法律保护了。所以，看到法庭辩论一幕，一定会觉得戏编得有点假。
虽然割一磅肉抵债这种事，是有很强的戏剧冲突，但情理上很难理解：虽然合同约定了违约的罚则是割一磅肉，但这种约定明明不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正确的做法难道不应该是公爵大人宣布罚则无效吗？
我们今天常说“法律是道德的底线”，割肉这种事明显不道德，为什么还要受到法律的保护呢？
再说明明法庭上群情激奋，大家都恨夏洛克，也都同情安东尼奥，巴萨尼奥也带来了足够的钱可以还债，甚至愿意以身相代，为什么公爵大人就不能法外施恩，做出符合民意的判决呢？要是搁到中国戏剧里，显然青天大老爷惊堂木一拍，就可以为民做主皆大欢喜了。
但莎士比亚就不会这么写。
事实上，这些不合理的情节，在莎士比亚时代的观众看来，其实很有合理性。
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就得回到英国的历史和文化中了。
波兰画家毛里西·戈特利布《夏洛克和女儿杰西卡》
二、英国的自治传统，使当时的观众更加认同莎士比亚的故事逻辑
讨论安东尼奥那一磅肉该不该割之前，我们先看一桩近几年的事情：英国脱欧，伦敦人不愿意，要搞公投让伦敦独立。一个国家的首都竟然想要独立，在你看起来是不是有些荒唐？
但在英国传统里，这还真不荒唐，早在中世纪，伦敦就已经是一个自治市了。不只伦敦，英国还有很多自治市，城市自治是英国的一大传统。
今天的伦敦，早已经从莎士比亚时代狭小的伦敦城拓展了不知多少倍，变成了大伦敦，但自治的传统依然顽固。大伦敦除了伦敦城之外，还包括32个自治市。
你可能觉得，这些自治市的行政级别应该相当于我们的区，一个市分为若干个区，一个市长下面有若干个区长。
但英国不是这样，大伦敦长期没有市长，直到20世纪末才有了市长，这还不是由上级任命的，而是由伦敦市民选举产生的。虽然好容易有市长了，但市长能管的事情其实很少，伦敦城和各个自治市仍然享有高度的自治权。
自治权是怎么来的呢？主要都是买来的。如果国王开销太大，入不敷出，市民就会搞民间集资，凑一大笔钱献给国王，条件是请国王颁发一张特许状，允许城市自治。
这确实是中国和英国历史传统差别很大的地方。在中国历史上，皇帝如果缺钱的话，明明可以横征暴敛，或者增发货币来搞通货膨胀，根本不存在出卖政治权利一说。
《老子》早就说过：“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按照法家的解释，所谓国之利器，就是执行赏罚的权柄。皇帝如果连官员都不能任命和罢免，也不能随随便便征税的话，地位就岌岌可危了。
早在12世纪初叶，伦敦城就已经有了自己选举市长和市议会委员的权力，中央政府无权干涉。
国王当然不甘心失去权柄，所以只要有机会，有能力，总会收回自治权。但市民还会接着买，当然，除了花钱之外，还有其他手段，那就是逼迫国王遵守契约。
古代英国是一个封建制的社会，大约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时代。国王不是皇帝，只是全国最大的领主，中小领主是有能力联合起来迫使国王就范的。
英国大宪章运动
影响最大的事件，就是逼迫约翰王签订著名的《大宪章》，从此开启了英国的宪政传统。
所谓宪政，最基本的原则可以归结为四个字：“王在法下”。也就是说，国王必须守法，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由于篇幅限制，我在这就不展开了。
法律是什么呢？英国人的理解和我们也不一样，他们所谓的法律，更有契约的意义：大家连吵带打地议定了若干条款，签了字，对彼此就有同样的约束力。国王在《大宪章》上签了字，就必须遵守，否则你不仁我就不义。
《大宪章》里就有一条，说伦敦和各城镇享有自古以来的自由和习惯。既然自由是合法的，那么自治也就顺理成章了。之所以说英国是一个老牌的自由主义国家，正是因为英国人追求自由和自治的传统源远流长。
三、莎士比亚为什么要选择威尼斯作为故事的社会背景
威尼斯
说到这儿，你就能理解，莎士比亚把故事安排在威尼斯的原因了。
意大利的威尼斯也是以自治闻名的，莎士比亚对剧情的改编又很符合英国传统，所以莎士比亚时代的观众不会觉得《威尼斯商人》的法庭论战有多荒唐。
当公爵请求夏洛克得饶人处且饶人的时候，夏洛克高举法律的大旗，就是可以不给公爵面子。
当巴萨尼奥恳求公爵运用权力把法律稍微变通一下的时候，鲍西娅就是可以斩钉截铁地说：“在威尼斯谁也没有权力改变法律，一旦开了这个先例，以后谁都可以借口有例可循，什么坏事都可以干了。”
这就是“王在法下”的原则，也是英国习惯法的体现，英国观众再熟悉不过了。
既然立约是一件很郑重的事情，那么违约就该承担相应的责任。
在自由主义逻辑里面，只要你情我愿，也不会祸害别人，那么无论利率有多高，违约责任有多大，合约都应该成立，至于这样的合约会不会逼死人，就该由当事人自己承担责任，政府也好，别人也好，都没有义务替他背锅。
如果债主肯发慈悲，那是情分；不发慈悲，那是本分。
在这个逻辑里，所谓不平等条约自然是不存在的，否则的话，即便是《大宪章》也该算是不平等条约了，因为国王分明是被贵族的枪杆子逼着才签约的，事后还总想找机会毁约。
莎士比亚实际上是借着威尼斯这个城市，讲述了一个英国故事。
墨萱小结
威尼斯的自治传统、商业社会的契约观念，跟英国当时的自由主义思想相当契合，所以即便是个外国故事，英国观众自然也心有戚戚焉。从这一点来看，这出戏放在威尼斯，反倒有着非如此不可的理由了。
对于这么一位伟大的文学家来说，理解他戏剧的某个内在逻辑，这仅仅是一个开始，我更希望你能和我一样，潜心阅读莎翁的作品，在含英咀华中，感受到历史与文学共同给你带来的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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