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國》特別報道
編者按：20世紀70年代，美國國務卿基辛格曾說過：“誰控制了石油，誰就控制了所有國家；誰控制了糧食，誰就控制了所有的人。”隨著中國糧食安全問題逐步浮出水面，人們也越來越擔心基辛格的這一預言是否會演變成中國人的厄運？中國現在糧食安全風險主要來自哪些方面？帶著這些問題，本期刊物特收集整理以下文章呈現給讀者。
農民大量減少，農民種糧積極性不高
從1994年至2016年，中國的城鎮化人口從1.72億人增加至7.93億人，鄉村常住人口5.9億人，城鎮化率達到57.4%。2017年從城鄉結構看，城鎮常住人口8億1347萬人，城鎮人口占總人口比重（城鎮化率）為58.52%，比2016年末提高1.17個百分點。鄉村常住人口5億7661萬人，佔總人口比重的41.48%。
農民人數的大幅度縮減，使從事農業的勞動力出現大幅度下降，而農民種糧的積極性較低，各級地方政府種糧積極性也沒有充分調動起來，這就進一步增添了糧食安全風險。
農民為什麼沒有種糧積極性？種糧的比較效益低，種糧不比種其他的經濟作物，種西瓜、辣椒、黃瓜，效益都是種糧的幾倍，再一個是農業生產資料的價格漲得過快，種子、農藥化肥等等，價格比糧食價格漲得快得多。種糧不如外出打工，現在統計到外面打工的農民工有近3億人，一般來講一個農民工在外面打工比種糧效益高三倍。農民做什麼都比種糧食強，種什麼比種糧食強，所以種糧食是最不賺錢的，最辛苦的事情。第二個原因是惠農政策沒有完全到位，有很多該拿的補助沒拿到，還有些該享受的政策沒享受到。第三是農村基礎設施薄弱，還有很多地方都是靠天種田，不能做到旱澇保收。
如今，70、80、90後成為農民大軍中的主力，但是他們雖為農民戶口卻“志不在農”者不在少數，外出打工、做生意、讀書的選擇要優先於當農民，這還不僅僅是處於經濟收入上的考慮，還有來自於文化層面的。多年來，農業、農民處於社會文化和認同感的底層，不受重視甚至是遭受歧視的現象久已，這樣便使得大量的青壯年不願意沿襲父輩們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業勞作。社會氛圍對農業造成的侵蝕也許更加可怕。
許多地方政府抓糧食生產積極性為啥也不高？取消農業稅以後，抓農業體現不了多少財政收入，宣傳動員老百姓種糧食的話，還要花成本。另外，長期以來我國許多種糧的大縣大省都是把種糧作為政治任務完成，不是按照經濟規律來分配任務。也對市場環境下糧食生產造成了一定影響。
造成中國糧食安全問題的幾個認識誤區
（1）認為當前的主要問題還是轉移農民，只要實行嚴格的耕地保護，適當地刺激，農村過剩勞動力就能被充分利用起來，增加糧食產量。
這在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確實是正確的，但現在這個問題並不成立。因為隨著沿海工業化的發展，農村大量有效勞動力流入城鎮，致使很多地方存在有效勞動力供給不足的問題。如果不改變農業的生產模式，我們就很難改變農民增收與糧食安全的零和搏弈。只有改變當前農業生產模式，變勞動密集型農業為資本、技術密集型農業，由勞動力量的投入轉變為質的投入，才能變零和搏弈為雙贏搏弈。
（2）認為中國地大物博，耕地的增加潛力很大。這也是一種錯誤認識，中國國土確實遼闊，但平均到13億人口就很少了，並且過於貧瘠，大漠、戈壁、凍土，高山，沙漠化，鹽鹼化，缺水，使中國耕地質量低劣。雖然各地可能少報了一些耕地面積，但和中國每年因工業化、城市化而減少的肥沃土地的數量相比，並不值一提，這些大部分是一些質量差或開發難度較大的土地，其生產潛力極為有限，如果再考慮到中國極為脆弱的生態系統的話，中國耕地的增長潛力則更為有限。
（3）迷信於市場經濟，執著於比較優勢，主張中國應該通過國際貿易來解決自己的糧食問題。有人認為，中國勞動力資源極其豐富，因此，應該大力發展高附加值的養殖、花卉、水果等勞動密集型農產品，放棄低附加值的糧食的自給自足，讓比較優勢來決定中國的農業產業結構，通過國際貿易來調節國內供求。從理論上來說這沒有錯，但糧食是一種戰略品，關係到國家的穩定和民族獨立，不可能依賴國際市場來滿足。因此，比較優勢不適用於中國的糧食問題。
（4）滿足於現有的農業政策，認為漸進的改革可以確保糧食安全。我們應該看到，農業政策的伸縮性不大，如果沒有農業的規模化、產業化、科技化經營，只治標不治本，城鄉差距將進一步擴大，糧食安全將不斷惡化。
耕地流失
據國土資源部數據，截至2016年底，全國31個省（區、市）耕地20.24億畝、園地2.14億畝、林地37.94億畝、牧草地32.90億畝、城鎮村及工礦用地4.77億畝、交通運輸用地0.57億畝、水域及水利設施用地4.90億畝。
與2015年底相比，全國農用地面積淨減少493.5萬畝，其中耕地淨減少115.3萬畝。建設用地淨增加751.1萬畝，未利用地淨減少257.6萬畝。
數據顯示：2016年，各類整治項目共補充耕地365.4萬畝，較2015年提高了近19個百分點。全年建設佔用水田、水澆地面積240.4萬畝，通過各類土地整治等方式增加水田、水澆地255.2萬畝，實現了佔優補優，佔水田補水田。
儘管國家在保證農業用地上做了許多努力和工作，但是農業用地被蠶食的風險依然存在。據統計，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城鎮化進程開始加速。據國家統計局發佈的數據，到2015年末，我國地級以上城市行政區域土地面積73.3萬平方公里，比2012年增長11.6%。其中，建成區面積40941平方公里，增長13.3%。中國城市數量達到657個，其中，直轄市4個，副省級城市15個，地級市278個，縣級市360個。
從1978年到2015年，中國城市數量達到663個，其中，直轄市4個，副省級城市15個，地級市278個，縣級市360個，建制鎮由2173個增加到20312個，人口超過千萬的大城市達15個，而這一數字正在飛速增長。
在此過程中，大片良田被蠶食。2017年全國糧食播種面積112220千公頃（16.83億畝），比2016年減少815千公頃（1222萬畝），下降0.7%。其中谷物播種面積92930千公頃（13.93億畝），比2016年減少1464千公頃（2196萬畝），下降1.6%。
糧食進口量大幅攀升
雖然從2003-2017年，中國糧食總產量連年增長，一邊是糧食連續增產，一邊是進口量不斷攀升。2017年，全國糧食總產量61791萬噸（12358億斤），比2016年增加166萬噸（33億斤），增長0.3%。其中谷物產量56455萬噸（11291億斤），比2016年減少83萬噸（17億斤），減少0.1%。
根據海關總署公佈的數據，2017年中國糧食累計進口13062萬噸，較上年增加13.9%，我國糧食進口總量創歷史新高。其中大豆累計進口9553萬噸，稻米累計進口403萬噸，小麥累計進口442萬噸，玉米累計進口283萬噸；2017年中國糧食累計出口280萬噸，較2016年增加47.4%，其中大豆累計出口11萬噸，稻米累計出口120萬噸，玉米累計出口8.6萬噸，進口和出口總量雙雙創新高。儘管2017年進口糧食總量已超過了一億三千萬噸，超過了我國2017年糧食總產量的五分之一。
從糧食需求方面來看，中國人口眾多，2013年已達13.54億。根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最新預測，到2020年，按14.3億人口、人均消費409公斤～414公斤計算，總需求量將達到58487萬噸～59202萬噸，按照中國的糧食生產能力估算，屆時國內糧食供給（不含大豆）的缺口將在4000萬噸～5000萬噸。若按國務院公佈的糧食白皮書《中國的糧食問題》公佈數據，按人均佔有400公斤計算，預測2030年中國的糧食總需求量達到64000萬噸左右。另一方面，隨著中國經濟的穩步發展和城鎮化的快速推進，居民收入水平不斷提高，人們的膳食結構也將發生相應變化，對糧食以外的其他農產品消費需求逐年遞增。因此，在未來相當長的時期內，中國將要面對的是一個日益龐大的糧食需求市場，糧食安全面臨巨大挑戰。
中國這樣一個人口大國的糧食安全不可能過多依賴國際市場，中國的糧食安全問題同樣會引發世界性的糧食安全危機。近年來，國際糧食貿易格局演變和國際糧食市場行情發生了較大變化，國際市場糧食價格大幅波動，農業貿易自由化令發達國家不斷強化技術壁壘和環境壁壘，使發展中國家的貿易仍然處於不利地位，擴大了收入差距，惡化了發展中國家的糧食安全狀況。2012年小麥、玉米和水稻三大谷物進口量為1398萬噸，大豆淨進口量則達到了5800多萬噸的最高紀錄，糧食年度自給率降至88.4%，其中大豆自給率不到20%。在這種形勢下，中國政府劃定了國際糧食貿易的基本底線，即堅持立足國內實現糧食基本自給，確保中國人的飯碗必須端在自己手裡。
因此，中國未來的糧食安全仍面臨著許多挑戰，必須要用系統的、戰略的眼光，客觀、正確地認識中國糧食安全狀況及其發展趨勢，全面分析未來糧食安全將要面對的許多不確定性風險，並從國家戰略的高度，提前對糧食安全風險進行預警，及早採取有效措施揚長避短，防範糧食安全風險的發生。
而專家預測，到2020年中國的糧食產量將上升到5.54億噸，但糧食需求大約為7億噸，有近2億噸的缺口。越來越多的進口糧湧入中國，引發了業界對糧食安全的擔憂。在《經濟學人》最新公佈的《2016世界糧食安全指數報告》中，中國排在42位，西方國家佔領了全球糧食安全係數排行榜第一梯隊。大大領先於中國的，包括糧食嚴重依賴進口的日本（18位）和韓國（24位）。
謹防中國糧食市場被國外控制
四大國際穀物貿易商指的是四大跨國公司，包括ADM、BunGE、嘉吉和路易斯德弗斯、路易斯，根據英文名字的第一個字母，人們稱之為“ABCD”。四大糧食商人是具有100多年曆史的跨國糧食貿易商，目前，世界糧食貿易量的80%是壟斷在這四個糧食商人手中，“只有他們可以定價。”
這四大跨國糧商常常被稱為國際糧食市場的“幕後之手”。這些國際巨頭擁有資本和經驗的優勢，對上游原材料、期貨、中游生產、加工、品牌和下游市場渠道和供應的絕對控制已經完成。
目前，世界10大糧食出口國中，四大糧食商人中有9個。它們從種子、飼料和肥料開始生產、供銷業務，幾乎每個層次的市場都具有絕對優勢。四大糧食生產企業在農產品領域有自己的產業鏈，一旦在目標國家站穩腳跟，將迅速摧毀原有的糧食行業運作鏈。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李國祥認為，國外糧食企業來中國為中國的糧食市場發展良好，但是，如果外國資本在中國的糧食市場起著主導作用，國內的糧食安全就會出現問題。
由於四大糧商在農產品領域都有自己完整的產業鏈，一旦在目的國站穩腳跟，就利用資本優勢迅速破壞該國原有的經營鏈條，使該國原有的糧食體系變為依附於四大糧商的一個環節。
“早期進入中國市場之時，四大糧商在中國市場並沒有設立工廠，而是以設立辦事處的形式，以貿易業務為主，同時對中國市場進行多方位研究。”四大糧商正式大規模進入中國市場大概在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
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教授周立研究認為，在自由貿易體系下，資本滲透進農業，攫取了美國政府的大量補貼，從而得以在全球推銷低價糧食。與此同時，各國在低價糧食的傾銷之下，逐漸喪失糧食自主權。美國糧食巨頭和美國國家政權結合而成的“糧食帝國”得以掌控全球的糧食主權。
2004年前後，中國政府進行了一系列糧食流通體制改革。在改革中，建立了國家、省、市、縣四級糧食儲備體系。縣級儲備糧庫與其他三級糧庫一起構成國家糧食儲備體系，承擔著調節市場供求、平抑年際間糧食產量波動等多項重要任務。
自2004年後，因為逐步實行糧食購銷市場化，基層糧庫不再獲得國家財政補貼，完全自負盈虧。這使部分糧庫生產經營艱難，負債沉重。此時，面對實力雄厚的外資糧商拋來的繡球，不少基層糧庫認為那是解困良方。
中國糧食話語權旁落，以大豆市場的教訓最為慘痛。有數據顯示，四大跨國糧商曾經控制了中國75%以上的油脂市場原料與加工及食用油供應，中國97家大型油脂企業中，跨國糧商參股控股了64家。它們憑藉國際資本，已基本完成對上中下游的絕對控制權。食用油市場的眾多響噹噹的品牌早已被跨國糧商收入囊中。
ADM在中國擴張的“標誌性作品”，則被外界更多地指認為2000年其與新加坡豐益公司投資組建的中國最大的糧油集團——益海集團。尤其是2006年底，豐益國際以27億美元收購了嘉裡糧油，並與其在中國的子公司益海集團合併，成為規模更為龐大的益海嘉裡集團。
美國ADM與新加坡豐益國際共同控制的益海嘉裡，在國內食用油市場已經佔有60%－70%的份額，金龍魚、胡姬花、鯉魚等食用油品牌同屬益海嘉裡所有。在合併的當年，就有媒體稱益海嘉裡掌握了國內油脂價格的控制權，成為中國食用油寡頭。
跨國資本以高於國家保護價收購國產大豆，目的是對大豆產業的壟斷。從全國的市場佔有率來說，國產大豆只是一小部分，益海在國內轉基因食用油市場佔有率很大，他們的目的是控制大豆產品的定價權。外資控制了大豆領域，大豆油價格便容易被操縱。
比如，2007年，在跨國糧商的操控下，國內食用油價格猛漲，中國儲備糧管理總公司為此拋出20萬噸食用油平抑油價，卻未見效果。2010年初，金龍魚等主要品牌食用油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一輪漲價潮，售價幾乎上漲了10%左右。
根據中國糧油學會油脂分會的統計數據，中國油脂油料淨進口總量已由2000年的461.4萬噸上升到2010年的2088.9萬噸，10年間增長353%，並呈現不斷加速上升的趨勢。與此同時，中國食用植物油的自給率已由本世紀初的60%下降到目前的37%左右。
中國十大食用油加工企業中，年產量150萬噸以上的有3家，即“益海”“嘉裡”“中糧”。
從 2007 年開始，美國大豆價格一路飆升，從 500 元 / 噸，最高漲到 2008 年 7 月的 1650 元!豆油也從 5000 元 / 噸飆升到 15000 元，豆米白價格也翻了一倍;直接導致豬肉價格一下子飆到 20 幾元一斤，幾乎是舉國震動。
沒辦法，中國政府只能派出國家隊進場，2008 年 3 月中糧、中儲糧等國企開始收儲大豆與國際資本展開拉鋸戰，天佑中華，8 月美國爆發金融危機，虛高的大豆價格暴跌，國際資本損失慘重，國家隊抄底大量收儲大豆作為國家戰略儲備，光是 2008 年就買了 700 多萬噸，以後每年只要大豆價格下降就買買買，一旦國際資本炒作大豆價格就動用儲備砸盤，所以，雖然中國大豆產業被國際資本擊潰，但是，誰也不敢再炒作大豆價格。沒有國家隊(中糧、中儲糧這些國企糧商)這個定海神針，中國現在的豬肉價格至少要翻一番。
2010年3月份，中國市場玉米價格開始逐漸上揚，官方為控制玉米價格採取了一系列調控措施，中糧集團14年來首次大規模進口轉基因玉米，業內人士擔憂，中國的玉米產業可能遭到外資控制。玉米是養殖行業中的主要原料，一旦其被外資控制，中國的養殖業就要受制於外資，豬、雞、鴨肉類價格可能也要看外資的臉色。
種子安全也成問題，國產種子收復失地
在本世紀的最初10年，我國種業剛剛起步，恰逢跨國種業公司全球佈局之時。種業市場放開後，國產種業發展遭遇巨大壓力。 洋種子的代表是玉米先玉335和部分設施蔬菜品種。最高峰時， 先玉335 推廣面積達4000多萬畝，國外種子佔據山東壽光設施蔬菜種子的大部分市場。 那時候，我們的壓力很大。 玉米育種家程相文說。
“洋種子”瘋狂佈局我國農業區折射出本土種子產業勢單力薄的現實。與孟山都、先鋒等跨國種業巨頭相比，我國的種子企業毫無優勢可言。就拿研發投入來說，我國種子企業的研發經費總和都不及孟山都的零頭。用行話來說就是我國種業目前仍處於初級發展階段，農作物育種創新能力、種業產業集中度、種子市場監管能力仍然較低，品種多亂雜、企業多小散、種子假冒偽劣等問題仍然突出。我國種業正面臨著一場危機。
農民手中一度很少有可以自然留種的種子了。早先種子都是在各家各戶的農民手中，農民年年留種，這家沒有那家有，是安全的。後來不是了，都是年年去種子公司購買，種子公司購買的種子只能夠種一季，是不能夠留種的，否則長出來的是草。種子公司的種子會出問題嗎？只有天知道。但真出問題了，農民哪怕有地也沒有種子下地了，多麼恐怖！更何況，據報導，我國的種業公司一度一半以上都被控制在外資手裡，或被控制在洋人手中。
2013年，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深化種業體制改革提高創新能力的意見》，要求加快公益性科研院所與所辦企業分離，使其專心開展基礎性公益研究；強化企業技術創新主體地位，鼓勵科企合作育種。此後的幾年間，在一些重大品種上，打破了體制障礙、學科界線、院牆壁壘，組建了集科研院所和種子企業共同參與的良種重大科研攻關聯合體，以四大糧食作物為主線，解決生產實際中的重大品種需求。
目前，玉米以機收籽粒品種為突破口，大豆以高蛋白食用品種為重點，已經取得了明顯成效。去年，中國種子集團有限公司申請品種權64件，北京金色農華種業科技有限公司申請62件，相當於過去七八年申請量的總和。 6年前，我種玉米用的是 先玉335 種子，不過現在1萬多畝地已經都換成國產的良玉99 了。 吉林省榆樹市五棵樹鎮種糧大戶李軍告訴《經濟日報》記者： 一開始我對國產種子的質量也有疑慮。2013年試種了400畝，發現國產品種抗大小葉斑病，還特別抗倒伏，今年就全換了。
隨著突破性優良新品種不斷湧現，國內種企的失地正在收復。 國產品種主導地位進一步鞏固，國外品種市場份額呈下降趨勢，水稻、小麥、大豆、油菜全部為自主選育品種，轉基因抗蟲棉品種國產化率達95%以上，蔬菜自主選育品種佔87%以上，玉米自主選育品種佔85%以上，一批自主研發的突破性苗頭品種增長勢頭強勁。 農業部種子局局長張延秋說。
近5年來，雖然全球種業市場總市值有漲有跌，但國內種子市場價值持續提升，成為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大市場。隨著市場壯大，我國種企 小、散、弱 的格局明顯改善。目前，全國持證種子企業4300家，比5年前減少50%；上市企業50多家，市值超千億元；註冊資本1億元以上的達到200多家，比5年前增加2倍多；前50強市場佔有率35%，比5年前提高8個百分點。洋種子大範圍充斥中國農田的局面得到改觀。
解決糧食安全問題的二十條對策
一、加快推進我國農業產業化進程，實現農業生產方式的根本轉變。
所謂農業產業化，是指以國內外市場為導向，以提高經濟效益為中心，以區域內的支柱產業和主導產業為依託，通過生產要素的重組，實現農業生產專業化、經營一體化、管理企業化、技術資金投入集約化和服務社會化。我國糧食生產集約化程度低，經營粗放，高投入、低產出，這是造成種糧經濟效益低下的根本原因。實施農業產業化，通過種養加、產供銷、貿工農一體化經營的途徑，解決農工商分離、產供銷脫節的問題，從而把千家萬戶的農業生產與千變萬化的市場銜接起來，以適應市場經濟發展對農業生產方式轉變的要求。要以發展特色農業和訂單農業為突破口，大力優化農業區域結構、主導產業結構及農產品品種結構。糧食生產要發揮比較優勢，優化資源配置，建立各種不同的糧食生產基地。
二、控制農資價格。制定農資產品的最高限價，保證糧食生產成本不增加；給予農資生產企業以政策支持，包括原材料供應保障、生產補貼、技術支持等；加強農資價格監管，整頓和規範農村市場秩序，嚴懲坑農害農行為。
三、建立糧食主產區的利益補償機制。要調動政府的積極性。省、市、縣、鄉、村種糧食種得多的，應該通過政府的轉移支付給予資助，一般來說，哪個省種糧食種得多，哪個省的經濟是最落後的。糧食主產區的利益補償機制不建立，政府的永遠是將種糧食當做政治任務完成，不是按經濟規律來辦事。
四、加大對農戶的補貼力度。陳錫文主任提到，由於國家對WTO的承諾，農業補貼不能超過8.5%，有錢也補不出來，現在只能補1000多個億，但把價格提上去就不存在補貼的問題了。怎麼樣來反思這個問題，不能讓種糧的農民吃虧，不能因為受到某些限制，該拿出來補助的不補助，這是個值得研究的問題。
五、進一步完善農村土地流轉制度。嚴格執行十七屆三中全會關於土地流轉的三個“不得”政策，不得改變土地的所有權，不得改變土地的用途，不得損害承包方的利益。相關部門要加強對農民土地流轉服務的管理，要明確流轉主體是農民而不是幹部，機制是市場而不是政府，前提是依法自願有償，形式可以多樣(轉包、出租、入股等)，時間可長可短。
六、惠農政策的到位與落實。加大宣傳力度，讓農民充分了解惠農政策，維護自己的合法利益；不折不扣地將惠農政策落到實處，讓農民真正感受到種糧的實惠；加大督查力度，對於政策落實不力的單位或個人可給予嚴厲的查處。
七、加大對農業教育和農業科技的投入力度。沿海的省份經濟比較發達，對大學生涉農的專業全部免費，要有很多具體的政策來鼓勵大家學農，包括鼓勵農業科研，政府對袁院士的超級稻很重視。
八、大力推進糧食生產能力建設。要守住耕地的18億畝紅線，種糧要守住16億畝的紅線，到2020年要新建8億畝高標準的農田，堅決遏制“雙改單”現象，大力推廣超級稻和優良品種。
九、加強農業基礎設施建設。要把水利設施維修好，改造好，建設好，大力推廣農業機械化，建立現代糧食物流的信息化流通體系。
十、恢復和健全各級農技推廣服務體系。要儘快形成多元化服務。五個層次的農業技術推廣人員，現在很多沒有歸隊，據統計，基層農業技術推廣人員大概三分之一的人在搞農業技術服務，三分之一的人出去打工了，還有三分之一通過經銷農業生產資料的來養家餬口。地方政府只能保證三分之一農業技術推廣的人員待遇和運行經費。農業技術推廣屬於公益性服務，國家要保證編制、經費。
十一、大力發展種糧方面的農村產業化組織。家庭農場、農業專業合作組織、龍頭企業等農村產業化組織，都要向種糧方面集中，推進種糧產業的發展。推動農業產業化經營，鼓勵發展農產品加工，完善利益聯動機制，讓農民更多獲利。在流通領域，要結合“萬村千鄉工程”，加快建立完善農資流通體系，著力減少流通環節，實行差率管理。
十二、完善糧食儲備、流通體制，加快糧食市場體系建步伐，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農業資源的功能。要充分發揮好儲備糧在調節供求、穩定市場等方面的作用，根據糧食供求市場波動情況合理確定儲備糧儲備規模。
十三、嚴懲濫用耕地，也要反對通過毀林開荒等不適當的手段擴大耕地。為確保糧食安全，必須執行最嚴格的耕地保護政策。中央政府必須要有強硬的手段來進行調控，促使地方各級政府嚴格遵守非農佔地的審批權限和審批程序，自覺執行土地佔用規劃，對己納入基本農田保護區範圍的耕地，嚴格加以保護，不擅自改變用途或轉為非農用地。要研究制定相關激勵政策，鼓勵城鎮建設更多地佔用非耕地資源。
十四、加大農田基礎設施建設力度。推動主產區農田基礎設施建設：一是加大上下聯動力度。實行財政涉農資金整合，進一步加強政策宣傳，統一思想認識，強化組織領導，增強其工作的自覺性和主動性。二是切實改革資金分配管理辦法。目前涉農資金範圍較廣，種類較多，而且規模越來越大，管理要求越來越嚴格，客觀上增加了資金整合工作難度，必須循序漸進，逐步推開。對各類財政支農專項資金要進行清理歸類，該保留的保留，該合併的合併，資金性質相近的切實實行整合使用。
十五、建立對糧食補貼的長效機制。
農民問題是“三農”問題之本，糧食安全歸根到底取決於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因此，要保證糧食安全，就要護農民的種糧積極性，就要保持糧食惠農補貼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同時隨著國力的增強要進一步加大補貼金額，提高糧農收入，這是實現我國糧食安全問題的關鍵所在。
十六、進一步完善強農惠農政策，不斷提高種糧比較效益。在全面評估對種糧農民各項財政補貼政策的基礎上，進一步完善財政補貼政策和辦法，逐年較大幅度增加對農民種糧的財政補貼規模，形成以“增加農民收入”和“增加糧食產量”為雙重目標的完備的財政政策體系。同時，完善糧食最低收購價政策，根據每年糧食成本收益調查核算的結果，科學制定糧食最低收購價，更好地發揮市場價格對糧食生產的調節作用。
十七、建立對糧食主產區的投入傾斜機制。多年來，我國是採取農業支持工業，農村支持城市的政策，使國家有了很快的發展，“三農”做出了很大的貢獻和犧牲。保證國家糧食安全，是中國的大政方針，國家應進一步加大對糧食主產區的投入，改善糧食主產區的生產條件、倉儲條件和運輸條件，使糧食主產區在保障我國糧食安全中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同時還應出臺政策，鼓勵糧食主產區與主銷區的協作，發揮各自的優勢，形成產、銷對口協作與支持，並逐漸形成國家、產區、銷區三方共同承擔的糧食安全責任體制和機制，千方百計保護和調動糧食主產區政府、部門和農民的種糧積極性。要儘快出臺糧食主產區農民種植糧食與經濟作物的差價補貼政策，增加農民收入，提高農民種糧的積極性，確保國家糧食安全。國家對糧食主產區和糧農的激勵政策，也要進一步加大力度，有些應該直接補貼給農民，變暗補為明補，激發種糧積極性，降低種糧成本。
十八、加大科技創新投入，提高農業科技貢獻率。增加農業科研投入，推進建立以政府為主導的多元化、多渠道農業科研投入機制。積極推廣病蟲害防治技術、測土配方施肥、節水灌溉技術、防災減災保護性耕作技術和避災技術、農業機械化技術等一大批新技術，加快培育一批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優良品種和配套栽培技術，進一步提高農業科技貢獻率。加大大型農機具的推廣應用，重點解決糧食主產區大型農機購置和配套問題。
十九、必須強化並落實本土和轉基因意識、標識。國家出臺行政命令或者用稅收槓桿制約，要求和鼓勵所有的糧食加工企業，必須優先加工本土糧食後才能加工外來糧食，或者按比例加工，違反者直接關閉工廠；加工企業必須明確表明“本土糧食”加工和“轉基因”加工，標註不明顯或者忽悠國民者，對工廠罰款至不能翻身；國家必須嚴格註明傳統糧食種植地和轉基因示範地，兩者絕不能混淆或者打擦邊球。
二十、對翫忽職守、不作為的中國各級各種政府進行嚴查，充分發揮民間監督力量，如媒體和崔永元等良心國民力量進行監督。
通過以上文字，我們也不難看到，中國的政府和企業為捍衛國家糧食安全，保證“中國人的飯碗段在自己的手裡”做了大量具體工作，也取得了許多明顯的成效，在一些領域還取得了重大的勝利和突破。但是，我們也應當清楚的認識到，中國的糧食安全依然面臨的較為嚴峻內外部挑戰，還有大量的課題、難關等待我們解決。糧食安全無小事，全國糧食部門和農業大軍一定要學懂弄通做實黨的十九大精神，進一步深化對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國家糧食安全戰略思想重大意義的認識，把認真貫徹落實黨的十九大精神作為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的首要政治任務，積極擔當新時代糧食行業深化改革、轉型發展的重大責任和歷史使命，堅決守住管好“天下糧倉”，全力保障新時代國家糧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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