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特别报道
编者按：20世纪70年代，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曾说过：“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所有的人。”随着中国粮食安全问题逐步浮出水面，人们也越来越担心基辛格的这一预言是否会演变成中国人的厄运？中国现在粮食安全风险主要来自哪些方面？带着这些问题，本期刊物特收集整理以下文章呈现给读者。
农民大量减少，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
从1994年至2016年，中国的城镇化人口从1.72亿人增加至7.93亿人，乡村常住人口5.9亿人，城镇化率达到57.4%。2017年从城乡结构看，城镇常住人口8亿1347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城镇化率）为58.52%，比2016年末提高1.17个百分点。乡村常住人口5亿7661万人，占总人口比重的41.48%。
农民人数的大幅度缩减，使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出现大幅度下降，而农民种粮的积极性较低，各级地方政府种粮积极性也没有充分调动起来，这就进一步增添了粮食安全风险。
农民为什么没有种粮积极性？种粮的比较效益低，种粮不比种其他的经济作物，种西瓜、辣椒、黄瓜，效益都是种粮的几倍，再一个是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涨得过快，种子、农药化肥等等，价格比粮食价格涨得快得多。种粮不如外出打工，现在统计到外面打工的农民工有近3亿人，一般来讲一个农民工在外面打工比种粮效益高三倍。农民做什么都比种粮食强，种什么比种粮食强，所以种粮食是最不赚钱的，最辛苦的事情。第二个原因是惠农政策没有完全到位，有很多该拿的补助没拿到，还有些该享受的政策没享受到。第三是农村基础设施薄弱，还有很多地方都是靠天种田，不能做到旱涝保收。
如今，70、80、90后成为农民大军中的主力，但是他们虽为农民户口却“志不在农”者不在少数，外出打工、做生意、读书的选择要优先于当农民，这还不仅仅是处于经济收入上的考虑，还有来自于文化层面的。多年来，农业、农民处于社会文化和认同感的底层，不受重视甚至是遭受歧视的现象久已，这样便使得大量的青壮年不愿意沿袭父辈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业劳作。社会氛围对农业造成的侵蚀也许更加可怕。
许多地方政府抓粮食生产积极性为啥也不高？取消农业税以后，抓农业体现不了多少财政收入，宣传动员老百姓种粮食的话，还要花成本。另外，长期以来我国许多种粮的大县大省都是把种粮作为政治任务完成，不是按照经济规律来分配任务。也对市场环境下粮食生产造成了一定影响。
造成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的几个认识误区
（1）认为当前的主要问题还是转移农民，只要实行严格的耕地保护，适当地刺激，农村过剩劳动力就能被充分利用起来，增加粮食产量。
这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确实是正确的，但现在这个问题并不成立。因为随着沿海工业化的发展，农村大量有效劳动力流入城镇，致使很多地方存在有效劳动力供给不足的问题。如果不改变农业的生产模式，我们就很难改变农民增收与粮食安全的零和搏弈。只有改变当前农业生产模式，变劳动密集型农业为资本、技术密集型农业，由劳动力量的投入转变为质的投入，才能变零和搏弈为双赢搏弈。
（2）认为中国地大物博，耕地的增加潜力很大。这也是一种错误认识，中国国土确实辽阔，但平均到13亿人口就很少了，并且过于贫瘠，大漠、戈壁、冻土，高山，沙漠化，盐碱化，缺水，使中国耕地质量低劣。虽然各地可能少报了一些耕地面积，但和中国每年因工业化、城市化而减少的肥沃土地的数量相比，并不值一提，这些大部分是一些质量差或开发难度较大的土地，其生产潜力极为有限，如果再考虑到中国极为脆弱的生态系统的话，中国耕地的增长潜力则更为有限。
（3）迷信于市场经济，执著于比较优势，主张中国应该通过国际贸易来解决自己的粮食问题。有人认为，中国劳动力资源极其丰富，因此，应该大力发展高附加值的养殖、花卉、水果等劳动密集型农产品，放弃低附加值的粮食的自给自足，让比较优势来决定中国的农业产业结构，通过国际贸易来调节国内供求。从理论上来说这没有错，但粮食是一种战略品，关系到国家的稳定和民族独立，不可能依赖国际市场来满足。因此，比较优势不适用于中国的粮食问题。
（4）满足于现有的农业政策，认为渐进的改革可以确保粮食安全。我们应该看到，农业政策的伸缩性不大，如果没有农业的规模化、产业化、科技化经营，只治标不治本，城乡差距将进一步扩大，粮食安全将不断恶化。
耕地流失
据国土资源部数据，截至2016年底，全国31个省（区、市）耕地20.24亿亩、园地2.14亿亩、林地37.94亿亩、牧草地32.90亿亩、城镇村及工矿用地4.77亿亩、交通运输用地0.57亿亩、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4.90亿亩。
与2015年底相比，全国农用地面积净减少493.5万亩，其中耕地净减少115.3万亩。建设用地净增加751.1万亩，未利用地净减少257.6万亩。
数据显示：2016年，各类整治项目共补充耕地365.4万亩，较2015年提高了近19个百分点。全年建设占用水田、水浇地面积240.4万亩，通过各类土地整治等方式增加水田、水浇地255.2万亩，实现了占优补优，占水田补水田。
尽管国家在保证农业用地上做了许多努力和工作，但是农业用地被蚕食的风险依然存在。据统计，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开始加速。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到2015年末，我国地级以上城市行政区域土地面积73.3万平方公里，比2012年增长11.6%。其中，建成区面积40941平方公里，增长13.3%。中国城市数量达到657个，其中，直辖市4个，副省级城市15个，地级市278个，县级市360个。
从1978年到2015年，中国城市数量达到663个，其中，直辖市4个，副省级城市15个，地级市278个，县级市360个，建制镇由2173个增加到20312个，人口超过千万的大城市达15个，而这一数字正在飞速增长。
在此过程中，大片良田被蚕食。2017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112220千公顷（16.83亿亩），比2016年减少815千公顷（1222万亩），下降0.7%。其中谷物播种面积92930千公顷（13.93亿亩），比2016年减少1464千公顷（2196万亩），下降1.6%。
粮食进口量大幅攀升
虽然从2003-2017年，中国粮食总产量连年增长，一边是粮食连续增产，一边是进口量不断攀升。2017年，全国粮食总产量61791万吨（12358亿斤），比2016年增加166万吨（33亿斤），增长0.3%。其中谷物产量56455万吨（11291亿斤），比2016年减少83万吨（17亿斤），减少0.1%。
根据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2017年中国粮食累计进口13062万吨，较上年增加13.9%，我国粮食进口总量创历史新高。其中大豆累计进口9553万吨，稻米累计进口403万吨，小麦累计进口442万吨，玉米累计进口283万吨；2017年中国粮食累计出口280万吨，较2016年增加47.4%，其中大豆累计出口11万吨，稻米累计出口120万吨，玉米累计出口8.6万吨，进口和出口总量双双创新高。尽管2017年进口粮食总量已超过了一亿三千万吨，超过了我国2017年粮食总产量的五分之一。
从粮食需求方面来看，中国人口众多，2013年已达13.54亿。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最新预测，到2020年，按14.3亿人口、人均消费409公斤～414公斤计算，总需求量将达到58487万吨～59202万吨，按照中国的粮食生产能力估算，届时国内粮食供给（不含大豆）的缺口将在4000万吨～5000万吨。若按国务院公布的粮食白皮书《中国的粮食问题》公布数据，按人均占有400公斤计算，预测2030年中国的粮食总需求量达到64000万吨左右。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的稳步发展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人们的膳食结构也将发生相应变化，对粮食以外的其他农产品消费需求逐年递增。因此，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将要面对的是一个日益庞大的粮食需求市场，粮食安全面临巨大挑战。
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的粮食安全不可能过多依赖国际市场，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同样会引发世界性的粮食安全危机。近年来，国际粮食贸易格局演变和国际粮食市场行情发生了较大变化，国际市场粮食价格大幅波动，农业贸易自由化令发达国家不断强化技术壁垒和环境壁垒，使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仍然处于不利地位，扩大了收入差距，恶化了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安全状况。2012年小麦、玉米和水稻三大谷物进口量为1398万吨，大豆净进口量则达到了5800多万吨的最高纪录，粮食年度自给率降至88.4%，其中大豆自给率不到20%。在这种形势下，中国政府划定了国际粮食贸易的基本底线，即坚持立足国内实现粮食基本自给，确保中国人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里。
因此，中国未来的粮食安全仍面临着许多挑战，必须要用系统的、战略的眼光，客观、正确地认识中国粮食安全状况及其发展趋势，全面分析未来粮食安全将要面对的许多不确定性风险，并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提前对粮食安全风险进行预警，及早采取有效措施扬长避短，防范粮食安全风险的发生。
而专家预测，到2020年中国的粮食产量将上升到5.54亿吨，但粮食需求大约为7亿吨，有近2亿吨的缺口。越来越多的进口粮涌入中国，引发了业界对粮食安全的担忧。在《经济学人》最新公布的《2016世界粮食安全指数报告》中，中国排在42位，西方国家占领了全球粮食安全系数排行榜第一梯队。大大领先于中国的，包括粮食严重依赖进口的日本（18位）和韩国（24位）。
谨防中国粮食市场被国外控制
四大国际谷物贸易商指的是四大跨国公司，包括ADM、BunGE、嘉吉和路易斯德弗斯、路易斯，根据英文名字的第一个字母，人们称之为“ABCD”。四大粮食商人是具有100多年历史的跨国粮食贸易商，目前，世界粮食贸易量的80%是垄断在这四个粮食商人手中，“只有他们可以定价。”
这四大跨国粮商常常被称为国际粮食市场的“幕后之手”。这些国际巨头拥有资本和经验的优势，对上游原材料、期货、中游生产、加工、品牌和下游市场渠道和供应的绝对控制已经完成。
目前，世界10大粮食出口国中，四大粮食商人中有9个。它们从种子、饲料和肥料开始生产、供销业务，几乎每个层次的市场都具有绝对优势。四大粮食生产企业在农产品领域有自己的产业链，一旦在目标国家站稳脚跟，将迅速摧毁原有的粮食行业运作链。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认为，国外粮食企业来中国为中国的粮食市场发展良好，但是，如果外国资本在中国的粮食市场起着主导作用，国内的粮食安全就会出现问题。
由于四大粮商在农产品领域都有自己完整的产业链，一旦在目的国站稳脚跟，就利用资本优势迅速破坏该国原有的经营链条，使该国原有的粮食体系变为依附于四大粮商的一个环节。
“早期进入中国市场之时，四大粮商在中国市场并没有设立工厂，而是以设立办事处的形式，以贸易业务为主，同时对中国市场进行多方位研究。”四大粮商正式大规模进入中国市场大概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周立研究认为，在自由贸易体系下，资本渗透进农业，攫取了美国政府的大量补贴，从而得以在全球推销低价粮食。与此同时，各国在低价粮食的倾销之下，逐渐丧失粮食自主权。美国粮食巨头和美国国家政权结合而成的“粮食帝国”得以掌控全球的粮食主权。
2004年前后，中国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在改革中，建立了国家、省、市、县四级粮食储备体系。县级储备粮库与其他三级粮库一起构成国家粮食储备体系，承担着调节市场供求、平抑年际间粮食产量波动等多项重要任务。
自2004年后，因为逐步实行粮食购销市场化，基层粮库不再获得国家财政补贴，完全自负盈亏。这使部分粮库生产经营艰难，负债沉重。此时，面对实力雄厚的外资粮商抛来的绣球，不少基层粮库认为那是解困良方。
中国粮食话语权旁落，以大豆市场的教训最为惨痛。有数据显示，四大跨国粮商曾经控制了中国75%以上的油脂市场原料与加工及食用油供应，中国97家大型油脂企业中，跨国粮商参股控股了64家。它们凭借国际资本，已基本完成对上中下游的绝对控制权。食用油市场的众多响当当的品牌早已被跨国粮商收入囊中。
ADM在中国扩张的“标志性作品”，则被外界更多地指认为2000年其与新加坡丰益公司投资组建的中国最大的粮油集团——益海集团。尤其是2006年底，丰益国际以27亿美元收购了嘉里粮油，并与其在中国的子公司益海集团合并，成为规模更为庞大的益海嘉里集团。
美国ADM与新加坡丰益国际共同控制的益海嘉里，在国内食用油市场已经占有60%－70%的份额，金龙鱼、胡姬花、鲤鱼等食用油品牌同属益海嘉里所有。在合并的当年，就有媒体称益海嘉里掌握了国内油脂价格的控制权，成为中国食用油寡头。
跨国资本以高于国家保护价收购国产大豆，目的是对大豆产业的垄断。从全国的市场占有率来说，国产大豆只是一小部分，益海在国内转基因食用油市场占有率很大，他们的目的是控制大豆产品的定价权。外资控制了大豆领域，大豆油价格便容易被操纵。
比如，2007年，在跨国粮商的操控下，国内食用油价格猛涨，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为此抛出20万吨食用油平抑油价，却未见效果。2010年初，金龙鱼等主要品牌食用油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轮涨价潮，售价几乎上涨了10%左右。
根据中国粮油学会油脂分会的统计数据，中国油脂油料净进口总量已由2000年的461.4万吨上升到2010年的2088.9万吨，10年间增长353%，并呈现不断加速上升的趋势。与此同时，中国食用植物油的自给率已由本世纪初的60%下降到目前的37%左右。
中国十大食用油加工企业中，年产量150万吨以上的有3家，即“益海”“嘉里”“中粮”。
从 2007 年开始，美国大豆价格一路飙升，从 500 元 / 吨，最高涨到 2008 年 7 月的 1650 元!豆油也从 5000 元 / 吨飙升到 15000 元，豆米白价格也翻了一倍;直接导致猪肉价格一下子飙到 20 几元一斤，几乎是举国震动。
没办法，中国政府只能派出国家队进场，2008 年 3 月中粮、中储粮等国企开始收储大豆与国际资本展开拉锯战，天佑中华，8 月美国爆发金融危机，虚高的大豆价格暴跌，国际资本损失惨重，国家队抄底大量收储大豆作为国家战略储备，光是 2008 年就买了 700 多万吨，以后每年只要大豆价格下降就买买买，一旦国际资本炒作大豆价格就动用储备砸盘，所以，虽然中国大豆产业被国际资本击溃，但是，谁也不敢再炒作大豆价格。没有国家队(中粮、中储粮这些国企粮商)这个定海神针，中国现在的猪肉价格至少要翻一番。
2010年3月份，中国市场玉米价格开始逐渐上扬，官方为控制玉米价格采取了一系列调控措施，中粮集团14年来首次大规模进口转基因玉米，业内人士担忧，中国的玉米产业可能遭到外资控制。玉米是养殖行业中的主要原料，一旦其被外资控制，中国的养殖业就要受制于外资，猪、鸡、鸭肉类价格可能也要看外资的脸色。
种子安全也成问题，国产种子收复失地
在本世纪的最初10年，我国种业刚刚起步，恰逢跨国种业公司全球布局之时。种业市场放开后，国产种业发展遭遇巨大压力。 洋种子的代表是玉米先玉335和部分设施蔬菜品种。最高峰时， 先玉335 推广面积达4000多万亩，国外种子占据山东寿光设施蔬菜种子的大部分市场。 那时候，我们的压力很大。 玉米育种家程相文说。
“洋种子”疯狂布局我国农业区折射出本土种子产业势单力薄的现实。与孟山都、先锋等跨国种业巨头相比，我国的种子企业毫无优势可言。就拿研发投入来说，我国种子企业的研发经费总和都不及孟山都的零头。用行话来说就是我国种业目前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农作物育种创新能力、种业产业集中度、种子市场监管能力仍然较低，品种多乱杂、企业多小散、种子假冒伪劣等问题仍然突出。我国种业正面临着一场危机。
农民手中一度很少有可以自然留种的种子了。早先种子都是在各家各户的农民手中，农民年年留种，这家没有那家有，是安全的。后来不是了，都是年年去种子公司购买，种子公司购买的种子只能够种一季，是不能够留种的，否则长出来的是草。种子公司的种子会出问题吗？只有天知道。但真出问题了，农民哪怕有地也没有种子下地了，多么恐怖！更何况，据报导，我国的种业公司一度一半以上都被控制在外资手里，或被控制在洋人手中。
2013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种业体制改革提高创新能力的意见》，要求加快公益性科研院所与所办企业分离，使其专心开展基础性公益研究；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鼓励科企合作育种。此后的几年间，在一些重大品种上，打破了体制障碍、学科界线、院墙壁垒，组建了集科研院所和种子企业共同参与的良种重大科研攻关联合体，以四大粮食作物为主线，解决生产实际中的重大品种需求。
目前，玉米以机收籽粒品种为突破口，大豆以高蛋白食用品种为重点，已经取得了明显成效。去年，中国种子集团有限公司申请品种权64件，北京金色农华种业科技有限公司申请62件，相当于过去七八年申请量的总和。 6年前，我种玉米用的是 先玉335 种子，不过现在1万多亩地已经都换成国产的良玉99 了。 吉林省榆树市五棵树镇种粮大户李军告诉《经济日报》记者： 一开始我对国产种子的质量也有疑虑。2013年试种了400亩，发现国产品种抗大小叶斑病，还特别抗倒伏，今年就全换了。
随着突破性优良新品种不断涌现，国内种企的失地正在收复。 国产品种主导地位进一步巩固，国外品种市场份额呈下降趋势，水稻、小麦、大豆、油菜全部为自主选育品种，转基因抗虫棉品种国产化率达95%以上，蔬菜自主选育品种占87%以上，玉米自主选育品种占85%以上，一批自主研发的突破性苗头品种增长势头强劲。 农业部种子局局长张延秋说。
近5年来，虽然全球种业市场总市值有涨有跌，但国内种子市场价值持续提升，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市场。随着市场壮大，我国种企 小、散、弱 的格局明显改善。目前，全国持证种子企业4300家，比5年前减少50%；上市企业50多家，市值超千亿元；注册资本1亿元以上的达到200多家，比5年前增加2倍多；前50强市场占有率35%，比5年前提高8个百分点。洋种子大范围充斥中国农田的局面得到改观。
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的二十条对策
一、加快推进我国农业产业化进程，实现农业生产方式的根本转变。
所谓农业产业化，是指以国内外市场为导向，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以区域内的支柱产业和主导产业为依托，通过生产要素的重组，实现农业生产专业化、经营一体化、管理企业化、技术资金投入集约化和服务社会化。我国粮食生产集约化程度低，经营粗放，高投入、低产出，这是造成种粮经济效益低下的根本原因。实施农业产业化，通过种养加、产供销、贸工农一体化经营的途径，解决农工商分离、产供销脱节的问题，从而把千家万户的农业生产与千变万化的市场衔接起来，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对农业生产方式转变的要求。要以发展特色农业和订单农业为突破口，大力优化农业区域结构、主导产业结构及农产品品种结构。粮食生产要发挥比较优势，优化资源配置，建立各种不同的粮食生产基地。
二、控制农资价格。制定农资产品的最高限价，保证粮食生产成本不增加；给予农资生产企业以政策支持，包括原材料供应保障、生产补贴、技术支持等；加强农资价格监管，整顿和规范农村市场秩序，严惩坑农害农行为。
三、建立粮食主产区的利益补偿机制。要调动政府的积极性。省、市、县、乡、村种粮食种得多的，应该通过政府的转移支付给予资助，一般来说，哪个省种粮食种得多，哪个省的经济是最落后的。粮食主产区的利益补偿机制不建立，政府的永远是将种粮食当做政治任务完成，不是按经济规律来办事。
四、加大对农户的补贴力度。陈锡文主任提到，由于国家对WTO的承诺，农业补贴不能超过8.5%，有钱也补不出来，现在只能补1000多个亿，但把价格提上去就不存在补贴的问题了。怎么样来反思这个问题，不能让种粮的农民吃亏，不能因为受到某些限制，该拿出来补助的不补助，这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五、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严格执行十七届三中全会关于土地流转的三个“不得”政策，不得改变土地的所有权，不得改变土地的用途，不得损害承包方的利益。相关部门要加强对农民土地流转服务的管理，要明确流转主体是农民而不是干部，机制是市场而不是政府，前提是依法自愿有偿，形式可以多样(转包、出租、入股等)，时间可长可短。
六、惠农政策的到位与落实。加大宣传力度，让农民充分了解惠农政策，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不折不扣地将惠农政策落到实处，让农民真正感受到种粮的实惠；加大督查力度，对于政策落实不力的单位或个人可给予严厉的查处。
七、加大对农业教育和农业科技的投入力度。沿海的省份经济比较发达，对大学生涉农的专业全部免费，要有很多具体的政策来鼓励大家学农，包括鼓励农业科研，政府对袁院士的超级稻很重视。
八、大力推进粮食生产能力建设。要守住耕地的18亿亩红线，种粮要守住16亿亩的红线，到2020年要新建8亿亩高标准的农田，坚决遏制“双改单”现象，大力推广超级稻和优良品种。
九、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要把水利设施维修好，改造好，建设好，大力推广农业机械化，建立现代粮食物流的信息化流通体系。
十、恢复和健全各级农技推广服务体系。要尽快形成多元化服务。五个层次的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现在很多没有归队，据统计，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大概三分之一的人在搞农业技术服务，三分之一的人出去打工了，还有三分之一通过经销农业生产资料的来养家糊口。地方政府只能保证三分之一农业技术推广的人员待遇和运行经费。农业技术推广属于公益性服务，国家要保证编制、经费。
十一、大力发展种粮方面的农村产业化组织。家庭农场、农业专业合作组织、龙头企业等农村产业化组织，都要向种粮方面集中，推进种粮产业的发展。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鼓励发展农产品加工，完善利益联动机制，让农民更多获利。在流通领域，要结合“万村千乡工程”，加快建立完善农资流通体系，着力减少流通环节，实行差率管理。
十二、完善粮食储备、流通体制，加快粮食市场体系建步伐，充分发挥市场配置农业资源的功能。要充分发挥好储备粮在调节供求、稳定市场等方面的作用，根据粮食供求市场波动情况合理确定储备粮储备规模。
十三、严惩滥用耕地，也要反对通过毁林开荒等不适当的手段扩大耕地。为确保粮食安全，必须执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中央政府必须要有强硬的手段来进行调控，促使地方各级政府严格遵守非农占地的审批权限和审批程序，自觉执行土地占用规划，对己纳入基本农田保护区范围的耕地，严格加以保护，不擅自改变用途或转为非农用地。要研究制定相关激励政策，鼓励城镇建设更多地占用非耕地资源。
十四、加大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力度。推动主产区农田基础设施建设：一是加大上下联动力度。实行财政涉农资金整合，进一步加强政策宣传，统一思想认识，强化组织领导，增强其工作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二是切实改革资金分配管理办法。目前涉农资金范围较广，种类较多，而且规模越来越大，管理要求越来越严格，客观上增加了资金整合工作难度，必须循序渐进，逐步推开。对各类财政支农专项资金要进行清理归类，该保留的保留，该合并的合并，资金性质相近的切实实行整合使用。
十五、建立对粮食补贴的长效机制。
农民问题是“三农”问题之本，粮食安全归根到底取决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因此，要保证粮食安全，就要护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就要保持粮食惠农补贴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同时随着国力的增强要进一步加大补贴金额，提高粮农收入，这是实现我国粮食安全问题的关键所在。
十六、进一步完善强农惠农政策，不断提高种粮比较效益。在全面评估对种粮农民各项财政补贴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财政补贴政策和办法，逐年较大幅度增加对农民种粮的财政补贴规模，形成以“增加农民收入”和“增加粮食产量”为双重目标的完备的财政政策体系。同时，完善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根据每年粮食成本收益调查核算的结果，科学制定粮食最低收购价，更好地发挥市场价格对粮食生产的调节作用。
十七、建立对粮食主产区的投入倾斜机制。多年来，我国是采取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政策，使国家有了很快的发展，“三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和牺牲。保证国家粮食安全，是中国的大政方针，国家应进一步加大对粮食主产区的投入，改善粮食主产区的生产条件、仓储条件和运输条件，使粮食主产区在保障我国粮食安全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同时还应出台政策，鼓励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的协作，发挥各自的优势，形成产、销对口协作与支持，并逐渐形成国家、产区、销区三方共同承担的粮食安全责任体制和机制，千方百计保护和调动粮食主产区政府、部门和农民的种粮积极性。要尽快出台粮食主产区农民种植粮食与经济作物的差价补贴政策，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国家对粮食主产区和粮农的激励政策，也要进一步加大力度，有些应该直接补贴给农民，变暗补为明补，激发种粮积极性，降低种粮成本。
十八、加大科技创新投入，提高农业科技贡献率。增加农业科研投入，推进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化、多渠道农业科研投入机制。积极推广病虫害防治技术、测土配方施肥、节水灌溉技术、防灾减灾保护性耕作技术和避灾技术、农业机械化技术等一大批新技术，加快培育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良品种和配套栽培技术，进一步提高农业科技贡献率。加大大型农机具的推广应用，重点解决粮食主产区大型农机购置和配套问题。
十九、必须强化并落实本土和转基因意识、标识。国家出台行政命令或者用税收杠杆制约，要求和鼓励所有的粮食加工企业，必须优先加工本土粮食后才能加工外来粮食，或者按比例加工，违反者直接关闭工厂；加工企业必须明确表明“本土粮食”加工和“转基因”加工，标注不明显或者忽悠国民者，对工厂罚款至不能翻身；国家必须严格注明传统粮食种植地和转基因示范地，两者绝不能混淆或者打擦边球。
二十、对玩忽职守、不作为的中国各级各种政府进行严查，充分发挥民间监督力量，如媒体和崔永元等良心国民力量进行监督。
通过以上文字，我们也不难看到，中国的政府和企业为捍卫国家粮食安全，保证“中国人的饭碗段在自己的手里”做了大量具体工作，也取得了许多明显的成效，在一些领域还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和突破。但是，我们也应当清楚的认识到，中国的粮食安全依然面临的较为严峻内外部挑战，还有大量的课题、难关等待我们解决。粮食安全无小事，全国粮食部门和农业大军一定要学懂弄通做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进一步深化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思想重大意义的认识，把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积极担当新时代粮食行业深化改革、转型发展的重大责任和历史使命，坚决守住管好“天下粮仓”，全力保障新时代国家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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