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養豬好處多得很”、“一噸豬肉可換五噸鋼”、“沒有養不好的豬，只有養不好豬的人”……真實反映上世紀60年代社會生活、政策方針的養豬標語，被有心的篆刻名家方去疾、吳樸堂和單孝天化做了一枚枚印章。

運用傳統藝術篆刻方式來表現養豬的好處，這在歷史上聞所未聞，但卻是一件古為今用的新鮮事。

這套本以為早已絕跡的名家印譜，在塵封半個世紀後重見天日，日前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印章篆刻之精美與印章內容的時代特徵，今人翻閱，不失為一部趣書奇書。

方去疾篆刻“肥多糧多”

吳樸堂篆刻“一噸豬肉可換五噸鋼”

單孝天篆刻“為實現一人一口豬一畝一口豬而奮鬥”

【三位名家聯袂篆刻】　

“養豬印譜，這是篆刻界的‘武穆遺書’！”

2015年初，這本歷經多年波折的奇書終由上海文化出版社推出，出版方還在微信圈打了這個有趣的比方，得到了多位篆刻家的贊同。

即便是對印章藝術不太瞭解，圍繞養豬大做文章的時代烙印，讀來也有趣非常；篆刻愛好者更不願錯過這部當代篆刻名家的藝術傑作。

《養豬印譜》誕生於20世紀60年代初，由被譽為海上印壇“三駕馬車”的方去疾、吳樸堂和單孝天三位篆刻名家在創作的黃金時期共同完成。

當時，為了宣傳黨的養豬政策，這三位在藝術上志同道合、在創作上風格各異並有多次合作經歷的篆刻名家，在文史學家魏紹昌先生的協調下，收集整理當時報刊上關於養豬的社論、諺語等作為印章內容，共同完成了這一篆刻史上首部以簡體字入印的作品。

1960年代的養豬宣傳畫

《養豬印譜》完成後，曾在上海博物館公開展覽，得到了金石界同志的一致好評，也得到了齊燕銘、郭沫若等同志的支持鼓勵，齊、郭二位還親自為該印譜題寫了扉頁和《序詩》。

齊燕銘題寫扉頁

郭沫若題寫《序詩》

無論從作品的創作規模、篇幅內容還是編輯形式的理想化程度看，這部《養豬印譜》理當是方、吳、單三位最為看重的創作精華。

但由於它是大躍進時期的產物，加上隨後發生的三年自然災害導致養豬方針一度有所改變，因而《養豬印譜》的出版遭遇了一波三折。

最初只鈐印了為數極少的原打印譜，隨著這些前輩都先後離世，《養豬印譜》幾乎已絕跡。

【長女家中尚存一冊】

2014年，中國書法家協會篆刻專業委員會副主任、上海博物館研究員、海上印社副社長劉一聞在與方去疾長女方箴、女婿董勇的一次閒談中偶爾提起《養豬印譜》，恰巧董勇夫婦家尚存一冊印譜。

為了讓這本篆刻界久負盛名的《養豬印譜》與今天的讀者見面，彌補只聞其名的遺憾，劉一聞親自擔任主編，在忠於原貌的基礎上，增加了印章和邊款的釋文，並撰寫萬字長文《〈養豬印譜〉記憶》，簡述了三位篆刻家的生平及《養豬印譜》出版的坎坷經歷。

【三人均是晚報作者】

劉一聞表示，那時家喻戶曉的《新民晚報》，無疑是一個上海市民所熱心關注的文化窗口，茶前飯後一份晚報，從中瞭解天下大事和市井百態，已經成了人們不可或缺的一種生活習慣。

儘管《新民晚報》只有四個版面，然內容卻十分豐富，尤其是《繁花》副刊，更是受到大家歡迎。特別是逢年過節，必見佳作刊出。

時常登有印章作品以及此類知識性文章，也是晚報區別於其他報紙的一大特點。

彼時，在晚報上出現最多的，經常是方去疾、單孝天、吳樸堂三位先生的篆刻之作，有單獨發表的，也有三者合作的。

劉一聞至今還保存著當時猶如“江山如此多嬌”、“風景這邊獨好”和“艱苦奮鬥”、“埋頭苦幹”、“踏踏實實”、“精神變物質”、“物質變精神”等好些印花剪貼，以及單、吳兩位的《刻印座談》和《說印》專欄的若干篇幅。

劉一聞在上世紀70年代中期拜訪方去疾先生時，憋不住向他詢問《養豬印譜》的出版之事。

老師方去疾小心翼翼地將《養豬印譜》原拓本捧給他，並囑只能在桌上翻看不能帶回家云云。

當劉一聞問及為何還沒見到出版物時，方去疾先生並沒作直接回答，只是雙眉緊鎖輕輕地說了一句“也不知啥時能出”的話。

當時的場景和方去疾先生的不快神情令他難忘。

【出版經歷一波三折】

劉一聞提到，這部篆刻傑作的出版是一波三折的，因為它是大躍進的產品，隨後由於我國遭受了三年自然災害，養豬方針一度有所改變。

當時的出版社要篆刻家們修改才能印行，但一改動勢必打亂整個結構，這事就耽擱下來。

後印譜又遭遇遺失之劫，一波三折，時至今日，才能讓讀者重溫了當初皆未至不惑之年的三位當代篆刻名家的藝術傑作。

【書版介紹】

·出版社：上海文化出版社

·ISBN：9787553503561

·出版時間：2015-01

·版次：一版一印

·裝幀：宣紙線裝帶函套

·開本：16開

·頁數：248頁

封面（攝影：卜築居）

扉頁（攝影：卜築居）

目錄（攝影：卜築居）

正頁1（攝影：卜築居）

正頁2（攝影：卜築居）

正頁3（攝影：卜築居）

《養豬印譜》記憶

　劉一聞

由郭沫若題簽作序詩、齊燕銘題書扉頁和魏紹昌先生作編後記的《養豬印譜》是上世紀六十年代社會形勢下的文化產物。無論從作品的創作規模、篇幅內容還是編輯形式的理想化程度看，《養豬印譜》都是方去疾、單孝天和吳樸堂三位的創作精華。然而，該印集在出版過程中曾經遭遇的一波三折之累，卻又是他們在豪情滿懷地投入創作時所未曾料到的。

印象中將要五十年了吧。一次，我從同道小友處見得一本北京朝花出版社新出的《古巴諺語印譜》，作者是方去疾、單孝天和吳樸堂。小友告訴我，此三者合作的印譜除此之外還有兩種，一本是《瞿秋白筆名印譜》，另一本叫《養豬印譜》，並且都是帶邊款的。

那時候，我還是一個廿歲不到的小夥子，對書法和篆刻藝術充滿了熱情，對此道前輩更是有種崇敬之心。雖說自己對印章藝術一知半解，但對當時篆刻家的名字差不多都能熟知，尤其是那些名家之輩以及他們的作品風格。

(一)

大概和全國各地的情形相彷彿，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期的上海一地，為配合政治形勢，體現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宗旨，這個現象除反映在文學刊物和音樂、舞蹈的演出外，時常還有國畫院、文史館等重要文化單位所舉辦的各類高規格書畫展覽。所謂高規格，除了內容，實際上也就是指人們熟知名家參與的或多或少而論。此外，滬地的出版物以及報章雜誌中，也時常會刊登一些名家藝術創作。

那時，家喻戶曉的《新民晚報》，無疑是一個上海市民所熱心關注的文化窗口，茶前飯後一份晚報，從中瞭解天下大事和市井百態，已經成了人們不可或缺的一種生活習慣。儘管《新民晚報》只有四個版面，然內容卻十分豐富，尤其是《繁花》副刊，更是受到大家歡迎。我至今清晰地記得《繁花》上不斷刊登的有如豐子愷、沈尹默、賀天健、關良、來楚生以及謝稚柳和唐雲等老輩書畫家的作品，特別是逢年過節，必見佳作刊出。

時常登有印章作品以及此類知識性文章，也是晚報區別於其他報紙的一大特點。彼時，在晚報上出現最多的，經常是方去疾、單孝天、吳樸堂三位先生的篆刻之作，有單獨發表的，也有三者合作的。我至今還保存著當時猶如“江山如此多嬌”、“風景這邊獨好”和“艱苦奮鬥”、“埋頭苦幹”、“踏踏實實”，“精神變物質”、“物質變精神”等好些印花剪貼，以及單、吳兩位的《刻印座談》和《說印》專欄的若干篇幅。

不久之後，我又讀到了上海人美出版的《瞿秋白筆名印譜》。書中豐富多樣的印面形式和與之相呼應的邊款創作風貌，再次讓我不忍釋手。但心中萬般期盼的《養豬印譜》，卻始終沒有見到。直至七十年代中期，一次我拜訪去疾師，憋不住向他詢問此譜的事。記得當時去疾師微微一愣後折身打開書櫥，小心翼翼地將《養豬印譜》原拓本捧給我，並說只能在桌上翻看不能帶回家云云。言語間，我隱約感到他的不快神情。當我問及為何還沒見到出版物時，去疾師並沒作直接回答，只是雙眉緊鎖輕輕地說了一句“也不知啥時能出”的話。忽忽幾十年過去了，這個情形令我至今印象深刻不能忘記。

如今回想起來，這一部由郭沫若題簽作序詩、齊燕銘題書扉頁和魏紹昌先生作編後記的《養豬印譜》，也完全是當時社會形勢下的文化產物。所不同的，這種對於黨的方針政策的宣傳方式，則是運用了另外一種迥異於習常的傳統藝術方式來反映的。通過篆刻創作的自身手法，來表現養豬的好處——這在我國曆史上雖稱聞所未聞，但卻是一件古為今用有效嘗試的新鮮事呢。

當初，方去疾、吳樸堂和單孝天三位，被譽稱為海上印壇的“三駕馬車”，他們年富力強，精力旺盛，正處在印章創作的上佳時期。以此看，由原本在藝術上志同道合、在創作上風格各異並多有合作經歷的篆刻名家來完成這一部作品，當然是最合適不過的。

此三者的老友、文史學家魏紹昌先生，也為這部《養豬印譜》的內容確定、句式選擇以及通篇文字的準確和協調，傾注了大量心血。若干年之後，魏先生曾在一篇《關於養豬印譜》的回憶文章中說：“1960年代初，我編過兩本印譜，都是方去疾、吳樸堂、單孝天三位上海篆刻家刻成的，一本是《養豬印譜》，一本是《古巴諺語印譜》。前一本是為了配合‘大躍進’時掀起的養豬高潮；後一本是響應1961年拉丁美洲人民的反帝鬥爭，這兩本印譜都取材於當時報刊上的新鮮材料。篆刻是我國古老的傳統藝術，我想推陳出新，利用印章這塊‘方寸之地’為現實鬥爭服務，做到古為今用。……《古巴諺語印譜》已於1964年10月由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養豬印譜》當初曾在上海博物館公開展覽，得到金石界同志的好評。但它是‘大躍進’的產品，隨後由於我國遭受了三年“自然災害”，養豬方針一度有所改變。當時的出版社要我們加以修改才能印行，我認為一改動勢必打亂整個結構，比較難辦，而且部分印章重刻也頗費時，所以便耽擱下來了。”

至此，從魏先生的文字中，人們大致明瞭了上涉印譜的創作起因，以及《養豬印譜》遲遲未見面世的原委所在。

事實上，去疾師也始終在為《養豬印譜》能得以及時出版而不斷努力著。上世紀七十年代後期，當他得知老友、曾任國家出版總局局長的王匡，赴港出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的消息，當即給他寫了一封信。心中除了向王匡表示衷心祝賀外，還表示《養豬印譜》或能在港出版的熱切希冀之意。同時，也解釋了該譜為何不能在內地出版的原因。在此我覺得有必要將此信作全文刊錄。去疾師在信中說：“1962年(應當早於此時)，在全國掀起養豬高潮時，疾與單孝天、吳樸堂、魏紹昌商議編寫合刻了一本《養豬印譜》，將當時各報社論、諺語(語錄)、食種(良種)、寶藏分成為四篇，共計百印，形式較為新穎，得到了齊燕銘、郭沫若等同志的支持鼓勵，並親自為該譜書寫了扉頁、《序詩》。當時上海人美亦列為重點出版物。不久，由於某些人認為郭老《序詩》‘公養為主私為輔’一語，是犯了原則性錯誤，以至未能出版。接著‘文革’開始，這本印譜就一直擱下來了。自從粉碎‘四人幫’後，又提出了該譜出版打算。為了鄭重起見，我們曾將此譜寄郭老審閱，希望他再寫幾句短文，適郭老臥病在床，乃由其秘書王廷芳同志來函，轉達郭老意見：‘印譜得以出版，很好，不必加以改動，《序詩》照原版刊行即可，現因手抖，就不另寫字了’。十一大時，郭老遇到上海代表巴金，又曾探詢印譜是否出版的消息。幾經周折，最後聽說上海出版局某些同志，認為該譜內容只談養豬，沒有談到農、林、牧、副、漁，同時紙張亦比較緊張，在目前出版似不合適為理由退稿。現在郭老、齊老、樸堂都相繼作古，未能看到該譜的出版，深以為憾。為此，予將該譜請令親帶上，懇請審處，如認為香港可以出版，萬望轉請有關單位出版，尤為感激。不盡一一。即頌春祺，方去疾2月3日。”

隨著“四人幫”的倒臺和“文革”的結束，全國上下正面臨一個百廢待興的喜人局面。去疾師曾興奮地對我說過“今後一切事情都會好辦些”的話，豈知所謂撥亂反正卻需要時間，這個過程難能一蹴而就。客觀看來，信中所涉及的，雖說只是一本相關宣傳政府政策的藝術出版物，卻同時也從側面折射出當時所謂上層建築和思想文化領域的禁錮狀態，以及當事部門寧“左”勿“右”謹慎小心的一貫工作方式。如今，雖說時過境遷，但仍能想象出彼時人們由長期飽受極端思想影響而致政策失偏行為無度的無可奈何。

據聞，王匡曾於1978年至1983年間在香港新華社任職。信中提及的王氏令親，即當今書壇名家、單孝天先生及門弟子王偉平。偉平兄告訴我，他的確受命於去疾先生，在王匡來滬省親時將《養豬印譜》當面交給他。讓人不曾料到的是，甫任新職的王匡由於事務繁雜，在社址遷徙時，竟不慎將印譜丟失，後經再三尋找，始終未復得見。此事的意外發生，使王匡深感歉意，事後，他曾專赴上海見去疾師請求諒解。

前年早春，去疾師之長女、女婿方箴與董勇來舍下，與我商議即將舉辦的“方介堪方去疾昆仲藝術紀念展”事宜，言談間，自然又轉到了《養豬印譜》的話題上。我當即提出如印譜尚在，是否可以找一家專業出版社出版，這樣，既了卻了作者家屬多年來的夙願，更重要的是，對廣大篆刻愛好者來說，那可是渴望已久的大喜訊啊！

事有湊巧。時隔不久，我在著手編著《蘇白朱跡》時，偶然間與負責該書的上海文化出版社總編輯王剛先生談起《養豬印譜》的事，不料得到他的極力贊同。他動情地說，印譜出版雖說不是本社的強項，但有此緣分來擔綱這一部印界前輩的經典之作，本身就是一次難得機會和榮耀。尤其是當他了解了此書創作及出版的整個經歷之後，更是反覆叮囑我，一定不要把書稿再給別人，相信他們一定能夠做好。

不幾日，當我手捧董勇夫婦送來的去疾師當初鈐拓僅剩一冊的《養豬印譜》時，似乎又回到了四十年前，在去疾師家裡一頁頁細讀此譜的那一幕。這讓我再一次重溫了當初這三位皆未至不惑之年的當代篆刻名家的藝術傑作。

(二)

方去疾(1922-2001年)初名文俊，字正孚、超北，號之木，別署木齋、四角亭長。出生於溫州，1934年定居上海，1947年加入西泠印社。他在創作上一開始就以秦隸和詔版書作為根基，取法高古，所涉廣泛，刀筆精湛。廿五歲時已有《去疾印稿》見刊，四十歲以前已顯出獨家風貌。這是位國內印壇所一致公認的徑從古印而出的、具有鮮明個人風格的時代印人。

方去疾

方去疾篆刻“人懶豬不胖” 去疾

許多年之前還在去疾師漢口路舊居，我便有幸親睹過他的若干早年摹古之作。此中或秦印或漢印，或小鉨或玉印，抑或模擬泥封，可謂各類各式不一而足。但見方方件件皆刀筆從容、古意盎然，令人歎為觀止。

根據作品，去疾師自創新意的信息，當始於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前後，所作大都以痛快淋漓且推且衝的運刀方式，來表現工穩筆體之下的寫意特徵，這一類式在創作思維上和技法上皆需要極高的修養。凡常見者，在形式上顧及工整了，不免會失之於板滯狀態；強調率意了，則容易出現輕滑單薄之弊。

在實踐中，意出秦漢古印脈絡的創作範式，通常是白文印之細勁筆調，在技法表現上一般要難於粗壯筆調。而朱文印則相反，換言之，線條粗壯的朱文印作，往往不易充分顯現其刀筆意趣，故爾，古來鮮有嘗試者也自在情理之中。

在我國流派印章藝術不斷髮展的數百年間，印家中喜好朱文粗筆印風的說來十分有限。明代還如王逢元、吳晉、沈鳳，此三者習慣以大篆文字為趣尚，所作囿於工穩平正近乎匠作。清初除高鳳翰門生朱文震好刻粗筆，然多木滯之嫌。其餘者如安徽蕪湖印人諸葛祚、江蘇如皋喬林都以善刻粗筆銅印和竹根印著稱於時，然風格不顯。其後吳讓之的印作可稱開家立派，但粗文之作則多限於竹印一隅。蘇州印人王石香的作品趨於平庸之態，其運刀、結字皆稱了無生機。晚清一代大家吳昌碩的印風可謂古樸遒勁、鋒芒畢露，具有鮮明的風格特徵。此當與他在篆刻上的廣泛取法有關，同時亦有賴於吳氏集書法、繪畫於一身的創作之基。

如上所述，人們或可得知粗文印作的大致發展狀況了。倘若以此現象來反觀去疾師的朱文創作狀況，則令人不得不佩服他在藝術上知難而進的探索精神。他的見刊於《古巴諺語印譜》中如“不用獵槍，趕不走豺狼”、“眼淚汪汪”、“漁網遮不住陽光”和《瞿秋白筆名印譜》中的“秋白”、“幹”、“子明”以及《養豬印譜》中如“以豬為綱六畜興旺”、“肥多糧多”、“寧鄉豬”、“豬渾身是寶”等代表性粗筆朱文印，以及部分具有簡牘意味的朱文作品，皆見刀見筆古意盎然，受到業內人們的廣泛稱讚。

值得說明的是，去疾師此類令人們耳目一新的在刀筆、結體上多有起伏變化的粗筆朱文印樣式，一開始便出現在他印風嬗變的作品之中，這種唯方去疾所有的獨特風貌，幾乎一直延續到他的整個晚年創作常態。

當然，與其朱文印一脈相承的大量刀筆互映、帶有健率刀意和濃重筆韻的白文之作，例如《養豬印譜》中的“養豬好處多得很”、“人懶豬不胖”、“糧多豬多”、“福安花豬”等印作，同時皆標誌著去疾師在印章創作領域的別具一格和審美高度。

難能可貴的是，在邊款創作上，去疾師很早便考慮到款、印文字的同一性。他的邊刻以衝刀為主，楷中帶行，間而取隸，此在《養豬印譜》等三本印譜中表現得尤為突出。附帶一句，所謂款、印形態不一氣格未合甚至南轅北轍，是印章創作中時而遇見的問題，這種現象往往會發生在晚近以來部分缺乏書法修養的篆刻作者身上。

概而言之，以上所涉三部印譜，人們不妨可稱之為彼時方去疾先生及其合作者的印章代表之作。同時，因著去疾師在藝術上的一貫求索之態，他的另一部大多以簡體字入印的《毛主席詩詞印譜》，在“文化革命”之前其實已初成規模，這無疑為日後以革命樣板戲唱詞為基本內容的《新印譜》集體創作，創立了開啟範式之先的意義。

所不幸者，去疾師自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便患頸椎症，後經手術雖一時無礙，然不久便復發，從此病臥床褥以至抱痾二十年。六十歲上下的創作年齡，這對一位已有相當造詣的藝術家來說當是黃金歲月，然而，無情的病魔卻讓去疾師不能再提起心愛的鐵筆，這對他本人，甚至是整個篆刻界，都可說是一個無法彌補的遺憾和損失。

吳樸(1922-1966年)曾用名吳樸堂，別署厚廠。吳先生與方先生同庚，出生於杭州。上世紀四十年代後期，經西泠印社創始人葉品三介紹，與王福廠結識並拜其為師。他早年在杭州以鬻印為生，未久來滬上。1956年到上海文管會(博物館)工作。曾專事浙派篆刻，為王福廠得意門生。後以秦漢為法下力尤多，風格寓於工麗、典雅間，弱冠時便有《小鉨匯存》行世，1958年編輯出版《賓虹草堂鉨印釋文》，王福廠為其寫序。

吳樸堂

吳樸堂篆刻“豬為六畜之首”

從大體上講，樸堂先生的印作崇尚工穩整飭一路，這跟他早年取法浙派風格有關。因此之故，致使他無論在運刀、結字或總體佈局上，皆從容老到，顯現出厚實的功力。同時，吳先生曾經歷時數年，於廿歲之前便臨摹刻就的總數為三百方之多的戰國朱文小鉨，這從另一個側面，說明他的創作來源絕不僅僅侷限在浙、皖流派印風之間，這當然是他的整個創作體系中的重要環節。

順便也提一句，上世紀七十年代之初，我在吳子建道兄府上，就曾有幸見到過樸堂先生的那些堪稱經典的摹古之作。同樣讓我大開眼界並且感到萬分服膺的，還有子建兄作於中學時代的數量相當、可與樸堂先生合為續篇的極為精絕的小鉨作品。

一般地講，流派印作交給習藝者的，通常是豐富多樣的技藝手法。而秦漢印章交給人們的，更多的卻是純粹樸實的上古氣息。在此，且不論這些臨摹之作可以到達何等水準，然而只要從吳先生此後近二十年的創作成果中，人們便可讀得此般唯長期浸淫體驗方可獲得的白賁之美和別樣風調。

除另外兩部印譜之外，在《養豬印譜》中，反映在樸堂先生刀筆之下的如朱文印“豬為六畜之首”、“關鍵在於一個很大的幹勁”、“以養豬為榮”、“一噸豬肉可換五噸鋼”；白文印中“書記大搞養豬試驗田”、“以養豬為樂”、“保山大耳豬”、“豬皮”等，皆可稱為既顯功力更見巧思之作。從這些印作中，人們更多地讀到的，是他的淵源有自、水到渠成的一家之風。

上世紀五十年代後期，上海博物館和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實際上是兩家一牌的體制單位。時任博物館長的著名鑑定家、版本目錄學家、文獻學家及金石學家的徐森玉先生，十分看重樸堂先生的學養才識，因而每天在上班前半小時，總將吳氏邀至他的辦公室清談一番，然後各分東西各自辦公，這已成為慣例，此事已成了幾代上博人的美談。

一生謹言慎行規矩本分的吳樸堂先生罹難於“文革”風雲驟起的1966年6月23日。將近半個世紀了，前不久，當我面約他的次女吳心靈女士時，坐在我跟前的，竟然也是位六十多歲白髮蒼蒼的老人了。要知道，當時樸堂先生去世時年僅45歲，而她，才只是一個16歲的不諳世事的孩子啊。據聞，吳先生身後有三個女兒。令人欣慰的是，眼下吳師母身體尚鍵，且年屆九十高齡。

單孝天(1921-1987年)字琴宰，一字寄闇，別署遂在樓、渴廬、春滿樓主。生於紹興，幼年隨父定居滬上。“文革”中更名單曉天。精小楷，他的篆刻初學王福庵工整一路，不久便改學鄧散木風格，所作淳厚古樸秀雅可人，可謂得鄧氏真諦。

單孝天

單孝天篆刻好豬種出好苗”

上海書法篆刻圈乃至全國印章界，單孝天先生是一位公認的好好先生。他為人誠懇坦然，為事周到妥帖，一如他的書作印作。

因《新印譜》創作之故，我與單先生初識於1971年秋天的上海南京東路422號“東方紅書畫社”。說實話，當時自己在刻印上很是幼稚，但最終鼓動我下定決心嘗試著投稿的，卻正是單先生的“一心要砸碎千年鐵鎖鏈”、“為人民開出那萬代幸福泉”那兩方人多稱讚的簡化字刻印。

能夠有機會向單先生進一步問學請益的，還與我的業師蘇白先生有關。單先生是蘇師的師兄，他倆都是鄧散木的學生。所不同的是，蘇師是鄧氏的八年函授弟子。對於單先生，蘇師一直以大師兄相尊稱。

記得與單孝天先生剛認識時，他不過五十多歲，但已有長者之風。他雖不像去疾師那樣模樣嚴謹說話直截了當，然細聲慢語之中，倒也所言由衷每每點到要害。儘管如此，單先生卻仍一貫地謙遜虛心。不分長幼，經常與青年同道一起探討藝事，這是域內人們時時見得的情形。

在創作實踐上，單先生借鑑鄧氏風格可稱由來已久。然而他並未停留在一味描摹追求形似的有限範圍內。他的獨到之處，最明顯的是體現在用刀方法方面。概而言之，所謂鄧氏刀法，便是運用細柄薄刃的小規格刀具，通過間切間衝、以切為主的精準下刀，繼而營造出古樸蒼茫、斑駁雄健的總體藝術效果。在此，鄧、單兩者雖說用的都是小刀，然單先生的不同之處卻在於，他的整個刻制過程始終輔以間衝間切、以衝為主的運刀方法。故爾，在單先生的刀下，便出現了與鄧師不盡相同的於古樸中寓秀美、於明快中見含蓄的自家風貌，這個現象，在其所有印作的筆體意態中，幾乎都可以讀到。

此外，單先生由合理結篆而致的通篇章法上的錯落有致和疏密得宜，也皆顯現出他在印章創作上的豐厚積澱和匠心獨運。

在《養豬印譜》中，單孝天先生的若干作品如白文多字印“發展養豬業必須公養為主公私並舉”、“開展母豬全留全配滿懷高產全活競賽”，朱文多字印“為實現一人一口豬一畝一口豬而奮鬥”、“用更少的人養更多的豬”等，以及“好葫蘆長好瓢、好豬種出好苗”和“掃盲不離書、種田不離豬”等印作，皆可稱之為令人回味再三的至佳之作。

當然，在《瞿秋白筆名印譜》和《古巴諺語印譜》中，亦不乏如白文“瞿秋白”、“史維他”、“維寧”，朱文印 “陳笑峰”、“文尹”，以及白文印“獅子並不像人們講的那樣可怕”、“誰怕狼就不要到山上去”，朱文印“睡著的鳥”、“有志者自有千方百計”等一系列單氏篆刻精品。

單先生的身體一向衰弱，加上他的很大的煙癮，於是每見他總是一副精神不振的樣子。他幾十年以來的哮喘病幾乎人所皆知，終於，一次病情的猛然發作，使單先生難能渡過險關。

回想當時，由方去疾、吳樸堂、單孝天先生創作的這三部印譜，都有一個共同的思想動因，那就是因時而作因事而為。換言之，當時的一切文藝作品，皆為政治社會之下的必然產物，這對有此經歷的人們來說，印象尤其深刻。

就三部印譜的進展順序而言，《瞿秋白筆名印譜》是為紀念建國十週年和瞿秋白誕辰六十週年而作的。該譜1958年開始創作，為示隆重，刻成後特以線裝宣紙本形式出版。印譜由沈尹默題簽、郭沫若書序詩，唐弢作序文，出版之後，當然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若干時日之後，因內容修訂調整和市場需求，又於1985年膠印重版。重版後的《瞿秋白筆名印譜》，共收印蛻105件(不含邊款)，書裡新添了方、單兩位書於1982年國慶節的後記。後記的末了，有這麼一段讀來讓人倍感悲涼的文字：“……印集初版至今已有二十餘年了，在這段時間裡，郭老、沈老、樸堂同志先後謝世，值此，為印集重訂補刻之際，謹對他們寄予沉痛的悼念”。

《古巴諺語印譜》是上世紀六十年代初“要古巴不要美國佬”的形勢產物， 1963年上半年創作完畢，1964年10月出版。該譜由康生題簽、陳叔通題內頁書名、郭沫若書扉頁並集諺語為詩錄之。內中以古巴諺語三十條，刻印四十七方。其中方、吳各十七方，單十三方。《古巴諺語印譜》雖說薄薄一本，卻在當時篆刻界廣為傳播影響深遠。

從時間上看，《養豬印譜》的完成狀況，實際上介於上述兩本印譜之間。最無奈者，同樣是為緊跟形勢而奮力創作的這一部篆刻力作，卻終因時事不斷變幻之故，而長久地處於歷經曲折命運多舛之境。

時光荏苒。當人們將思緒漸漸收起，重新回到社會改革鼎新、珍護傳統文化的現今之時，漫漫歲月已經無情地遊走了半個多世紀。歷史是一面鏡子，遙想當年，作為小眾藝術的篆刻一道，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之下，它的發展路途竟然也如此的不盡平坦。想來真會讓人發出此一時彼一時之慨。

毫無疑問，無論從作品的創作規模、篇幅內容還是編輯形式的理想化程度看，這部《養豬印譜》理當是方、吳、單三位最為看重的創作精華。然而，該印集在出版過程中曾經遭遇的一波三折之累，卻又是他們在豪情滿懷地投入創作時所未曾料到的。如今，這些前輩都已先後謝世多年。有道是“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方去疾、吳樸堂、單孝天三位先生，都是在藝事上有著極高造詣的篆刻家，但在人生歷練上卻往往乏知，我想，或許這也是老一輩傳統型藝術家性格深處的共同特點吧。

值得慶幸的是，這一部眾所期盼、為讀者心之所繫的可稱為我國現代篆刻史上劃時代之作的《養豬印譜》，不久就要付印了。回想與出版社商定合作之初，王剛先生就定下版式不變、在規格上以中式線裝加函套的最高禮遇，這是我不曾想到的。在眼下出版行業並不算景氣的狀況下，此舉的確讓我從內心受到感動。此外，此書的體例包括題簽、扉頁和後記等項，基本上也遵循固有的編排樣式，以還原來之真實。至於王總要我擔責此書的主編之委，本讓我深感榮幸和愧意，這除了敦促我愈加盡心盡力之外，更令我頓生出唯恐有負於先賢的膽怯。

因為手頭有自己的工作，故而這一篇小文是我一個多月以來思緒所至斷斷續續寫作而成的。這些粗率文字當然了無文采可談，唯祈者，假如人們在通讀全文之後，能夠從中大體領略這幾位印壇大家的藝術風範以及該譜出版的不易之旅，這便是我最大的心願所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