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历史书里，对于甲午战争的细节记录并不翔实，对于清军作战时的基本状态几乎没有描述，以至于淮军、练军这支支撑清朝国防近三十年的部队，只剩下“西洋操法”练兵和“装备精良”的几个虚词来概括，下面照录一段甲午战争中日本随军记者龟井兹明伯爵撰写的《血证——甲午战争亲历记》中收录的日军军官信件：
作为金州旅顺地方的先锋队，颇有战功的稻垣骑兵副官（全名：稻垣三郎，当时在金州城南苏家屯）寄给东京秋山骑兵补充连长（全名：秋山好古）的书信概要，载在《东京日日新闻》上，记叙阵中的情况以及中国兵的武器战术的概要甚为详细，因之抄录如下以备参考：
步兵：步兵经常好像是200乃至500（编者注：正好是清军1个营的编制）一群，这一群里必有大旗两面，并有6厘米炮两门，携带的兵器全是毛瑟枪格拉枪等优良步枪，必定在散开之后才射击为常规。
旗帜挂在长10米的大竿上，有10平米大，中间写着他们需要的文字，进退常用此旗指挥，所以向洼地行进时，没等看见队伍，根据先出现的旗帜就可以知道他们的兵力的概要。
战斗时一列横队，虽然没有整然的秩序，可是又好像有一定的章法。队中有喇叭长达2米，其声音好像我国粘糕铺卖粘糕的吹的小号，进退时必吹。
他们经常用的队形是在散开的一队中挥舞大旗开火，开火为随意射击，没有一齐射击，他们的队形到处都是薄弱的一线，没有预备队。但是称作总预备队的，是经常担任总指挥官的护卫，在散兵线的后方若干米的位置上，退却的时候，这个预备队先退，散兵则无秩序的溃逃。
以上的现象，都说明淮军精锐的作战组织完全僵化地依赖“营级军官”，而不存在任何的基层指挥，所有的战术动作都靠着“营官”一级来指引。而淮军的营和湘军类似，一般为300—500人左右，远远大于西方线列步兵时代最基础的“连级编制”，而同时期日军，根据《甲午战争史》的记录，甚至采取以伍为单位的散兵跃进和步枪齐射，换句话说，淮军的“营”制对比鸦片战争时的英军都嫌臃肿落后，不用说是50年后了。
聂士成部大战日军
也许是不善于射击，也许是不善于测量距离，也许是实践与演戏在射击上有很大的差异，其子弹多从头上通过，达到很远的距离，他们不考虑利用地形地物，从不用跪射、卧射，一律站着射击，这是为了经常保持队形的整齐，但是他们对乱用但要并不介意，也不管在这距离远近能否命中，一看见敌人在2000米远的地方也开火，对少数斥候也费了不少弹药，特别是向斥候开12厘米的大炮也在所不惜。
这就是他们的劣势，他们从不主动出击敌人，主要是防御战，但是也有偶尔击退了敌人，占领其位置，但是不久就撤得无影无踪。他们除非自信比敌人强很多，则绝不交战，最可笑的是在战斗中有了伤员时，附近的二三十人都赶来保护着退走。如是在队中就会出现许多空虚。
同时敌人非常害怕炮弹。俘虏也说最可怕的武器就是大炮，他们颇注意防御，但不注意局部地区的利用。他们得意的地雷，对我军未曾有一点伤害。
以上的事实则体现了清军步兵单兵基本军事技能的缺失，平时或许基本没有实弹射击，而战场上也没有“军士长”这种军士层级的基层指挥，放枪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杀敌，而是为了给这些“准新兵”壮胆。而战斗中有伤员，大批人保护退走，其实也是为了借故远离战场的行动。
至于“怕炮”，哪怕是到了抗战前后，军中仍流传着“新兵怕炮，老兵怕机枪”的说法，而对火炮无可抗拒的杀伤力与死亡不确定性的叠加，实际上也体现了淮军士气的低落，当然，这种乌合之众的怕，一直到抗战时期仍旧存在，比如中东路事件中的东北军，面对苏军的炮弹，一样抱头鼠窜，并不奇怪。
至于说从不主动出击，核心问题仍在于“营官”的主动性缺乏，以及近代军事知识的匮乏，甚至根本不理解阵地位置的价值，所有的行为都是为了给上级的命令交待罢了。
骑兵：骑兵从事搜索和战斗，为了搜索以二三十骑作为斥候，可是都不出去很远，所以经常与步兵联合作战，有时也独立行动，可离步兵也不过仅1000多米，因此如果认为只是少量的骑兵而深入追击，其后方肯定有二三百的步兵，这是常规。
他们佩戴的武器为单发枪，偶尔也有连发枪，同时身背大砍刀、配刺刀，绝不佩戴一般战刀，所以战法为马上射击，不会袭击。还有其马匹矮小步履也缓慢，不适合于冲锋，但长于在山野行走，比我国要胜过好几倍……多为白马，所以目标显著，对步兵的射击最为便利，他们的射击技术不像很拙劣，因为主要是马上的射击为主，一旦接近则防御无术，因为他们的刺刀如前述并不锐利，不适用短兵，因而实际很少使用，所以，在接战中，我骑兵可以斩杀比我多之四倍的敌人。……他们的步兵、骑兵的实际用法好像无大差别。
上述信息表明，清军骑兵的素质基本上就是所谓的“马匪”水平，可以进行马上射击，但完全没有受过队列冲击和格斗的训练，这与真正的近代骑兵的作战方式是完全相反的，事实上，配备火枪的骑兵，是为了适时下马进行火力战的，而非马上进行不精确的射击，而更重要的打击方式则是骑乘持剑冲锋，突击对手的散兵线。这也就难怪日军骑兵可以斩杀自身人数4倍以上的清军骑兵了。
淮军炮兵拥有当时世界最先进的火炮
炮兵：炮兵拥有极其锐利的兵器，炮必在步兵间列阵，克虏伯式山野炮为他们野战军的常用武器，所以如果他们能善于利用则为最可怕的东西，然而他们的技术并不高超，所以炮弹无一命中。他们的榴散弹多不炸裂，所有的炮弹全部毫无节制的放完。在炮列的位置上必定树起大旗，正好成为我军的目标。
炮台：炮台的构造，炮体的形状，防御的配备实为完全，几乎没有一点纰漏，我曾经参观过国内“观音崎”的炮台，觉得旅顺的炮台大为胜过我们，至于其后面的防御，远远胜过我观音崎，渤海的关口在此可谓初具规模。
清军的火炮和炮台，本身都是进口来的西洋制品，其质量超过日本的“山寨货”毫不奇怪，但是使用这些“利器”的淮军士兵则完全不具备与之匹配的训练技术，而只是当兵吃粮完成任务罢了，而炮列位置竖起大旗，主要目的是为了己方低素质士兵的士气维持，而其放列位置则基本上还是美国南北战争时代的思维，也就是落后时代30年左右。
总之，清兵所有的武器都很好，但是一个兵种所使用的枪支，都不一样，每一营也都不一样。完全不使用白刃战，清人个人的个头都将近6尺，清人看我为侏儒也并非谎言。然而在勇气这一点上，则远在我军之下，每当白刃战时，他们都把子弹上了膛的枪支扔下一溜烟地逃跑了，以人多势众来作战的习性是最能证明其勇气之不足。
他们使用的武器，也与战术不相适应，他们因为勇气不足结果决不用白刃战决雌雄，单单指望火力优势作为唯一的决战手段。所以有好机会也不冲锋，更不追击。
前进时全线一条线，后退时毫无秩序，所以用收容队掩护退却部队的事从来没有。他们没有背包，没有像我军用的背负式弹盒，而是在布袋上缝了许多子弹巢……此法对不用卧射的清兵来讲，研究得最为周到，装填的动作也非常迅速。
军装都穿着和居民一样的衣服，穿着中国式的长靴，从军时只在外边套一件有标记的制服，所以逃跑时都把军装脱去，就像常人一样，难于区别，他们认为一旦被俘必死无疑，所以能逃则逃，宁肯冻死在山谷也不肯投降。
完全不使用白刃战，没有二话，就是勇气不足，对于火力优势的使用，又受制于这些士兵的素质低下，并没有形成真的优势，可以说，甲午战争中的淮军所欠缺都不是什么跨时代的东西，而是一支能够成为“军队”的团队最基本的能力。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是不是淮军、练军的西洋操法有问题呢？
事实上，在平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淮军统帅李鸿章不仅是购入了大批的洋枪、洋炮，还引入了常胜军（原洋枪队）的操法，冯桂芬曾描述自己看到的常胜军训练：
雁行进，举足如一，两胯间，射以矢，十发十穿，无所滞，斯尤长技。
曾国藩看过淮军的训练也评论说：
操练阵法，纯用洋人规矩，号令亦仿洋人声口，步伐极整齐，枪炮极娴，平日所见步队不逮此远矣。
可见，借助外国教练，淮军基本学会了西方”当时“流行的线列步兵行阵，其队列步伐非常整齐，而且连军事口令都使用外语，训练水平已经远超当时中国的各支军队。
到了1875年大沽口演炮炸膛事件之后，李鸿章与淮军教习，英国军官马格里发生冲突，之后军中开始减少聘用英国教官，而转而学习德国操法，而这时的淮军口令，除了英语之外，还有了德语版本，越发混乱。
直到1878年，李鸿章最终决定以江南制造总局和天津军械所的译名为标准，又由潘鼎新编译了《洋枪大操阵图说》，改进和方便了淮军的教习。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淮军的西式训练的集中点是“练兵”，而不“练将”。
淮军初期的将领刘铭传、周盛传、吴长庆等人都愿意虚心学习洋操，对西式战法了解较多，程学启、郭松林、张树声、潘鼎新等人则主要醉心于洋枪洋炮，对于西洋操法本身并不太感兴趣，而随着上述这些人物的死去和升迁，淮军的上层军官（所谓统领，带几营或几十营）是由之前“行伍”出身的营官递补，比如叶志超、卫汝贵等人，出身见识所限，他们对于西洋战法的认识水平甚至不如前辈。
对于这群将领，甲午战争中日军将官野津道贯的评价（《中日甲午战争全史》第二卷·战争篇上）是：
将校是军队首脑、神经。将校不但要具备一般应有的勇武精神，还要掌握现代最新式的战略战术。我日本将校经历过戊辰、丁丑（倒幕战争和西南战争）之战，通晓欧洲中德国、法国战术要领着甚多。然而支那（日本人蔑称我中国），恰恰相反，其将校中最著名的如左宝贵、叶志超、卫汝贵、马玉崑、聂士成，都是多年在国内以发匪、捻匪、回匪或马贼之凶暴无赖的贼匪为好对手，进行战斗。这等支那将校，虽历经百战，但他们的对手仅是这样的贼匪，所以支那将校虽有梁山泊式的赌徒头目的勇气，但是有关19世纪实用的维新战术知识却极其缺乏甚至绝对没有。
对此，罗尔纲先生早在1941年发表的《晚清兵制史话——淮军训练的失败》中就曾总结：
我国旧部将多不学，训练资之教习，调度任之将弁，习非所用，用非所习，猝当大敌，鲜不败挫。
临操之时，统带官熟视在旁，一若已不与共事者，最为可怪。一旦出防远征，则仍听统带营官之妄加调派。如此则永远训练不成，何论战胜外国。
翻译一下，就是一群统兵官一点现代军事知识都没有，训练就交给外籍的教官，调度部队就全甩给营官下属，真正练兵操演的时候，这些中高级军官就在一边看着，等打仗的时候，又不允许训练官插手，而让一群行伍出身，更没有军事常识（甚至不识字）的中下级军官调配部队。而另一方面，李鸿章寄予厚望的北洋武备学堂培养出来的中下级军官却因为无法插入各个营官的亲戚、裙带组织体系而被闲置……只能等待在袁世凯的新军日后发挥作用了。
1890年山东淮军装备的法国120mm mle1878，在当时非常先进
那么，这些”废物“军官的表现如何呢？
野津道贯（《中日甲午战争全史》第二卷·战争篇上）早已说得清楚：
他们防守堡垒的能力是外行，但又绝对不敢进行野战。即使防守甲堡的士兵对于乙、丙、丁各堡垒互相极少支援。更何况战机千变万化，防守在甲、乙、丙、丁堡垒中又怎么能指挥进退应付得了呢？防守的变化、进攻的变化、纵横进击的变化及灵活的运动，如此临机应变的用兵，支那将校能偶胜任吗？否！支那军队决不能胜任。
事实上，直到甲午战争后，淮军才开始重视多兵种协同作战，在战后收罗了淮军、练军残部组成的聂士成武毅军中，终于编撰了《淮军武毅各军课程》成为各军训练的基础范本，其中对步兵、骑兵、炮兵、工兵四个兵种在作战中如何部署和协同打击敌人，总算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而这也是武毅军纯用德国教官训练的一个成果所在。
然而，哪怕是痛定思痛的淮军劲旅，在聂士成这样的血性大将的带领之下， 面对数量相仿的八国联军仍旧支持不住，其根本原因，仍在于营制组织与基层军官的选任，还是淮军的“痼疾”，这个病真正得到治疗，还要到中国第一支近代军队诞生，即北洋新军成军，而这又是10年之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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