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不缺聪明人,尤其是那些当官的。
清朝到了道光一朝,全国人口蹭蹭窜到了4.3亿的新高度,放在现在能养活这么多人的国家也没几个,从这点上来说,清朝还是有它过人之处的。
但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就麻烦了,考科举混仕途,那要从几亿人中脱颖而出,难度可想而知,不是聪明人,谁能混出来?
聪明人扎堆,也不见得是好事。聪明人办的聪明事,也未必是好事。比如,甲午战争,就是几个聪明人搅黄的。
早在甲午战争爆发前,清政府在半岛便有驻军,而驻军的负责人是袁世凯。
袁世凯这个人很有胆略,敢作敢为,日本人鼓动朝鲜亲日派发动宫廷政变想要胁持朝鲜国王,袁世凯听说后,当机立断,率领四营淮军进入朝鲜王宫挫败阴谋,朝鲜国王也被解救。
可老袁知道,日人不会善罢甘休的。很快,他就得到了8000多名日本陆军于仁川等处登陆的消息,而日本国内还在抓紧时间向半岛增兵。
袁大惊失色,他判断日本是要大举增兵朝鲜了,清朝驻扎在朝鲜的兵力搞不定日本大军。于是,连忙向幕后老大李鸿章求援。李得知后,也向清廷请求出兵。
结果,日本人动作更快,武装到牙齿的日军开进汉城,控制了朝鲜国王李熙。
袁眼看到局势不妙,料定自己不是日军的对手。虽然刚刚获得的解决朝鲜国王、挫败日本阴谋的威名,一咬牙,不管了。他不顾周围人的阻拦,连夜装改扮,混入了难民堆中逃回天津了。
没错,大英雄跑了,他的部属和经其训练的朝鲜新军迅速瓦解,乱作一团。
“大丈夫能屈能伸”。袁是第一个聪明人。
袁擅离职守,李鸿章无可奈何,兵还是要派。可是当他决计派大军增援半岛的清军时,皇太后遣人出来拦阻了——“太后大寿,勿要轻启事端”。
光绪的老师翁同龢也煽风点火,发动对李鸿章的政治攻势,李有些为难了。
但李还是想出了折衷的办法——“引入外部势力进行调停。”
被李鸿章寄以厚望的主要是英俄两国公使。可是英俄在调停中,却相互之间打起了主意。
俄国人想把朝鲜和辽东抱在怀里,但自己准备还不够,因此倚重于采取外交施压的方式,帮助清朝来反对日人的扩张。
英国人呢,他们不希望看到俄国人在东北亚的扩张,但自己又不便直接出手…于是,英国人想到了日本人,在调停中,英国人采取了偏袒日本人的态度。
一个帮清朝,一个帮日本,各有各的算盘,没法调和。于是,日本人加快了在半岛部署兵力的速度。
在这样一个紧要关头上,又出了一件事——李鸿章雇佣英国商船“高升号”运淮军去增援牙山的军队,结果“高升号”被日本军舰浪速打沉。
李鸿章得知此事十分兴奋,又可以抓这个作救命稻草了——“英国佬你看,日本人都敢打沉你的商船,尤其船上还挂着英国旗,这不明摆着侮辱你嘛!”
李将此事告诉了英国人,可英国人也很警惕——“李鸿章想把我拖下水。”
围绕这件事,清日英吵了半天,最后出来结果——英国还是袒护日本,倒打清政府一耙。高升号是为你们清朝海军服务的,明知道有可能被日本海军击沉,你清政府海派挂着英国旗的船去朝鲜,你清政府需向英方赔偿损失,日方无罪。
李鸿章有些傻眼,他似乎忘了一句话——强权即是公理。
徐中约先生这样评价李的外交——他过分相信那种“以夷制夷”的老策略…他不懂现代国际政治的实质,过高地估计他个人的说服本领。当他最终意识到外交努力归于无益时,军事准备工作已被大大耽搁了。
这是第二个聪明人。
在那个年代,像李鸿章这样的人,清廷上层不胜枚举。
“高升号”运载的淮军,本是用来支援尚据守于朝鲜牙山的叶志超部的。当叶得知援军遇险后,他大为惊恐,连忙率军后撤至平壤。
日本人跟踪而至。眼看平壤成为孤城,叶不顾左宝贵等人的拦阻,又退过了鸭绿江。
几天后,平壤失守。
可国内得到的消息却大相径庭——叶统领打了胜仗?
在精神胜利法的运用上,叶志超是第三个聪明人。
陆上打作一团时,海上也在发生激战。
在大东沟,北洋舰队一部同窥伺已久的日本舰队鏖战一处。
战争考验的是技术,更是配合。
可是,就在这样一个危急关头,方伯谦掌管的济远舰转舵后撤,一路逃回港口躲了起来。济远的临阵脱逃不仅打乱了北洋舰队的阵型,还使他的友邻舰只葬身于日舰炮火下。
家贫出孝子,国难出忠臣。
海战中,北洋舰队的致远舰中炮多处,但仍拼死力战,炮弹用尽后,致远舰在舰长邓世昌的指挥下径直撞向日舰吉野
跟保存“有生力量”的方伯谦相比,邓世昌真是再“愚蠢”不过了。
方伯谦是第四个聪明人。
我理解,聪明人有聪明人的无奈,聪明人也有聪明人的为难。
但这能成为失败的理由吗?小聪明罢了。
想起了曾国藩的一句名言——“唯天下之至诚能胜天下之至伪,唯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
有时候,聪明也不是什么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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