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支援只是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对一个人最重要的帮助是他的社会支持系统。”

主笔|曹玲

2008年5月，地震发生后心理学专家聂含笑抱着北川女孩唐静

地震时播下的种子

2008年，吴坎坎在中科院心理研究所读研一。汶川地震后，心理所立刻组织了救援小组，5月14日所里第一批心理援助队伍到达成都，吴坎坎的导师也在其中。

6月12日，吴坎坎到达绵竹，开始协助心理专家工作。他当时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只记得老师的告诫：多听，多看，少说。

在灾区，他遇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心理支援者，国内开设心理学专业的高校几乎全部派了师生前往灾区，再加上各种社会机构，心理援助成了被公众熟知的名词。但是，大部分支援者并没有长远或者统筹的计划，大家的目的也并不单一，出了很多违反伦理的事情，比如让孩子哭，让大人哭，认为把情绪宣泄出来就好了，但情绪宣泄一次就强化一次。他们把灾民的伤口撕开，却没有能力去愈合它。

这些不规范的做法引起了当地人的反感，当时灾区有个说法：“防火防盗防心理咨询师。”地震后多年，吴坎坎只要一做关于汶川地震的报告或者交流分享，听众里就有人说：当年我也在现场。汶川地震成了全国心理工作者的共同回忆。

事实上，地震第二天日本学者就给中国心理学会写信，告知有些西方的做法不适合东方文化。西方常见的处理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做法有认知行为疗法、危机暴露疗法、眼动脱敏再处理法（EMDR）等等，其中暴露疗法不适合东方人。中科院心理所刘正奎研究员说：“在东方文化里，把情绪全部倾诉出来会让倾诉者非常后悔，觉得自己失态，那个人不应该是我，他会越想越内疚，反而增加了心理负担。”

一开始，吴坎坎以了解情况为主，并提供专业的陪伴，或者给孩子们组织活动、上课。后来，如何开展工作多半要靠自己摸索，最难的是如何与援助对象建立互相信任的关系。

全国心理援助联盟秘书长吴坎坎

在汉旺东方汽轮机厂进行心理救援时，他当了一段时间的搬运工。东汽受灾严重，厂里为保证安全，灾后把整个家属区进行封锁，定时定点安排一些居民把家里的东西搬到临时居住的板房。为了接近他们，吴坎坎常帮他们搬家，每天累得腰酸背疼，但在很短的时间内和大家混熟了。一般谈话从生活开始，比如今天天气特别热啊，你从哪里来的之类，很快就能聊起来。如果直接说教，或直接问灾民家里有没有人伤亡是很忌讳的，会引起对方的痛苦。即便有时已经聊起来了，问到家里还有什么人的时候，对方可能一下变沉默了。

那些状态好一些的人会告诉他哪些人不太好，需要重点关注。后来他们又招募了东汽子弟做志愿者，这样更容易接触东汽职工，也更容易组织活动。

而孩子们由于年龄小，没有办法跟他们深入谈话，所以会组织一些活动，包括绘画、游戏、团队活动，让他们参与进来，获得一些支持，发现自己并不是一个人。

由于没有经验，他们也会犯一些错误。比如灾区志愿者离开灾区时，孩子们依依不舍、抱头痛哭的场面非常感人，但是在专业人员看来，这种情况是不恰当的。如果志愿者、心理咨询师等人与孩子太过亲密、界限不清，他们就会特别喜欢黏着你，认为你能替代失去的亲人的角色和情感。但实际上，志愿者和心理咨询师服务时间再长，也终究是要走的，离开会给孩子造成二次创伤。吴坎坎的团队最开始也出现过这种情况，意识到之后就马上改正了。后来在2014年鲁甸地震灾区，志愿者们与孩子们保持了一定界限，事先告诉孩子们开学时他们就会离开。

“在干预过程中，要尽量把感情转移到孩子的同伴和老师身上，而不是我们。”吴坎坎参与过2013年雅安地震后的心理健康课，团体活动的分享环节两个孩子不说话，其他同学走过身边看他的眼神也不大一样，整个活动的气氛变得压抑。吴坎坎当时不知道这两个孩子的家长遇难了，但是明显感到他们不太对劲。

轮到其中一个孩子分享的时候，心理工作者给了他一些时间，同学开始鼓励他，有个同学走过去拥抱了他一下。他立刻哭了，哭完之后愿意说出自己经历了什么。“我们的存在就是引导他们，让全班同学一起去支持这两个孩子，全班孩子都是支持他们的资源。如果不通过这样的团体辅导，班里的老师和同学们可能还会继续回避这个事情，孩子会越来越孤僻。”吴坎坎说。

“心理支援只是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对一个人最重要的帮助是他的社会支持系统。”他有个观点，中国最大的心理援助工作者其实是国家主席和总理，只要他们一去，全民都受影响。

救援过程中，心理工作者的心情也会受到影响。在位于德阳市人民医院的工作站工作一年多以后，吴坎坎返回北京写毕业论文，但是很久都没有动笔。他的创伤反应已经泛化了，不光是回避回忆所有的案例、场景和数据，情绪也有些麻木，记忆力变差，注意力不集中，拖延到答辩前两个月才开始熬夜写论文，论文题目叫《创伤后应激障碍与心理神经免疫学机制》。

“每个到了灾区的人都会留下或多或少的心理创伤，看他自己有没有能力调整。” 中科院心理所刘正奎研究员说。他遇到一个护士，救援时她背后有一个小女孩埋在地下，小手伸在外面喊：“姐姐救我，姐姐救我！”她牵着女孩的手，不停安慰她：“等一等，姐姐一定会救你。”但是根本无法救援，小女孩的声音越来越弱，傍晚离开了人间。护士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一闭眼女孩的声音就在她耳边萦绕，无法消退。

“这些人都需要我们在现场紧急处理，做一些危机干预工作，防止出现过激行为。”刘正奎说。

每年的春节、中秋节、清明，遇难者会特别难过，尤其是地震后的第一个新年。2009年春节，刘正奎带了20多个志愿者驻扎在北川县城的社区里。他们年前举办了一些活动，去各家走访，问寒问暖，告诉大家有问题可以找他们聊聊，并且锁定需要重点干预的人群。

年三十晚上，志愿者在社区巡逻，发现了两起自杀事件。有个男人家里只剩他一个，独自一人在板房里喝酒，喝着喝着就把酒往身上倒，然后点火自焚。巡逻小组及时发现了他，送医院抢救，但还是烧伤了。

中国科学院心理所研究员刘正奎

刘正奎说，受灾者的心理分期大致可以分为：休克期、愤怒期、讨价还价期和接受期。根据研究，自然灾害中90%的亲历者一个月之后心理水平就能恢复到正常水平，10%可能存在创伤后应激障碍，但是这个数据在地震重灾区会更高。地震10年后，虽然大部分人都从中走了出来，还是有少部分人依然生活在地震的阴影之下。

吴坎坎觉得灾后心理援助也给自己留下了一些心理阴影，比如他在昆明火车站暴恐事件之后去做心理援助，受害者聊到那些被捅了几刀的情景让他害怕刀。之后的几个月，但凡看到锋利的东西，他都开始回避，这种回避持续了几个月。

灾难救援工作久了之后，对于一些心理创伤的问题他感到有些麻木，就像医生看待生死一样。在灾区工作，经常遇到次生灾害。在彝良灾区工作的时候，路上石头纷纷掉落车顶。“我自己肯定是有心理准备的。有了小孩之后我会做自己的心理工作，假设哪一天我出了个什么意外……”他说着笑了。

尽管如此，他依然热心于从事灾难心理干预工作。汶川地震后，心理所感到志愿者如果没有专业技能或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反而会造成一些负面效果。灾后心理援助统一组织、规范管理非常重要。2015年，全国心理援助联盟成立，目前有30多家研究组织和170多名专业工作人员。吴坎坎是联盟的秘书长，是全国少有的专门从事灾难救援的人员之一。

之后，全国心理援助联盟参与了舟曲泥石流、盈江地震、彝良地震、昆明火车站暴恐事件、天津爆炸、黄岛爆炸等重大灾难的心理救援。他们提出一个心理援助模式：小灾一年，中灾三年，大灾五年。

“我们国家的灾难心理学，是在汶川地震之后发展起来的。”吴坎坎说。原来我国的救灾行动，只包括生命救援和物资救援，没有心理救援。盈江地震以后，国家减灾委正式出台了一个关于加强重大自然灾害后，社会心理援助的指导意见。2017年1月，国家卫计委牵头22个部委，在《加强国民心理健康指导意见》里，专门写入了灾难危机干预和心理研究。

刘平和他的病人

德阳人民医院是德阳地区唯一一所综合性三甲医院，心身医学科去年12月才刚刚成立。2008年时，现任心身医学科主任刘平是该院神经内科的主治医师，他曾于2001～2002年在北大六院接受精神科专科和心理咨询培训，之后在医院从事联络会诊精神病学工作和心理咨询工作，是当时医院唯一一名心理咨询医生，心理咨询费用一小时46元。

地震一发生，他就投入了生命救援工作，当时已经不分什么内科、外科，即便是多年没有缝合过伤口，依然要上手术台。心理救援工作在面对生命安危时根本无法展开，面对上百万受灾人群，他非常迷惘，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2008年5月18日，第三军医大学心理救援队和广州市妇幼医疗中心的心理医生来了，接下来深圳的心理志愿者也来了。他感觉有救了，立即组织大家进行联合会议，商量德阳地区的心理援助工作。

他发现，大家的工作目的、理论流派、工作方法都有不同，最后决定求大同存小异。但是很快第三军医大的工作人员走了，不久志愿者走了，之后广州医疗队的心理医生也走了，很多伤员、病员、家属、灾区民众来找他做心理援助，这让他很无助。地震前，他想引入一个心理咨询师，医院不答应，原因是不重视，心理咨询师也无法养活自己。

当年6月，中科院心理所进驻德阳工作站，吴坎坎和一些老师先后在此工作了5年。和这些专业人士在一起工作，为此刘平于2009年读了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方向在职硕士，目前又读了家庭治疗方向的在职硕士。

地震后，医院领导发现心理咨询的重要性，同意他引入一名新医生罗澍，之后又引入刘敏，还有一个从护士转岗。目前专职的心理咨询师有3个，此外还有4个兼职的咨询师。经过10年的发展，德阳人民医院在四川省第一个成立心身医学专委会，并成立了专门的心身医学科，目前有30多张床位和10张加床。

刘平认为，身体和心理是一体的，很多精神疾病通过躯体来表现。现代人的心理问题越来越多，只有不到1%的人会去精神专科医院就诊，95%以上的患者都在综合医院，他们分散在临床各科，心脏不舒服的到心血管科去看，呼吸困难喘不过气的在呼吸科看，消化有问题的到消化科看，头昏头痛的到神经科看，背疼、脖子痛的在康复科看。在医院就诊的患者中有一部分人按照身体检查反复治疗，长期不好。

“这些人排除了躯体症状之后，应该到心身医学科就诊。”目前，心身医学科收治的患者中焦虑症特别多，主要表现为心慌、胸闷、失眠、胃口不好、烦躁发火。第二多的是抑郁症患者，觉得活得没意思，什么事都不想做，有些还想死。第三是失眠患者，有个病人连续8天都没睡，被家人送来之前准备跳楼。

“我希望医生能关心一位患者的心理健康，在全院建成一个平台，让每位医生都了解到心理以及心理和身体的关系，从而进行综合治疗。”刘平有空就给全院医生进行讲座，并且在四川各地推广心身医学，第二站是绵竹，第三站是广汉。他们的“种子计划”选出了很多神经科医生转岗，来做心身医学，也欢迎精神科医生加入自己的队伍，建设一个全面的心身医学体系。

说起地震对自己的影响，刘平说：“累啊。”从地震后他就没闲着，灾后心理救援，研究心理学，发展心理咨询，组建心身医学科室，感觉已经过劳了。“不过地震又教会我，遇到再困难的问题，都要勇敢面对。”

德阳人民医院身心医学科心理咨询师刘敏在给住院患者做团体治疗，教他们如何放松（黄宇 摄）

在刘平办公室，我们见到一位女患者。汶川地震时她45岁，当时和丈夫在6楼家里。她接了杯水刚要喝，就地震了。卧室的吊灯掉到床上散开，带轮子的电视柜在客厅转来转去。家里的门锁平日有点问题，此时门怎样也打不开了。她跑到卫生间，极度恐慌，感觉今天算是完了。最后她用马桶水箱盖把门砸了一个洞，然后开锁跑下楼去。到了楼下，地震已经停了。

5月12号晚上，她接了母亲到德阳体育场安顿下来。晚上余震特别多，根本睡不着，她处于崩溃的边缘。14号她丢下母亲跑到江苏亲戚家去，19号有人告诉她可能有大地震，夜里3点她在街道上走了一圈又一圈，此时是在江苏。

6月初，她回来了，住进了单位安置的地震棚。德阳市区受损相对没有那么严重，很多楼依然立着。一些人陆陆续续搬回了家，只有她不肯走，一直等到地址棚要拆了才回家。回家后，她就像惊弓之鸟，一有风吹草动就往外跑。“那时全城可能只有我一个人还这样跑。”

为此她闹了不少笑话。有次去医院看病，上二楼去拿药的时候，她看到墙上的一个指示牌在动，立刻转身往楼下跑，跑到院子中间才停住。丈夫追上来问她跑什么，她说地震了。但是周围的人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他们返回二楼查看，指示牌的确在动，上面有个空调出风口。

地震后她似乎病得很严重，晚上经常莫名其妙头疼、胸口疼、肚子疼、背疼。隔三差五看急诊，德阳、成都的中医西医被她看遍了。每次看急诊，心电图、抽血、B超这3项必查，每次检查都没有问题。

她像变了一个人，不敢坐电梯，不敢一个人待在房间里。她害怕人多的地方，在公共场合一直耳鸣。她没法和人交流，即便有几个熟人坐在一起，她也是一个人在旁边发呆，不知道在想什么，没有任何表情。她不去上班，每天跟着丈夫，体重越来越轻，走路就像飘着，没有人形，生不如死。有次在医院输液，她让护士给她拔针头，护士很忙没有及时拔出来，她便发疯开始砸东西。

家人背着她在成都一家医院给她挂了精神科的号，她在医院号啕大哭，不肯去看。家人劝了又劝，终于看了。医生诊断为抑郁症，治疗效果并不好。

2011年有人跟她说，可以看看刘平医生。刘平认为这是一位典型的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建议立刻住院。她纠结了几天终于住了进来。住院第一天，刚好有北京解放军总医院的专家来援助工作，她和专家交流了几句，忍不住号啕大哭。她在医院里接受了个体和团体治疗、药物治疗以及一些仪器治疗。第一次出院后，她感觉好多了。

她是一位多重创伤患者，第一次婚姻因为家暴结束，小时候也经历过一些创伤。“创伤是多年累积的，也需要很多年来处理。”刘平说。2011～2015年，每年状态差的时候她都会住一阵子院，来调理身心。

她以前不知道她的经历是心理创伤，是一种精神疾病，只是觉得自己和别人相比有些不幸。到如今，10年前的一幕在她脑海里还像昨天发生的一样，楼房剧烈震动着，振幅达一两米，地面拱起，所有东西都在摇晃。

每个经历过创伤的人都能回想起某个时间里的特定细节，那些细节似乎带着一种难以描述的力量在想象中发光。

最近几年，她参加了公益项目“麦田活动”，顶着太阳在田里穿梭，访问贫困家庭，帮助孩子们。这让她感到快乐，这种快乐是发自内心的，有一种成就感和满足感。

心理咨询很有用，药物也很重要，她说。她原来每天吃一颗抗抑郁药欣百达，现在每天吃半颗。她经常想，什么时候能不吃药就好了。

北川中学2008年初三(二)班学生毕业十周年聚会，来老县城祭拜逝者（黄宇 摄）

北川西苑中学办公室主任、兼职心理老师王春（黄宇 摄）

北川：每个学校都有心理老师

地震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中科院心理所的研究人员认识了北川教师进修学校的校长徐正富，于是两个机构合作成立了北川援助站，在北川工作了5年。

北川是重灾区，当时老县城包括流动人口在内有3万人左右，地震造成1万多人死亡。学生伤亡非常严重，北川中学1500多名学生遇难，曲山幼儿园遇难200多个孩子，曲山小学整体被埋，300多名学生遇难。北川教师进修学校全垮了，很多老师失去了家人，学校20多个老师只有七八个还能继续工作，帮助各学校异地转移、安排复课，以及干预老师和学生的心理健康。

当地很多孩子是留守儿童，父母没时间管他们。5月底，徐正富组织了5个学校300多名学生在部队的一个基地复课，但是根本没办法让老师上课。老师们去老县城搬东西的搬东西，找亲人的找亲人，神情恍惚的有之，以泪洗面的不少。一些老师甚至觉得，这辈子都不会再上课了。当时只能依靠部队官兵、绵阳过来的老师，还有新教育团队的工作人员来上课，这种情况持续到9月开学之后才稍微好一些。

除了老师，校长的情绪也不容乐观。各个学校的校长压力巨大，不仅要组织复课，还有家长不停地找他们，质问他们孩子在哪里，学校是豆腐渣工程。有的校长一天24小时电话不断，听到铃声心中便充满了恐惧。

据驻扎北川中学的中科院心理所老师龙迪回忆，到达当时北川中学绵阳安置点的第二天，就有一个女学生和她说，关心一下我们的老师吧，他们更难过。

6月下旬，他们为全校丧亲老师及家人举办4天3晚哀伤辅导营，取名为“温存之乡”。2008年7月底8月初，43名丧亲老师被分成两期，在清凉、安静的天台山和平乐古镇参加营会。为了促进家人之间的联结，每位老师可以邀请1～2名家人或亲友参加，每个家庭分配一个房间，即使家里只剩下一个人。

8月8日晚上，北京奥运会举办开幕式。一些老师希望到河边散步。为了保证老师们的安全，龙迪带领几位志愿者，陪同老师们在平乐古镇河边散步。看到有人在放河灯，老师们纷纷购买，悲伤地在灯上写上遇难亲人的名字，让点燃的河灯随河水漂流……那一夜，大家陪老师一起喝酒、唱歌、痛哭，聆听他们内心的痛苦。老师和志愿者融为一体，不分彼此。

龙迪在北川中学开展的心理援助工作采用“生态系统理论框架”，与北川师生共同设计并开展多样化促进“联结”的活动，比如艺术创意工作坊和主题活动（摄影、音乐、绘画、戏剧、舞蹈、手工创作）、正念生活和瑜伽、自然情意教育、生命教育课程，组建学生自愿队照顾自己并帮助老师、集体讲述和家访等等。

“地震后的心理援助在当地播撒了许多心理健康的种子，10年后，已经开出花来。”徐正富说。震后通过为期3年的培训，为北川培训了57位心理骨干教师。从去年开始，当地又开始在清华大学、西南科技大学的帮助下推行积极心理学，目前已经在11个学校开展，培训了50名骨干教师，明年会在全县推广，希望通过3～5年的努力，把北川做成积极心理学实践应用基地。

“别人救你一时，你需自救一世。地震对于外人来说就是一个故事，对于我们来说则是经历了人间地狱。”徐正富组织老县城学生向外转移时，一路上尸横遍野，很多是并不完整的尸体。一些小学生退都软了，不停呕吐。他让他们跟着自己的脚步，踩着老师的脚印，一步步走出北川。

“活下来是老天给你的安排，让你承担一些责任和担当。”他幽幽地说，“我后来经常想，从事教育工作能够做点什么？怎样能让我们这个落后的少数民族的教育系统，在原有的基础上进步一点，改变一点。一路走下来，我觉得心理教育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希望学生们能培育出积极的心理品质，拥有改善自己不良情绪和负面情绪的能力，积极主动过有意义的生活。”

从一开始的心理援助，到之后的心理健康教育，再到如今积极心理品质的培养，北川的学校经历了从被动接受心理学到主动发展心理健康的过程。这些工作看不见摸不着，无法立竿见影，也很难考核。在心理健康工作推行到第5年时，他们并不知道日后会发展得怎么样。到了第10年，工作已经初显成效，成为当地民族教育的一个品牌。

“地震是灾难，也是促进变化的动力，把北川的教学提前了30年。”徐正富说。

在一线工作的北川西苑中学王春老师则认为，在学校推广心理学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能显著改善师生关系和学生之间的关系，提升学习成绩。西苑中学是个初中，有1680名学生，130多名老师，其中专职的心理老师1名，兼职的2～3名。平时学校开展的心理活动很多，初一每学期有15节心理课。如今，学校正在推行乐游课程，通过团辅直接体验，让老师、学生体会什么是快乐和幸福，并持续体验到快乐和幸福。

王春举了几个例子。比如有一个叫作“优点轰炸”的活动很受学生欢迎。学校里有的学生老爱犯错误，总被批评，破罐子破摔，大家都不喜欢他。我们号召全班同学给他找优点，他自己也找优点，有时同学能给他找到几十个甚至上百个优点。他会感到非常开心，觉得同学还挺认可他的，老师、同学也会对他产生重新的认识。

接受采访的各位心理学家都说，心理干预工作就是让大家相互之间建立起联系。一位接受过心理援助的老师曾经对志愿者说：“说实话，你们帮不了我们什么，但是你们的到来让我们变得团结，让我们的生活有了希望，让我们有勇气和力量去面对我们人生中的不幸。”这一切，都是徐正富所希望达到的：让孩子们拥有健康的心灵和自救的能力。

“人有异常强大的自我恢复能力。”徐正富说。他们有很多自救的方式。地震后，他经常和其他老师与心理支援团队的老师在一起喝酒、聊天、作打油诗。有位家里只剩下一个人的老师周末作诗：“别人的鸟儿成双对，我的鸟儿打瞌睡。”丧失另一半的家庭很多，他们给教育系统内部的人牵线搭桥时作打油诗：“万水千山只等闲，肥水不流外人田。”艰苦岁月中一点积极的情绪，对灾难中的人们都是有用的营养品。

“时间会冲淡一切。”这句话徐正富说了好几次。在他眼里，新北川是一个天堂，到处小桥流水，鸟语花香，花园连着花园。“逝去的北川人去了天上的天堂，留下的北川人来到人间的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