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侯孝贤的电影，以为他是那种极东方极传统的人物，生活里大概是与李安有一点像的，淡泊、恬静、温和。没想到他青少年时代也像杨德昌的影像里记录的那样，打群架、赌博、拉帮结派。是不是那个年代大多数大陆来的男孩子都是这样生活?他兴致勃勃谈起赌博一定要借势，如果一直赢就一定要押更大注的下去，但每次赢得正欢时若弟弟来叫他回家吃饭，或者对自己兜里有多少钱有了自觉的认识，马上就转运了。做别的事情其实也是一样，要的是状态和感觉，不是理性。
讲到他著名的景深深得不行的长镜头，侯孝贤给出一个令全场喷饭的理由：因为用的是非专业演员，镜头离近了他们害怕，只好放远一点，这是景深。那为什么镜头又“不动如山”呢？因为非专业演员往往像真的生活一样去表现，比如让他上厕所就真的去上了，关上门半天不出来。后期剪辑时，侯孝贤突然觉得这样更加有味道，干脆剪都不剪。
他痴迷于“再造真实”，不是简单的复制，而是通过必要的渲染和过程把那种真实的情绪与氛围表达出来，制造出一个能独立于现实生活的时空单体。比如拍海上花时，他几乎翻遍了所有小说里关于19世纪生活细节的客观描写，一样一样找出来，一遍一遍拍，直到演员们都沉入那个年代的气氛不可跳脱。很多导演的电影是主观经验的产品，观众看了知道导演想表达的是什么观点，而侯孝贤更希望把那个故事活生生讲出来，让拥有不同个人经验的人产生不同感受。
侯孝贤花了很大的时间去讲如何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思考，而不是只看到自己。他会挑选出最符合剧本气质的演员，也会在一定范围内根据演员现场调整角色的走向，他可以调度出最本色最沉迷于戏的他们，也乐意帮还达不到这个水平的演员度过难关。有了立体的角色演绎，他完全不担心电影有没有所谓缜密的逻辑，在他看来，不管你怎么剪，只要有了那个情绪和氛围，它总是能连起来的。
侯孝贤与李安走的是两种不同的路子，后者接受了西方严谨的教育，更善于用连贯的叙事和不可或缺的戏剧细节连接，一个镜头的气氛达不到就很难引出下一个场景。我想这两种路数都需要极强的功力才能表达好，前者需要好的鉴赏能力和洞察力，后者则需要扎实的叙事功底与严格的标准要求。走好哪条路都不容易。
其实，再怎么分类都一样，无外乎对工作的无比热爱与认真，有这样的态度无论走什么路子都可以成功。印象很深的还有一点，侯孝贤认为人生最重要的是两个因素，一是从小到大受的教育，一是困境，或者说没有困境的话就不断给自己挑战，因为顺境无法给人带来力量，会慢慢退步。许多大师生前最后一部作品常常“烂尾”正是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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