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17 鲁迅的职业生涯之路歷史頭條網

2018-08-17 17:15:22 林海青蛙

1909年8月，鲁迅从东京回国，结束了他在日本七年的游学生活，鲁迅并没有取得任何学校的毕业文凭，但这并不是当时留日学生的个例，而是留日学人群体的普遍现象，当时能够完成学业并取得相应学位的人，也是不多见的。

鲁迅之所以选择这个时机回国，是因为他在两个月之前接到好友许寿裳的来信，邀请他到“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任教，许寿裳是1909年4月回国的，比鲁迅早了4个月，许寿裳回国之后，即出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务长，他于是给鲁迅写信，邀请他回国一道工作。

鲁迅回国时摄于杭州

经许寿裳的推荐，鲁迅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担任教员，主要讲授生理学、化学等课程，这些课程都是鲁迅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过的课程，在教学上也算是得心应手，他同时还兼任日籍教员铃木珪寿教学上的翻译。

这是鲁迅的第一份正式工作，已经28岁的他应该有一份正式职业，以立足于社会，并承担起养家糊口的重任，母亲鲁瑞和妻子朱安都需要赡养，而二弟周作人尚在东京立教大学读书，并且已经与日本女人羽太信子结婚了，尽管周作人也是公费留学，但结婚后生活上的花销还是蛮大的，也是需要在经济上接济。

而三弟周建人已经参加工作了，由于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俩都长期在日本留学，尽管周建人也想出国留学，但他必须留在家里侍奉母亲，可以说是周建人牺牲了自己的学业和前途，而成全了他的两个哥哥。

“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的前身是1899年设立的“养正书塾”，于1901年更名为“杭州府中学堂”，1908年4月又更名为“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是当时浙江省规模最大的新式学堂，由邵章出任监督，经亨颐出任教务长，二人物色和聘用了许多浙江籍留日学者到校任教，教师阵容十分强大，在浙江乃至全国都有很大的影响。

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旧址

该学堂设优级师范选科、初级师范简易科和体操专修科，其中优级师范选科培养中学堂和初级师范学堂的师资，属于高等教育范畴，而初级师范简易科是培养小学师资的，属于中等师范教育，因学堂兼有优、初两级师范，因此学校被定名为“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鲁迅到这所学堂任教时，该学堂刚刚更名不久，鲁迅在此执教了一年左右的时间。

1910年9月，鲁迅辞职离开杭州回到家乡绍兴，料理祖母的后事，并应邀出任“绍兴府中学堂”监学兼博物教员，这也是鲁迅为了生计所迫而不得已为之，总不能长时间不工作吧，但鲁迅在“绍兴府中学堂”的工作并不愉快，唯一能得到一点安慰的是，鲁迅可以经常陪伴守寡多年的母亲。

鲁迅之所以辞去在“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的教职，完全是由于时任监督夏震武之故，被学堂师生称之为“木瓜”的夏震武是浙江富阳人，同治十三年（1874）进士，曾在京为官，由于触怒权贵而得不到重用。

夏震武于1909年告病还乡时，被选为“浙江教育总会”会长并兼任“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监督，由于其主张尊孔读经并且鄙视西方现代科学，遭到一些师生的抵制和反对，而鲁迅就是其中最主要的成员之一，最终闹得是两败俱伤，鲁迅等二十几名教员辞职，而“木瓜监督”夏震武也被浙江巡抚增韫革职。

“绍兴府中学堂”的前身是“绍郡中西学堂”，10年前蔡元培曾在此担任监督（校长），鲁迅所担任的监学一职，是清末在中等以上学堂设立的学官，其主要职责是管理学生的学习、生活起居和日常行为，类似于现代中学教导主任和政教主任的角色，而鲁迅所教的博物，则泛指动植物、矿务、生理一类学科课程的统称。

绍兴府中学堂遗址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不久，浙江绍兴光复，时任绍兴军政分府都督王金发委任鲁迅为“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这所学堂是由杜海生等人于1909年发起创办的，生源主要以山阴县和会稽县的适龄生源为主，但鲁迅在这里工作的时间很短，就应许寿裳之邀到南京教育部任职了。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下设陆军、海军、外交、内务、财政、司法、教育、实业、交通九个部，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曾遴选章太炎出任教育总长，被章太炎婉拒后，老资格的蔡元培遂被任命为教育总长。

蔡元培上任伊始，就开始为教育部物色人马，他首先遴选和招募的是蒋维乔，因为蒋维乔是搞教育的行家，他被任命为教育部秘书长，曾主持拟定了《中华民国普通教育暂行办法》、《普教育暂行课程标准》和《大中小学学制方案》等现代教育制度。

教育部初始时只有蔡元培、蒋维乔和会计3人，后来又有范源濂、许寿裳、吴雷川、杨树达、钱均夫、陈衡恪、黎锦熙等人被聘到教育部工作，这些人大都是浙江籍人士。

曾在原清朝学部担任主事、参事等职的范源濂被任命为教育次长，协助蔡元培主持日常工作，翰林出身的吴雷川也曾出任教育次长，许寿裳则出任教育部佥事，而钱均夫等人到教育部工作的时间要稍晚一些。

许寿裳被蔡元培遴选到南京教育部工作后，与在绍兴的鲁迅始终保持着书信联系，由于其被部里琐碎事务忙得焦头烂额，急需找人一同分担日趋繁重的工作，遂向蔡元培推荐了鲁迅，蔡元培了解到鲁迅是绍兴同乡且也是留日生，批准并聘任鲁迅到教育部工作。

鲁迅30岁留影

这是许寿裳第二次推荐鲁迅了，正是这次向蔡元培举荐，把鲁迅推上了公务员的岗位，尽管北洋政府教育部总长如走马灯似的更换，但鲁迅在教育部却稳坐钓鱼台，并且一干就是十几年，只是官职没有得到晋升。

许寿裳也是浙江绍兴人，1902年以官费生赴日留学，与同乡鲁迅在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时相识相知，遂成为鲁迅最好的朋友，也可以说是鲁迅的福星，鲁迅最初踏入社会的人生轨迹，都与许寿裳有很大关系。

许寿裳比鲁迅小两岁，曾就读于“绍郡中西学堂”和杭州“求是书院”，在日本留学时就读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其学识渊博，尤其博通经史，擅长诗文，也是通晓日、英、德等外语，书法也是别具一格。

许寿裳在留日期间，曾参与编辑《浙江潮》，而《浙江潮》是由中国留日学生“浙江同乡会”主办的期刊，以“汹涌革命潮”为象征，宣扬暴力革命和排满思想，传播西方社会政治学说，章太炎、王国维、蒋百里、许寿裳、周树人、周作人等浙江籍人士都曾为该刊积极撰稿。

1903年4月，剪掉辫子的鲁迅喜悦至极，他把自己剪掉辫子的照片送给好友许寿裳留念，并附赠了一首七言绝句，即“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鲁迅剪掉辫子后留影

1936年12月9日，许寿裳在鲁迅逝世50天之后，撰写《怀旧》一文追忆鲁迅时，曾提到了鲁迅赠予他的照片和小诗，《自题小像》的诗题就是许寿裳添加上的，这是鲁迅诗词中比较著名的一首，经许寿裳的文章披露后问世，此诗后来被收录到鲁迅的《集外集拾遗》一书之中。

鲁迅是1912年初到南京教育部工作的，谋得一份部员的工作，部员与今天的科员相当，是政府机关里面的办事员，也是最低等的公务员，但当时的薪酬待遇可不低，是鲁迅以前薪酬的好几倍，鲁迅在教育部工资最高时期，曾达到每月200—300元之间，与当时大学教授收入相当。

1912年2月15日，袁世凯被南京参议院正式选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同时依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之规定，改总统制为内阁制，以削减和约束袁世凯的权力，北洋政府执政期间，政府内阁也是经常更迭，尤其是内阁总理和各部总长，更是经常“你方唱罢我登场”。

袁世凯说什么也不肯前往南京赴任，于1912年3月10日在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鉴于袁世凯的实力和声望，也为了迁就袁世凯，中华民国政府机构就由南京迁至北京，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鲁迅也随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迁往北京办公。

“北洋”与“南洋”曾是一个地理概念，在清末民初时期，曾将中国沿海疆域划分为南洋和北洋，称山东以南的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各省为南洋地区，将江苏以北的山东、河北、辽宁各省称为北洋地区。

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由于地处北方北洋地区，因此又把北京政府称之为北洋政府，以1913年10月6日袁世凯被国会选举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为标志，宣告北洋政府正式形成，以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为结束。

当时北洋政府教育部设有普通教育、专门教育和社会教育三个司，鲁迅在社会教育司供职，社会教育司的职责是主管图书馆、博物院、动植物园、美术馆、体育游戏仓、感化院及其他社会教育事务，后来被晋升为佥事，有证据表明，当时由袁世凯批准行文任用了32个佥事，鲁迅就是其中之一，佥事是清朝官职序列中较低的职位，中华民国时期还在继续沿用。

北洋政府教育部全体合影

鲁迅在政府教育部工作，有了稳定的工作和收入，不再为菜米油盐生计所发愁，也在北京购置了房产，并将母亲鲁瑞和妻子朱安也接到北京来享清福，甚至二弟周作人一家也搬来与之同住，稳定和安逸的生活，让鲁迅可以从容地写作，也可以从容地思考，因为一个为菜米油盐而四处奔忙的人，绝不会成为一个有思想的人。

鲁迅与妻子朱安没有感情，也就没有普通人的家庭生活，他除了在政府上班，还经常应邀在京城一些高校兼职授课，而其他时间全部都投入到写作之中，这样一种生活方式，也由此成就了鲁迅一生的文学事业。

鲁迅是北洋政府公务员，其仕途经历与祖父周福清竟有些类似，其职级长期在低级职员序列中徘徊，其最高职务也就是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的科长，相比好友许寿裳的仕途，鲁迅的仕途则要逊色许多。

许寿裳比鲁迅早进入教育部工作，也是许寿裳把鲁迅引入仕途，许寿裳在教育部先后出任佥事、科长、普通教育司司长等职，显然比鲁迅的仕途要顺风顺水的多，那么，鲁迅为何得不到升迁呢？

整个北洋政府时期，先后出任教育部总长的达30人之多，如果其中有一位赏识鲁迅的话，鲁迅都有机会得到升迁，即便是论资排辈，鲁迅也是有机会得到晋升，但事实上鲁迅只是长期停留在科长职位上，一直到他离开教育部为止，也仅是科长职位而已。

鲁迅甚至还与教育部最高领导章士钊总长打了一场官司，而最终结果还以鲁迅胜诉，这确实也是一件很奇葩的事件，以致在今天看来，都有些不可思议，从这一诉讼案件来看，北洋政府执政时期也确实有许多可圈可点的地方。

1923年，许寿裳在教育总长彭允彝执政时期，由于经常与彭允彝意见相左，被外派出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校长，许寿裳多方延聘教授，以增强学校的师资力量，而且还聘请一些专家学者来校兼课，鲁迅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兼职讲师，由于鲁迅没有相应的学位，因此只能聘他为讲师而不是教授。

鲁迅（前排右三）与世界语学会会员合影

鲁迅是1923年7月开始兼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讲师的，主要讲授中国小说史等课程，随着女师教学质量的不断提高，于1925年升格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

这所大学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的妇女人才，与南京金陵女子大学的毕业生一样，成为社会上有声望有地位人择偶的最佳选择。

1924年初，许寿裳因“学潮问题”而同情学生，导致教育部的不满，逼迫许寿裳辞去校长职务，由杨荫榆接替出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而杨荫榆十年前就在该校出任学监兼讲习科主任。

杨荫榆与许寿裳是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校友，1918年8月，杨荫榆与朱家骅、刘半农、陈大齐、周作人、刘复、邓萃英等6名教授一起以进修教授的名义获得北洋政府教育部公费留学资格，杨荫榆进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学习并获教育学硕士学位。

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大多数大学校长都具有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育背景，而杨荫榆也成为第一个出任大学校长的女性，杨荫榆秉承教育部的指令，对学生严加管束，督促学生专心学业，不要过度关注政治。

上海“五卅运动”爆发后，北京高校的学生又掀起了学潮，以声援和支持上海，杨荫榆与部分师生的矛盾更加激化，一些师生要驱逐杨荫榆，甚至强烈要求教育部更换校长，但教育部却站在杨荫榆一边予以支持。

杨荫榆严禁本校学生参加“学潮”，她对学生进行严格管理和约束的一些举措，导致部分师生日趋不满，这其中就包括鲁迅、刘和珍、许广平等老师和学生，鲁迅曾先后撰写了《寡妇主义》、《“破壁”之后》、《并非闲话》等一系列文章，批评和指责杨荫榆的治校理念和管理方法。

1926年“三.一八”惨案爆发时，段祺瑞执政府军警向几千游行人群开枪射击，当场打死了47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刘和珍就是其中之一，受伤者达200余人，鲁迅怀着激愤的心情，于3月25日写下了《纪念刘和珍君》一文，他在痛斥段祺瑞执政府的血腥暴行之时，也毫不客气地对自己的校长杨荫榆的所作所为进行了挖苦和鞭笞。

“三.一八惨案”场景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徐谦、李大钊、李石曾、易培基、顾孟余5人被北洋政府通缉逮捕，吴稚晖、蒋梦麟、朱家骅、鲁迅、周作人、陈大齐等人也都被列入黑名单，处境十分危险，而鲁迅的所作所为，也是彻底砸掉了自己在教育部的“金饭碗”，已经失业的鲁迅不得不选择逃离了北京。

1926年8月，经林语堂介绍，鲁迅、许广平与北京大学教授沈兼士等人经上海准备南下厦门，而许广平作为鲁迅的学生和女友并没有相伴随同到厦门，而是回到了广州，但师生二人却有约定，因为早在一年以前，许广平就因避难已经住进了鲁迅在北京西三条胡同寓所。

时任私立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以宽容的胸怀，接纳和聘用了从北京南下的一批著名“教授们”，这其中就包括鲁迅、沈兼士等人。

鲁迅和沈兼士被林文庆聘为私立厦门大学国文系教授和国学研究院教授，逃离北京的“教授们”之所以选择私立厦门大学落脚，也是因为厦门大学开出的薪金高于北京的大学，不至于降低生活水准。

鲁迅（左三）与林语堂等人郊游

当时林文庆正在厦门大学筹备成立国学研究院，林文庆以医学立世，但其国学功底也是相当深厚，他不遗余力地提倡国学，并对儒家学说进行系统的研究，他以《礼记-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中的“止于至善”四字作为厦门大学的校训，以培养学生“人人为仁人君子”。

由于林文庆经常在校园内组织尊孔、祭孔等活动，还将孔子的生日列为重要节日，并在全校放假“以示恭祝”，林文庆的一些做法，与在北京经过新文化运动洗礼的文科教授们发生了观念上的碰撞，道不同不相谋，鲁迅、孙伏园、沈兼士、林语堂、顾颉刚、刘树杞等教授也都相继选择辞职离开。

尽管鲁迅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等京城高校授过课，但那都只是兼职，而他在私立厦门大学短暂的执教生涯，也是他成名之后第一次正式执教经历，他依旧讲授中国小说史、中国文学史等课程，但也仅仅执教了四个月，就主动选择辞职，离开了厦门大学南下广州。

鲁迅在厦门大学时深受学生喜欢和尊崇，并留下了《百草园与三味书屋》、《藤野先生》等著名文章，鲁迅与许广平之间的《两地书》，也大都是在厦门大学完成的，但鲁迅在厦门大学工作和生活的并不愉快，仅仅滞留了100多天就匆匆离去，但却给厦门大学留下了诸多宝贵遗产。

鲁迅离开厦门大学时合影

1927年1月，鲁迅由厦门乘船抵达广州黄埔港，应聘出任中山大学语言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许广平担任他的助教，鲁迅之所以选择广州，一是因为与许广平“师生恋”的缘故；二是广州是当时革命的中心，汇聚了一大批全国精英；三是广州有许多人脉关系，这里也是许广平的家乡，因此鲁迅选择南下广州，可谓是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的一种选择。

与鲁迅相识的经亨颐、朱家骅都曾执掌国立中山大学，经亨颐曾是“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务长，鲁迅好友许寿裳就是接替经亨颐教务长职务的，而朱家骅在北京大学地质系执教时，就与鲁迅是老相识，而许广平的堂哥许崇清是广州教育界炙手可热人物，堂哥许崇智更是广东实权人物。

1927年4月，顾颉刚应国立中山大学之聘，从厦门抵达广州赴任，顾颉刚受聘国立中山大学，应该与其老同学傅斯年有一定的关系，傅斯年于1926年冬应中山大学之聘回国，并出任教授、文学院院长，还兼任中国文学和历史系主任，顾颉刚出任历史系教授，并接替傅斯年出任历史系主任，主讲中国上古史、书经研究、书目指南等课程。

顾颉刚与鲁迅在厦门大学执教期间，就彼此心生芥蒂，以致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当他听闻傅斯年聘顾颉刚到中大任教就心生不快，而“四.一二政变”的爆发，又波及到了中山大学的许多进步学生，北京的一些场景又在广州重演，鲁迅遂愤而辞去中山大学的教职，于当年9月携许广平离开广州前往上海，并在上海开始了同居生活，许广平成为鲁迅的第二个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