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張大春
學院君說：寫作不等於寫作文。但即使如後者，現在非常多的孩子從作文“寶典”中尋找捷徑成了家常便飯，而從長遠來看，這樣做對孩子的損害可能不小。今天我們分享著名華語小說家、臺灣文壇領軍人物張大春老師，從陪伴自己孩子成長到對兩岸青少年寫作誤區的分析與建議，相信對大家有所啟發。文末附提升孩子創意寫作與表達力的“少年編劇工作坊”推薦。 （臺灣著名作家張大春，莫言形容其為“《西遊記》中的孫悟空”，言外之意為神通廣大，變幻無窮。）
今天寫作練習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試舉一例：聖誕節快到了，我想給我最好的朋友A（其實我們從來就不是朋友）送一份禮物，我想買好吃的食物送他，可一想，食物一旦吃完了，他不就忘了我嗎？應該選一份有意義的禮物。
於是我又想到買個好玩的玩具，可玩具一旦被玩膩了呢……最終我想到：他喜歡寫作文，我為什麼不送他一年的學生作文雜誌呢？聖誕節那天，我把禮物送給他，他非常高興，說：這是我收到的最珍貴的禮物。
總之，故事曲折，主題突出，老師看了很高興，準備交給雜誌去發表，可就在老師點贊時，我自己卻看出問題來了，對老師說：我還是拿回去重寫吧。
我作文開頭寫正發愁怎麼給A送禮物，這是聖誕節前，可結尾卻跑到聖誕節當天，開頭、結尾的時間對不上。
為什麼會犯這樣的錯誤？因為整個故事是編出來的，旁人一眼就能看出是在撒謊。
寫作是表達自己，而不是揣摩他人
中國大陸和臺灣最相似的地方就是語文教學，大家都在搞命題作文，老師也都會教學生一些應試套路。
我也做過一點功課，找了大陸高考優秀作文選來讀，坦率說，他們的詞彙量太豐富了，我同年齡時，可能連他們一半都達不到，直到今天，我也寫不出他們那樣的文章。
命題作文的最大問題在於，它引導學生揣摩出題者、閱卷者的想法，並裝成是自己的想法。這其實是件很恐怖的事，從8歲開始寫作文，到18歲高中畢業，這麼10年訓練下來，人就會養成“頌聖”的習慣，
動不動就是“頌”，喪失了獨立思考的能力。一定要小心“溫水煮青蛙”，特別是小學四年級前，找到正確的培養寫作力的方式非常重要。
如果所有寫的作文，都是揣摩他人的意思。我認為這樣的文化教養，在根本上出了極大的問題，可能我們在整個過去的作文教育，包括海峽兩岸的中小學，一直沒有判斷或者思考一個問題.
那就是，如果我們能夠有效率地培養孩子自己產生知見，而且能夠訓練思維或者辯證的習慣，那是不是就可以讓命題作文這件事情稍微往後退一步，也就是讓命題作文退場，讓應試作文離開真正所謂的文章的世界。
可能家長們會想，按您的方法教育孩子，萬一考不上大學該怎麼辦？那麼，我有上中下三策。
下策就是跟著老師走，老師說的可能不對，但有用，你心裡明白就是了，一切等通過高考、上了大學後再說。
我有一個朋友搞作文培訓，他有個高招，讓學生背50到100句古人名言，隨時套用到自己的作文中，閱卷老師一看，你竟然還讀過這個，一下就把分給提高了，這可以算中策吧。
雖然我覺得，一切作文套路都等於公開作弊，但為了通過高考，也不妨試試。
上策比較難，需要培養一個人在感覺與表達間靈活的轉換能力。
總之海峽兩岸最統一的事情之一，就是如何在8歲到18歲之間讓一個孩子習慣於揣摩他人心意，並且發揮變成自己的思想，這一點，有時候想起來有點毛骨悚然。一定要引起警惕。
平常的說話比有意的訓練更重要
我從我的孩子進了幼兒園到小學二年級以前，因為我對古文字有興趣，所以我經常想辦法把個別字形象化、生動化地編成故事，然後告訴他們。
但是到了大概三年級，他們開始寫作文，寫作文我不教的。我只有兩招，第一招，我說，你每篇作文拿給我看，我不看你的意思，不改你的思想，也不評論你的想法或者情感，我只改你的錯字。
他們兩個到了四年級的時候，哥哥想開了，說不對啊，四年級了，你不可能不看我思想。事實上這也是我小的時候，我的父親看我的作文、日記、週記，我都讓他看。
為什麼讓他看？他說他只看錯字，他也始終確守他的承諾，從來沒有對我的思想或者意見有任何看法，就說哪裡有錯字。所以我信守這個傳給我兒子。
我們家孩子跟父母對話的時間是非常長的，每天在飯桌上，或者其他一起共處的時間，是不斷講話的，這個訓練從他們上幼稚園開始，一直到他們不太願意跟我們講話為止。
他們從來沒有在任何求學階段，被選為寫作文的代表，作文分數大概在比較好的程度。看起來，四年級就像是個分水嶺。
有趣的是，有一天我忽然發覺，有一個雜誌向我的女兒邀稿，邀稿後她也不想寫，她母親就逼著她說人家向你邀稿，寫五篇書評，我看五篇書評嚇一跳，我以為是專業書評家寫的，結果是她媽開車載她的時候，在路上她用手機打的，打了五篇書評。
真正的缺點顯現了，每一段統統都是逗號加一個句號，標點符號沒人教，她在學校也不好好學。但是表達意見之清晰，舉證之明朗，而且在議論分析條理上沒有瑕疵，我嚇一跳。
我不是吹自己的孩子，畢竟他們離寫文章的人差得太遠，可是我相信他們之所以能夠那麼清晰，那麼條理分明的表達，很重要的是基於平常的說話，跟他溝通的時間要長，面向要廣，而且無所不談。
講究次第，溯回古典
寫文章和寫書法一樣，要講究一個“次第”。
我從小生活在眷村裡，對門住著一個馮伯伯，也是講故事的好手。馮伯伯講過一個“飛天蛇”的故事，說一個小和尚為了救師父的病，去山洞裡取大蛇的膽囊，走了三天三夜還沒看到蛇——因為他就在大蛇的肚子裡。
這個故事嚇得幼年得我魂飛魄散，但成年後想起來，服膺的卻是其中故事經驗的傳達方式，也就是先說什麼後說什麼的“次第”，甚至具體到某個人物出場的時間，晚出場接不上，早出場不夠味。
“春夏秋冬”四本，也有一個次第在裡面：《戰夏陽》是“偽學術論文”，用考證的文本形式寫傳奇；《一葉秋》是母親、姑姑、奶奶、曾祖母、高祖母等十幾個老太太傳承的家族故事。
至於《島國之冬》，在我的設想中，是能夠在技巧上呈現出一種從中國古典說部、書場、評話“過渡”到西方現代小說的痕跡。
我小學就讀教會學校，英文功底還算可以，國中（初中）時便能閱覽英文小說，高三時即開始寫小說，早期的《四喜憂國》、《將軍碑》、《公寓導遊》等小說，在敘述上都具實驗意味，比較向西方現代小說靠攏。
（張大春的《公寓導遊》）
只是如此許多年後，我猛然意識到，當代作家是在用漢字寫西方小說。我不太想誇張說，我們應該有種國族主義式的自覺，寫純粹的中國小說。
只是在那樣習焉不察的書寫慣性上，一直用漢字寫西方小說是件蠻悶氣的事情。悶氣，這種頗不舒服的呼吸狀態，是促我後來重新溯洄於中國古典史統、說部、筆記中的原因之一。
中西對讀之下，我重新發現了縈繞於中國傳統中的“驚奇感”，那一種初刻拍案驚奇式的驚奇，但所異於或欠於西方小說的是，故事和人的真實處境是無關的，故事歸故事，你歸你，我歸我，而非後者對複雜人性的活化和刺激。
於是，讓這兩個傳統碰頭，藉由驚奇性的故事把人性說得更透徹，是我現在所躍躍欲試的。現代小說有現代小說的侷限，傳統筆記有傳統筆記的侷限，這兩個傳統不碰頭，是很難讓各自已經智識化、公式化的寫作得到突破的。
一個傳統在經過無數累積、沉澱、複製之後，本身會貧乏，必須遇到其他的傳統，才能將它激活。
嘗試“炫技”，與眾不同
面對惶惶不可終日的考生及家長，我總想說：如果把文章和作文根本看成兩件事，文章能作得，何愁作文不能取高分呢?
以考試取人才是中國人沿襲了一千多年的老制度，以考試拚機會更是這老制度轉植增生的餘毒，既然不能迴避，只能戮力向前，而且非另闢蹊徑不可。
怎麼“另闢蹊徑”？一般說來，真正的好文章不會是他人命題、你寫作而成就的。但凡是他人命題，就只好換一副思維，把自己的文章當作謎面，把他人的題目當作謎底。
你周折兜轉，就是不說破那題目的字面，可是文章寫完，人們就猜得出、也明白了題目。
在《中時晚報》任職時，我還當過一個聽起來奇怪的“撰述委員”，每天看30份報紙，將有趣的新聞摘錄，編成包含著政治隱喻和社會現實的戲謔小說，下午見報連載。
這些小說連載一年餘，結集為《大說謊家》，而另一長篇代表作《城邦暴力團》也是如此，看起來處處考證細緻，似乎又滿篇皆是虛構，把所有線索放在一闋《菩薩蠻》裡，留給讀者去拆解。
有人說我的寫作好“炫技”，我要抗辯一下，在沒有什麼必要炫技時，我是不會炫技的，但我發現一個技術而別人沒發現，那我要炫出來。
我們常說，文如其人，其意大體是說文章往往體現了一個人的閱歷、性格和思想，即與別人不一樣的地方，好比我們從李白的詩中可以讀到灑脫恣意，從劉禹錫的詩中則會領略豪邁。如果文章千篇一律，縱使摘豔薰香也難避空洞無物，又何談好文章？
積累詞彙，善用動詞
如果讓我對孩子們作文有一條什麼建議的話，我建議儘可能寫簡單，
少用形容詞、副詞，多用動詞。
在作文教學中，一些老師會鼓勵學生濫用辭藻，這是因為“五四”後很長一個階段，白話文發展不太成熟，那時人們對副詞、形容詞比較寬容，在徐志摩、朱自清的文章中，都會有一些長句，但這種寫法未必適合當代。
我覺得在今天漢語寫作中，阿城的東西最乾淨，比如小說《棋王》，幾乎沒用什麼形容詞。
當然，寫文章都會用到形容詞、副詞，但我寫完東西后，會做一番減法，將沒必要的詞統統刪掉。
我記得以前在大學教現代散文課，朱自清、徐志摩、郁達夫這些，我認為這些文章都還有著某種在白話文運動初期階段，對於使用白話文無比興奮而形成的沒意義的、空泛的堆疊，有趣的是減法，所以我就在散文課上做一些嘗試。
比如說可不可以寫一篇文章，只有名詞、動詞、介詞和虛詞，沒有形容詞，這些東西我在教的時候，還沒有體會到真有這樣的文章，我後來看到阿城的文章，我每看一篇，他寫任何事情，我都樂.
他那種乾淨就是沒有不必要的形容詞，也沒有不必要的譬喻。如果說他平鋪直敘，你會因為他的那個減法，因為簡潔乾淨，會記住他特別生動的某些語言。
我記得他在《樹王》裡有那麼兩句話，聽起來俗得不得了，可是傳神了，我經常想起來。“我不過是個屁眼兒大的官”，“你還在我屁眼裡”，非常鮮活。
契訶夫的那個《小公務員之死》非常清楚的一個意象，那兩句話，抵得過契訶夫一個短篇。
（契訶夫《小公務員之死》）
在臺灣有一個我非常敬仰的老前輩，短篇小說作家黃春明，我認為他是臺灣最了不起的短篇小說家。他70多歲的時候跟我說，“大春啊，你不覺得文學小說這些，會寫的人越來越少，讀的人越來越少嗎？”。
當然這種感慨很尋常，可是我沒想到他後面說，你知道原因是什麼嗎？他說，“我認為現在的孩子，腦子裡面的動詞太少，最常使用的動詞就是‘買’。”
我認為，這一問題的出現，原因不在於孩子缺乏想象力，而是他們沒有時間沒有條件去參與更多生活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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