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铁道兵52团尤兴益《白浪情》网友
经多方打听，几天前我终于从一位广东籍战友那里，知道了我原来的副班长董日升的情况。说他于20年前就不幸去世了！听了董日升战友这位同乡的叙述，我思绪翻腾感慨不已。一方面为他的早逝而悲痛，一方面为他的坎坷人生叹息。有一种愿望促使我要把它写出来，让人们从他的经历中或许能感悟到一些什么。 （一）配合默契的副班长
董日升是1969年入伍的广东兵，1米7左右的身材，略为偏瘦。脸上常带微笑，一副忠厚相。做事认真细致，性格温和，从没有见他与人争吵过。1971年，我在原铁道兵52团二营六连任一班班长，董日升是我的副班长。虽然我比他入伍早一年，可是他比我年长两岁。
（后排中间一位是董日升）
当时我主要负责带风枪手打眼，他带人扒碴，並负责带放炮手装炮点炮。每天他扛一根搗炸药的木棍，第一个进洞，排除松动的危石。他工作非常认真负责，做事情总让人放心。
在班务工作上，大事小事，他都与我商量，很尊重我的意见。 记得那一年，我们班分来了两名新兵，一名是广东雷州半岛人，叫吴登茂。一名是四川宜宾人，叫陈朝清。他们都没有上过学，基本上是一字不识。我一看，这怎么行呢？无论从他们在部队的进步考虑，还是从他们将来的前途着想，都必须尽快地帮助他们摘掉文盲帽子。我与老董一商量，决定利用一切空余时间，帮这两个新兵学文化。我又与这两个新兵谈了话，他们也很高兴，并决心一定要好好学习。于是，我就在班务会上宣布：我们班的两个新兵，以后下了班除了自己的私事以外，其他事不用干，每天必须认识十个字，并且要会读，会写，会讲解。第一天如果欠了帐，第二天一定要加倍补上。我到连部给他们领了两本笔记本，又帮他们准备了铅笔。课本就是毛主席著作“老三篇”和毛主席语录。他们在帐篷里学习容易受干扰，我就让他们在工具棚里学习，把门给他们从外面反锁上。这样刚进行了没几天，轮到我们班出公差到炊事班帮厨了，我还是让两个新兵在家学习，其他同志都去出公差。有一位老兵提意见说：“别的班都是新兵出公差，我们班为什么别出心裁，要老兵去？”而且表现了很强的抵触情绪。我的急性子脾气刚要发作，老董出来说话了，他对提意见的那位老兵说，你今天不舒服，就在家里歇着吧，我带别人去。他们两个新兵学文化是大事，尽量不要受影响。”说着就带头往外走了。那位提意见的老兵也不好意思单独留在帐篷里，不声不响地跟着副班长出了门。两个新兵见了这个情况，心里也很感动，学习更加用功了。
几个月后的一天，新兵吴登茂高高兴兴地拿着一封信来给我看。原来他自己给家里写了一封信，尽管错别字很多，但是基本的意思都能讲清楚了，他家嫂子高中毕业，是全家的文化人儿。看了弟弟的来信，非常高兴，把全家人喊来，读给他们听，并且告诉他们，这封信是弟弟亲手写的。一家人开心得不得了，都说部队真是大学校。他嫂子在信上再三地感谢部队的领导和弟弟的战友们，我把吴登茂嫂子的信一读，全班都乐开了，连那位提意见的老兵也低着头笑了。不久，陈朝清家里也来信说，知道他在部队学会了认字写字，很高兴，还希望班长和老兵们，以后有机会去宜宾，到他们家做客呢。
后来，我被调到团宣传股搞文艺创作，很少回连队了，听说董日升被调到八班当了班长。连队搬到五块石安新家时，在岩石上打钢钎栓绳子固定帐篷。他扶钢钎的时候，钢钎头上迸裂下来一小块铁屑，飞溅到他的一只眼睛中，嵌入了眼球。虽然经过营卫生所、团卫生队、师医院逐级治疗，最后送到西安第二军医大学，治了半年多时间也未能治好，落下了一目失明的伤残退伍了。当年退伍兵都是哪里来回哪里去，唯有他因为是残疾军人，被安排到了县残疾人工厂，不久还当上了厂长。与此同时，他自己家也开了卖水泥的门市，他妻子还开了间小饭店，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
（二）误入歧途走上不归路。
1997年前后，广东吴川民间兴起了一种叫“儲金会”的风潮。就是一个单位，一个社区，或者一帮朋友，由一个有实力、有信用、人缘好的人，做“庄家”，其他人都把闲钱按比银行利率高一倍的利息，存放到“庄家”那里，“庄家”再以更高的利息放出去。因为当时正值广东开放市场，家家想做生意，人人想当老板，都急需本钱。所以，刚开始一两年，这些“储金会”运作还算顺利。“庄家”、投资人和借贷者各得其利。但时间一长，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有些人做生意没有赚到钱，或亏了，当然“储金会庄家“的利息也收不回来，甚至血本无归。为了维持“储金会”这个摊子，只好拆东墙补西墙，先把投资人的利息撑着按月兑现。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投资人一看有利可赚，愈发大胆投资，庄家的债务也就越积越重。
当地政府看到了这种危机，开始插手查封这些民间的“储金会”。一查发现，几乎所有的“储金会”都资不抵债，于是就拘留或逮捕这些“庄家”。有些庄家本来还想苦苦支撑，指望有朝一日，能够要回几笔放出去的钱，清还部分股东的本金，这一来见翻身无望，就脚底抹油“跑路“了事。
董日升当时要实力有实力，要人缘有人缘。他被卷入“储金会”这个漩涡的时候，正是“储金会”风潮鼎盛时期，要按他本人一贯的性格，是不敢做这冒险事情的，可是禁不住的妻子的极力怂恿，被推到了“庄家“的位置上。原残疾人工厂几乎全体职工，和他的一些亲戚朋友都信任他，纷纷把自己的储蓄送到了他那里。他办事也地道，每个月的利息都能一分不少地按时兑现。后来和其他的庄家一样，日子也越来越难过了，最后按账面上算下来，可能吸储近300万元。眼看家里七拼八凑也就剩下几十万元了，在家天天有人上门讨要本金利息，放出去的钱又收不回来，听说政府要抓“庄家”了，夫妻二人只好带着最小的儿子“跑路”，把两个大些的儿子，托给了父母兄弟。（其中一个智障儿，后来不明不白的死在公路边上。）
听说他们带着最后的几十万元，跑到了山东，投奔了一位战友，与战友合作做起了杀猪卖肉的生意。本来生意做得还算可以，董日升暗自盘算，等赚到足够的钱，再回广东吴川，把残疾人工厂职工们和亲戚朋友的血汗钱，至少还清本金，自己也好重返故乡。没想到1998年夏季的一天傍晚，他的小儿子到附近的一个池塘“冲凉”时，沉入了水底，董日升也跟着跳下去救儿子，结果自己也没能上来。当时董日升才50岁出头，论体质、论水性都不差，也许是山东那个水塘下面的水温低，他下去后腿抽筋了；或者是水下情况复杂，被什么东西缠住了，父子两就这样沒了。
后来，他妻子孤身一人回到了广东，在董日升的一位战友帮助下，把剩下的唯一的儿子带大，又送到部队当了兵。退伍后回到广东，同样在他父亲原来战友的帮助下，成家立业了。这真是：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一旦忘初心，人生难掌握，可怜的董日升战友。可惜了，我的副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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