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有一首诗是这样开头的，
同志, 你问我:
爱宝塔山还是爱天安门?
在这临行的时刻,
叫我用怎样简洁的语言
回答你的提问。
也许, 你知道我们珍藏着宝塔山的图片,
也许, 你见到我们宣誓在天安门。
天安门和宝塔山遥遥相望,
北京娃为什么做了延安人?
……
1976年，清华附中五人下乡前在天安门前留念，后排左起：惠博阳、罗平，前排左起：凌歌、俞捷、史敏。
这张照片包括1976年初到子长插队的所有北京知青。是子长第一批，也是最后一批北京知青。从北京出发途经延安时，县知青办巩主任来接时，大家一起留影。女生由左至右：俞捷（清华附中），凌歌（清华附中），富光（甘家口中学），史敏（清华附中），杨虹（翠微中学），巩正直（子长县知青办主任），孙晶（189中学）。男生由左至右：惠博阳（清华附中），张主任（北京来送行的军代表），周群（翠微中学），罗平（清华附中），左昭平（翠微中学），马克（翠微中学），孙少端（育英中学）
一九七六年四月我们北京知青一行十二人响应党和毛主席的号召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子长县冯家屯公社(现在的瓦窑堡镇) 插队落户。在子长当时已有两个大学生回乡务农。 一位是李红耘，另一位是张存福。清华附中史敏，罗平，惠博阳，凌歌，还有我，我们五人来到李红耘的家乡芽坪大队(现在的芽坪村)。另外七名北京知青到张存福的家乡李家沟落户。
现在的青年人可能无法理解我们那时的情感，但一切是不能抛开历史背景而谈的，那个年代是激情燃烧的岁月。
1976年4月初北京知青到达子长，县里领导和群众欢迎的场面
我们是第一批也是唯一的一批北京知青到子长来。大概是由于李红耘当时的知名度，有一位新华社记者从北京一直跟到芽坪村里。我们受到了县党委，县政府，公社领导，还有乡亲们的隆重欢迎。我们收到的礼物有毛泽东选集，劳动工具如：老撅头，锄把，扁担，水桶等。 芽坪和李家沟还各有北京 “陪嫁’的礼物，手扶拖拉机两台，还有水泵。县委有一名副书记姓刘，专管文教(包括知青)工作，县委第一把手和刘书记还有许多常委经常一块来看我们，问我们有什么困难。县知青办就象我们的娘家，工作很细致，除了为我们订了两份报纸外，还送来桌椅板凳，杯子，屉布，搌布，围裙，油瓶等日常用品。还经常下来看我们。知青办巩正直主任还在我们这里住过一晚，和我们同吃同住。因北京年年要来送新的知青，同时还要来检查工作，延安地区领导在芽坪队干会上说，“北京慰问团来的时候，你们要向北京汇报，所以要特别注意北京知青的工作，要不然我们没法向北京交待，你们要保证北京青年一点事不能出”。县里有一个文工团，有文艺晚会时，会常常给我们送票。我们刚来时看了一个眉户剧叫 “红泉战歌”，内容是讲一个大学生回乡的事迹，应该是根据李红耘，张存福等人的事情编写的。
村里欢迎的场面，大队书记李红耘赠送劳动工具
知青们栽种扎根树
当年芽坪大队有900多口人，一小队600多，二小队300多，我们在一小队干活，一小队还分山地组，川地组, 和基建队。芽坪主要是山地, 黄土山，2400亩土地，有2000亩山地，400亩川地，四面山都是芽坪的，有的地离村很远。队里主要农作物是高梁, 玉米, 还种一些小麦, 产量比较低，川地麦子最好年头亩产也才200斤左右。我们下乡后在李红耘的带领下，个个干劲十足。当时，李红耘带领大队党支部订下三年建成大寨式的新农村的目标。第一件事就是李红耘和公社的团委书记李生玉带着我们上山种扎根树，希望我们立志农村，扎根芽坪，为建设新农村贡献力量。我们干过的营生有：拿粪，点籽，挠畦子，掏地，担粪，麦田放水, 农田基建, 打坝，养猪，喷药，追化肥，割麦等, 一位男生还拦过牛, 开过手扶拖拉机。除了白天上山下地干活外，晚上一般也很忙。月亮很亮的时候，就安排夜战。从河滩背石头盖新农村。冬天也不闲着，当时叫做“狠抓农田基本建设”，从县里和公社下达任务，要求每人造5厘地，搞人造小平原。除了红耘外，知青组中史敏是我们的领军人物，她是组里唯一的党员，处处带头，个头不大，很能吃苦，是她把我们五人凝聚在一起，一直团结合作得不错。不象有些其他的知青点，没过多久，就各起炉灶。当年有什么事，村里人也都爱找史敏，她有主意，有条理，会分析。有一次半夜三更，有一家来找，说是有谁难活了，史敏不顾劳累，爬起来就带了些自己的药跟着去了，我说跟她一起去吧，她偏不要，怕影响我休息。劳动回来，大家都躺在炕上懒得动，她就抢着去挑水，从不计较。多累她都扛得住，我真觉得她和李红耘都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凌歌是多才多艺，会写会唱又会跳，村里和公社的文艺节目都少不了她这个骨干。她编排的几个老婆婆学毛选的节目至今还留在芽坪人的脑海里。罗平则最会讲笑话，无论每天多辛苦，有他和惠博阳一唱一和，大家就笑翻了天，忘记了劳累。我们几个经常在一起，说起什么来，连夸张带想象，直到笑得肚子痛。北京人管这叫贫嘴。这几个都是贫嘴大王。正是这些幽默和乐观还有乡亲们给予的亲情陪伴着我们度过了那个艰苦的年代。
知青参加生产劳动
在芽坪的两年多，乡亲们待我们比自家人还亲，工具捡最好的给我们使，平常常给我们端来菜吃。每天早上，我们还没起，就有大嫂替我们生好火。暖壶没水了, 总有人拿回自己家灌好开水送来，夜里走路都有好几个女社员扶着我们女生。许许多多事儿，他们不声不响替你做了，有时你也不知是谁。开始我们自己轮流烧火做饭, 总是做不好，超难吃。 一次轮到我做饭, 用了很多柴还燃不起煤来, 光冒浓烟, 老乡说, “看这价糟践成了甚”。大家宁愿上山受苦, 也不愿早回来做饭。后来队里可怜我们这几个北京娃，就派红耘的妈妈天天为我们做饭, 粗粮细做, 光是土豆就能做出许多花样来，让我们顿顿有可口的饭菜，大妈还帮我们淹了几缸酸菜，咸菜，她总是忙完了我们知青点的营生，才忙她自家的事，她待我们就象她自己的孩子一样，关心我们的柴米油盐和冷暖，时常嘱咐我们，使远离父母的我们又感觉到家一样的温暖。队里给了我们一点自留地, 种种菜什么的, 贫协主席和公社的团委书记亲自帮我们种, 一有空就跑到地里帮我们打理。 山路不好走, 我们城里娃儿穿的鞋都是塑料底的, 打滑, 李红耘就发动村里女青年们给我们每人做了一双布底鞋。我们第一年按照国家政策是吃国库粮。从第二年起，要在村里按人头，工分分粮分菜。村民们评工分时都给我们评的比我们实际能干的要高，分粮时，给我们每人按一个半人分。没有人有意见。他们总说，“娃娃们来我们这搭儿不容易，这些家里的还不操心死了”。在物质那样贫乏的年代，大部分人家半年糠菜，半年粮，有的还要在饥荒的年景，打发娃娃们出去要饭。他们却把最珍贵的粮食多让给我们。这是何等的淳朴。逢年过节，家家请我们吃饭，吃扁食，油糕， 喝黄米酒， 经常是吃不过来， 每家只能尝一点罢了。
知青在李红耘书记的带领下，制定村里的远景规划。
红耘领导的党支部还在村里办了一所 “五.七”农民学校, 有政治理论班, 电机班，农技班和扫盲班。记得理论班当时讲了三讲，第一讲是红耘讲的<>, 第二讲是芽坪学校杨主任讲的<>, 第三讲由子长县党校学生讲的<>。电机班由队里电工（李光燕）担任教师，教材每人发一本<，0.85元, 农技班，由队里两个农技员担任教师（记得其中一个是冯志胜（满屯）），以<>上，下册和<>为教材。下工吃完饭后，拿着书和本到学校学政治，学业务。由于队里没钱买教材，办学校的教材全部是子长铁厂赞助的。遗憾的是，对我来说白天劳动强度太大，还无法适应，晚上学习时，常常打磕睡，效果不很好。
芽坪的民兵训练搞得是热火朝天，全大队有一个民兵连，武装基干民兵只有一个排，我们五名知青都是武装民兵。通常晌午收工吃饭后训练，不耽误生产，训练完了就又出工了。1976年6月19日是毛主席关于民兵工作三落实指示发表14周年纪念日，县武装部举行了庆祝活动，搞了民兵表演。有打空降，有打坦克，有定向爆破, 有射击表演和射击对抗赛，都是由各厂和各村民兵表演的，我们村选了一个民兵班参加了和铁厂民兵的射击对抗赛, 我们知青都参加了，我和另外两名知青在比赛中获得优秀。
1976年6月29日夜在我大队附近山上分别发现20余颗信号弹, 有红的, 有黄的, 发现情况后, 民兵立即集合起来, 分头站岗, 把住了几个山头和村口, 要道, 并马上报告县武装部, 后半夜, 武装部的解放军背着手枪, 带着别的村的民兵, 赶来了, (民兵都拿着步枪)进一步封锁了河流, 要道, 第二天, 天将蒙蒙亮, 全村大搜查, 查户口, 第一天没有查到什么, 白天又派人到别的村追查可疑人, 同样也没有查到什么。 打那以后一段时间, 我们民兵轮流天天晚上站岗放哨, 我们站岗时, 枪里都装好了子弹。直到现在我也不明白那些所谓的“信号弹”是哪儿来的。那年代听一些老知青说，他们在山上见过有蒋介石头像的传单。白天劳动太累，晚上站岗，常有人睡着。我有一次在水渠边站岗，怎么也挡不住那个困劲，一个磕睡，掉到了水渠里。
芽坪不是一个小镇，是一个村，我们来时村里还没有商店和代销点，买东西要到8里外的县城去。后来为了方便村民买些油盐和小日用品等，村里办起了代销店。先是我们知青中的凌歌任代销员，后因她有文艺特长，被公社借调去编排节目，队里就让我接了她的工作。我们代销点，一个月的销售量， 最少是700元，最多能到1000元。 因为我们设在路边，过路人多, 附近还有矿工， 所以销售量较大，我们从县里的城关供销社进货，芽坪大队得利润的40%。 除了布匹， 衣服， 一般货物都有如：日用小百货，烟酒，煤油，盐，糖精，劳动工具等等，还有苹果。 卖的最快的是苹果， 盐，煤油，烟。我早上出早工，白天卖货，晚上参加夜战。一般要自己拉个架子车去到县城边上的城关供销社进货，拉回村里再卖给乡亲们。在往县城的路上，要经过一条小溪，那时还没有桥，小溪的水不深，中间错落地排了一些露出水面的大小鹅卵石，进货回来时，架子车很重，若没人帮忙推扶着就很容易翻到水里，水里石头多，磕磕绊绊地也拉不动。每次到了河边，我就停下来等人帮忙，路过的行人，不管是谁，不管认识不认识，回回都帮我把车推过河去，又接着帮我推上了坡才住手。有多少这样的子长人帮过我，已无法统计了, 而且也不知他们是谁。我要求自己尽量做好这代销员的工作。有时正吃饭时，有人上窑里来找我要买盐什么的, 我总是不管啥时叫马上跑下去卖货，一顿饭还分几次才吃停当，红耘的妈妈心疼我, 每每跟我说，叫他们等，吃停当了再下去。
1977年7月6日延安地区发了一次历史上罕见的特大洪水， 半夜三更，大雨不住，大坝快冲脱了，全村还在梦中。贫协主席王大叔最先发现不妙，起来叫我和史敏，我们又冒着大雨把住队干部叫起，把吹号的叫起，吹紧急号，把全村叫起，往高处转移。我们所在的芽坪大队五座坝全部被冲垮，冲坏100亩地，冲走一家的东西，村前的小溪平时也就没脚面高，可以淌过去，洪水来时，惊涛骇浪，象个猛兽，老乡们忙着搬粮食铺盖，我们也忙着把代销店的货安全转移到高处。前一年我们在坝里放了鱼苗，已长大了，这次都被冲走了，试验田里的稻子眼看要抽穗了，绿油油的，挺招人爱，却被冲的一干二净。河里漂浮着上游下来的一些浮财， 还有队里的一些东西，罗平一看着了急，他不顾个人安危跳到洪水里去捞集体财产。
说起罗平游泳，那功夫可是了得。一次他开拖拉机路过一个水库，看到一堆人围着，他过去一看，不好，一个娃儿掉下去了，但没人敢跳下去救。罗平见状立即跳下水库，把那娃儿捞了上来。只可惜太迟了，那娃儿已过去了。 即使是这样，那娃儿的大还是带了一条烟到我们窑里来感谢罗平。罗平做的这两件事堪称英雄之举。
当年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 女青年下水游泳被看做是件伤风俗的事。我们女知青, 不管那一套, 跳到水坝里游泳, 好几个村里的女子, 也勇敢地和我们一起跳到水里, 惹得一群婆姨们围在岸边看热闹。事情传出后我还被请到杨家园则中学, 教女学生娃学游泳。
1977年9月13日我忽然难活起来，发烧40.3度，躺在炕上一满动不了。村里的赤脚医生天天来给我打针，退烧针，合酶素，庆大酶素，葡萄糖等等。还在十指放了血，后背上用针挑了放血，拔了一脊背火罐子，还刮了后背，几天不得过去，能用的法儿都用上了，仍然高烧不退。迷迷糊糊中我突然想起父母在我临来前不知哪里搞的几小瓶紫雪，告诉我在万不得已时可服用，可以救命的。 随即请人帮忙翻出此药服下。最后终于高烧退下，但也消耗了不少体力， 一直头痛和低烧。当时子长正流行病毒性感冒，伤寒和脑炎。知青办的人听说后很关心，送来了罐头和苹果，还带我到县医院去看病，确诊只是流感后才放心。又留我在县城知青办的窑里住了几天，直到病完全好了才让我回村。
文章选自“50后de的博客”，作者：俞捷。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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