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1980年代出生之人，小時的記憶裡，還要警察抓賭博的情形。這樣的事情，在農村較為常見。彼時，農村還未通電，電視更談不上興盛，唯一的娛樂活動就是打牌了。
不，那時不叫打牌，叫賭博。最起碼，在派出所的話語體系中如此。一片黑暗之中，賭局在上演，抓賭也在上演。
抓賭的故事，也頗具意思。往往，次日聚在一起，大人往往開口說的便是哪個村又被抓了，誰誰誰又被罰了。似乎，那時無論被抓，還是被罰，似乎都不中，出來後該賭還賭。
當然，也有不拿派出所當回事的。有的，在即將被抓時，引警察到深坑，自己逃脫；有的，躲進紅薯窖，警察也怕冷，等不到人出來就撤了；還有的，乾脆抄傢伙了，那時也沒想到誰以襲警判刑。
隨著日子的發展，抓賭與被抓的故事，就少了，可能是電視普及了吧。再後來，就是看到滿大街的棋牌室，大人、小孩，壯丁、婦女，年老的，還是年少的，三五成群光明正大地打。
只是，在如此環境下，還有人被抓了。前段時間，廣州市民肖先生和幾個朋友在一家餐廳打5塊錢賭注的“親情牌”，被當地公安機關抓獲並被處以行政拘留5日的處罰。
《行政處罰決定書》顯示：肖先生和朋友在餐館內“以打廣東麻將的方式進行賭博後被查獲，現場共查獲賭資420元，臺費30元，賭局麻將臺一張，麻將兩副”，其中肖先生“個人賭資195元”。
但是，肖先生認為自已和朋友並沒有以營利為目的打麻將，純屬娛樂，並且數額也比較小，不應該判定為賭博。當時大家約定以“五元一注”的方式論輸贏，按照規則來算的話，一盤最多能贏60塊錢。打了一個多小時後，就被便衣和民警帶走了，次日就收到了《行政處罰決定書》，之後被拘留。目前，肖先生已向法院遞交了相關材料，決定起訴當地公安局。
其實，近年來“小賭被拘”的事件屢有發生，“親情牌”到底算不算賭博，在社會上一直都是公眾熱議的話題。在公安局意識中，對“小賭”把控是非常嚴的，但標準不好定，在執法的時候難免會有爭議。
由此，小編想到了中國最後的流氓——牛玉強。
牛玉強是北京人，他的青春曾被流氓罪撞了一下腰，從此青黃不接，厄運不斷，乃至在此罪名被取消多年以後，還要為那一段荒誕的歷史埋單。
1983年時，正趕上“嚴打”，那年，牛玉強和幾個朋友搶了一名路人的一頂帽子；另外牛玉強一夥與另外幾人打了一架。根據這兩起犯罪事實，牛玉強被處以流氓罪，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
重刑倒也罷了，誰不曉得，在嚴打時期，刑罰如驢打滾，寧可錯殺一千，不能放縱一個。令人費解的是入罪：牛玉強的行為怎麼能和流氓罪發生關係呢?
按著名學者朱大可考證，“流氓”原指喪失土地家園與靈魂家園的人，其涵義隨時代的延宕而逐漸狹隘化，最後演變為一種倫理之惡，遭到了國家家園的厭棄;並作為一種罪名被納入律法之治。1979年，新中國《刑法》第一胎誕生，第160條即流氓罪：“聚眾鬥毆，尋釁滋事，侮辱婦女或者進行其他流氓活動，破壞公共秩序，情節惡劣的，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彼時，流氓罪是一個口袋罪，什麼都可以往裡裝。看當年案例，有人喝多了，在路邊撒了一泡尿，被判流氓罪；一個小青年，和朋友打賭，敢不敢親一個姑娘的嘴，親了，就是流氓罪……
後來，更弔詭的是，“流氓罪”被廢除了，牛玉強的刑期卻沒有終止，因為保外就醫等問題，到2020年4月28日才能釋放。也就是說，作為最後的流氓，牛玉強至今仍在服刑。
不可否認，國家的法治建設正在完善，最起碼，比八九十年代是強多了。但，法律制定歸制定，執行總要靠某些人來執行。但當執行人的意識出現偏差時，一部好法也會被念歪；或者在執行標準上，各吹個的號，各奏各的調，也會帶來負面影響。偷頂帽子，流氓；5月打牌，賭博；如此的詼諧幽默，卻讓我膽戰心驚。
在提倡法制建設的同時，執法者、管理者做到以身作則，加強道德建設，或許才是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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