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1980年代出生之人，小时的记忆里，还要警察抓赌博的情形。这样的事情，在农村较为常见。彼时，农村还未通电，电视更谈不上兴盛，唯一的娱乐活动就是打牌了。
不，那时不叫打牌，叫赌博。最起码，在派出所的话语体系中如此。一片黑暗之中，赌局在上演，抓赌也在上演。
抓赌的故事，也颇具意思。往往，次日聚在一起，大人往往开口说的便是哪个村又被抓了，谁谁谁又被罚了。似乎，那时无论被抓，还是被罚，似乎都不中，出来后该赌还赌。
当然，也有不拿派出所当回事的。有的，在即将被抓时，引警察到深坑，自己逃脱；有的，躲进红薯窖，警察也怕冷，等不到人出来就撤了；还有的，干脆抄家伙了，那时也没想到谁以袭警判刑。
随着日子的发展，抓赌与被抓的故事，就少了，可能是电视普及了吧。再后来，就是看到满大街的棋牌室，大人、小孩，壮丁、妇女，年老的，还是年少的，三五成群光明正大地打。
只是，在如此环境下，还有人被抓了。前段时间，广州市民肖先生和几个朋友在一家餐厅打5块钱赌注的“亲情牌”，被当地公安机关抓获并被处以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
《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肖先生和朋友在餐馆内“以打广东麻将的方式进行赌博后被查获，现场共查获赌资420元，台费30元，赌局麻将台一张，麻将两副”，其中肖先生“个人赌资195元”。
但是，肖先生认为自已和朋友并没有以营利为目的打麻将，纯属娱乐，并且数额也比较小，不应该判定为赌博。当时大家约定以“五元一注”的方式论输赢，按照规则来算的话，一盘最多能赢60块钱。打了一个多小时后，就被便衣和民警带走了，次日就收到了《行政处罚决定书》，之后被拘留。目前，肖先生已向法院递交了相关材料，决定起诉当地公安局。
其实，近年来“小赌被拘”的事件屡有发生，“亲情牌”到底算不算赌博，在社会上一直都是公众热议的话题。在公安局意识中，对“小赌”把控是非常严的，但标准不好定，在执法的时候难免会有争议。
由此，小编想到了中国最后的流氓——牛玉强。
牛玉强是北京人，他的青春曾被流氓罪撞了一下腰，从此青黄不接，厄运不断，乃至在此罪名被取消多年以后，还要为那一段荒诞的历史埋单。
1983年时，正赶上“严打”，那年，牛玉强和几个朋友抢了一名路人的一顶帽子；另外牛玉强一伙与另外几人打了一架。根据这两起犯罪事实，牛玉强被处以流氓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重刑倒也罢了，谁不晓得，在严打时期，刑罚如驴打滚，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放纵一个。令人费解的是入罪：牛玉强的行为怎么能和流氓罪发生关系呢?
按著名学者朱大可考证，“流氓”原指丧失土地家园与灵魂家园的人，其涵义随时代的延宕而逐渐狭隘化，最后演变为一种伦理之恶，遭到了国家家园的厌弃;并作为一种罪名被纳入律法之治。1979年，新中国《刑法》第一胎诞生，第160条即流氓罪：“聚众斗殴，寻衅滋事，侮辱妇女或者进行其他流氓活动，破坏公共秩序，情节恶劣的，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彼时，流氓罪是一个口袋罪，什么都可以往里装。看当年案例，有人喝多了，在路边撒了一泡尿，被判流氓罪；一个小青年，和朋友打赌，敢不敢亲一个姑娘的嘴，亲了，就是流氓罪……
后来，更吊诡的是，“流氓罪”被废除了，牛玉强的刑期却没有终止，因为保外就医等问题，到2020年4月28日才能释放。也就是说，作为最后的流氓，牛玉强至今仍在服刑。
不可否认，国家的法治建设正在完善，最起码，比八九十年代是强多了。但，法律制定归制定，执行总要靠某些人来执行。但当执行人的意识出现偏差时，一部好法也会被念歪；或者在执行标准上，各吹个的号，各奏各的调，也会带来负面影响。偷顶帽子，流氓；5月打牌，赌博；如此的诙谐幽默，却让我胆战心惊。
在提倡法制建设的同时，执法者、管理者做到以身作则，加强道德建设，或许才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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