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看点：宋真宗的东封西祀，耗费国力只为虚名，出现檀渊之盟是必然结果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猿人说史，今天我们要聊的是宋真宗赵恒的事情。后世对澶渊之盟及其所保证的和平所作的诸多抨击未见得公正。盟约规定，宋每岁与辽银、绢共三十万，被诮为资敌，宋、辽兄弟相称，被视为辱国。不得不说，类似的说法未免过于偏激。岁币之数额，在宋的岁入中所占比例，在百分之一以下，相比战争费用，几可忽略。而宋帝为辽帝之兄，正如石敬瑭认耶律德光为父，是借用“认亲”的方式拉近双方的距离，但双方既是平辈，更无从看出辱国的迹象。后人立足于中原皇朝的立场看待澶渊之盟，是无法持公正态度的。

辽人

东封西祀

真宗在澶州前线心惊胆战地过了几天，而后求仁得仁，执了和约回到京师，“大赦天下”，似乎相当满意。然而在略占优势的情况下以全无所获告终——不仅无收获，且付出三十万银绢，以及承认幽云现状——真宗事后细想，觉得自己未免不武。景德三年，王钦若为贬低寇准，曾刻意激怒他：“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渊之举，是城下之盟也。以万乘之贵而为城下之盟，其何耻如之！”此话正中他的痛处。盟约固然带来了安全，但没带来体面，从而成为他沉重的心理负担。

檀渊之盟

次年，真宗又与王钦若谈及，应如何寻回体面。钦若明知真宗厌战，故意鼓励他：“出兵取幽蓟，可以雪前耻！”但安全也得来不易，真宗不肯轻弃，询问有无其他方式。钦若说：“那么便举行一次封禅，可以镇服四海，夸示戎狄。”但封禅需要有“祥瑞”出现，召唤帝王去泰山。怎样的情况下，“祥瑞”会出现呢？钦若一笑：“陛下以为，前代那些‘河图’‘洛书’，都是天然生成的吗？那只不过是‘神道设教’而已，常以人力为之，做皇帝的表示尊崇并且力推，那它就是天生的祥瑞。”真宗心领神会，开始用心准备“神道设教”。

河图洛书

景德五年正月，真宗召来宰相王旦、枢密使王钦若，告以去年十一月夜见神人，预言将有天书下降，要他准备好道场迎奉，今日果有一卷天书降下宫中。群臣“再拜称万岁”，捧了天书去道场酌献，并改当年为大中祥符元年。自此，神明频频下顾，天书复见于该年四月，宰相率各色人等二万余上表，兖州（今山东兖州市）父老也再三诣阙上书，祈请皇帝前去泰山封禅。皇帝俯顺众意，决定十月举行封禅仪式。六月，天书又下降泰山醴泉亭，以呼应皇帝的决定。

兖州

十月初，皇帝带着天书和群臣，向泰山进发。在祥光瑞云的辉映之下，在泰山完成了封祀上帝与诸神的庄严仪式，继之以社首山上祭祀地神，完成了历史上最后一次封禅。自出京至回京，首尾四十七日，时值严冬而未尝遇雨雪，众人皆以为精诚格天。“景气恬和”之外，尚有许多吉兆，譬如司天监发现，“有瑞云覆殿”，“五星顺行同色”。地方官呈报，各地“大稔”，物价至贱，麦粟每斛百余钱。自天书颁下，京师至泰山道路，乡邑肃静，连鼠窃狗盗之小案也未尝发生。泰山所在的兖州，贡献尤大，一时有醴泉现，一时有苍龙出，自八月始，又频频献上芝草，八月份献芝草八千一百三十九本，九月份八千七百十一本，十月份达到三万八千二百五十本。大臣说，这是“天地助顺”。实际上这是百官万民共同努力的结果。

泰山封禅岱庙

至于计划中的“夸示戎狄”，效果如何呢？“戎狄”还是有一定反应的。境内的“西南溪洞诸蛮”，据说此前向来不朝贡，“今以方物来贺，请赴泰山”。甘州（今甘肃张掖市）回纥来“贺东封”，大食诸蕃国使者，“以方物迎献道左”，甚至有大食蕃客献玉圭，说是祖先得自西天，并代代相传，说要等“中国圣君行封禅礼，即驰贡之”。这些积极的助兴之举，得到很好回馈。契丹似乎也有所表现。据边报，原先契丹防边人马，自从宋方以封禅之事相告，便将人马撤去。然而，实际上契丹的反应是比较冷淡的。宋方专程派官员携带礼物至境上通报，东封之时大队人马移动，请契丹不必猜虑。契丹回复说：“贵国自行大礼，何烦相告？至于礼物，盟约里没有规定，本国不敢受。”契丹本是“天命”的首要宣示对象，真宗封禅是什么意义，契丹也不至于不明白，只是不愿意为真宗助兴。

契丹族

封禅事件，后人大体视之为闹剧。事实也不尽如是。世人未必皆昏昏，宰执群中，岂无高明人士？譬如宰相王旦，号称“端重坚正”，却也不持反对态度。史载真宗恐王旦反对，召王旦至禁宫内饮酒，又赐酒一瓶，王旦持归，发现瓶中所贮，尽是珠子，“自是不复持异”，似乎轻易被皇帝贿买了。此后王旦因其特殊身份，在封禅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也随群臣获得许多赏赐，这也深受后人鄙夷。但王旦一类的“正人”之所以不提出异议，应当也是看到了封禅的意义。皇帝几乎以哀恳的态度暗示大臣不要力阻，大臣似应当体谅他的需要。已经迈入承平时代的政权，有这么一个仪式，虽不能说是“必需”，但未必没有益处。

檀渊之盟碑

如何看待

怎样看待封禅的意义呢？封禅对于“戎狄”，当然是足资观览的盛事，不见得能引来多少感动，但可以有不少利益。对于黔首，一般认为东行之举严重干扰民众生活，徭役顿起，加重社会负担。不过也未必全是反面的因素。封禅完毕，御驾所过之处及供应封禅物资之州县，各免去赋税若干以作补偿。大赦天下，并及于常赦所不及者。天命颁下，是值得普天同庆之事，故以这些方式，“令实惠及民”。或者更重要的是，和平状态下，隆重的仪式、帝王的登场，昭示国家的存在，并由此产生一种信仰式的感情。封禅体现为一种国家庆典，是政权凝聚力的重要来源。所以，封禅的社会影响，应作两面观。

契丹兵

百官是封禅的主要参与者。业儒起家的官员们对真宗糅合儒、道的信仰重建和仪式创新，不见得感兴趣。但是整个过程中，得益最大的恰恰是官僚群体——以及有志于投身官场的士人。进官秩、赐俸禄、增加地方参加中央科考的配额、加强科考以外特殊人才荐举的力度，封禅的策划和实施过程中有特殊功绩的官员，还可迅速升迁，官员和士子得到的实惠，远甚于民。因此官与士始终最有激情，最为活跃。焦头烂额的只有中央财政主管部门三司的官员，皇帝搞这个仪式，本身就需要巨大的开销，事后蠲免赋税、百官赐俸、军士赏给，更是大大增加三司的支出或者令它的收入缩水。不过天下之事有重于财赋者，主计官也只能忍痛配合。

得到大家的全力配合，封禅非常和满地结束了。但真宗却不罢手，他无法求诸境外的满足之情，要不断从天书、芝草、仪式中汲取。东封之后还有西祀。大中祥符四年，真宗又西赴汾阴祀后土。七年，至亳州（今安徽亳州市）明道宫祀太上老君。臣子贡上芝草的数量，也不断刷新纪录。赴亳州前后，亳州长官丁谓两次分别贡上三万七千本、九万五千本。三司的开销和官民的负担也在不断攀升，同时士庶的疲倦感也在不断累积。封禅之时，大约王旦还可以说服自己善加配合，此后皇帝愈益病态的“仪式依赖症”令他不胜其烦，每回为新的仪式奔走筹措，“恒悒悒不乐”。但自他以下，大家仍是机械式地配合着。不断办庆典，举国上下的注意力，从边境移走，无暇顾及境外发生的事。好在要维持“天命在朕躬”的形象，皇帝对于内政还是很关切的。“东封西祀”几乎成了真宗朝在后人眼中的主要印象——且这个印象远非正面。待真宗驾崩，他的继任者把天书封进他的“山陵”里，维持十几年的浩大“运动”就这样戛然而止了。但“承平”得到维持，“治世”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