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青年報·中國青年網見習記者 李強
23歲的閆文（化名）在今年7月份的一次求職中，被浙江喜來登度假村有限公司拒錄。原因只有一個，她是河南人——至少在她收到的回覆中是這樣顯示的。
7月15日，閆文將該公司告上法庭。11月26日，杭州互聯網法院判定：被告構成對閆文的就業歧視。
閆文是河南南陽人。從小到大，她離開河南的機會不多。這次求職算一次。上一次，是去濟南讀大學。
2019年7月3日，閆文通過手機App，看到浙江喜來登度假村有限公司招聘法務專員、董事長助理，便投遞了就職簡歷。
讓她感到意外的是，7月4日，她收到的前一天簡歷投遞的結果。投遞進展顯示著，簡歷“被查看”後，一分鐘之內浙江喜來登度假村有限公司便給出兩個“不合適”的通知。不合適原因後面，寫著三個灰色小字：河南人。
“當時就很不可思議，這是什麼情況？”閆文記得，她曾在籍貫一欄裡填寫了“河南南陽”，她又一次查看了兩個崗位的應聘要求，發現並未對籍貫作出限制。
在和律所的朋友聊過後，閆文決定將此事訴諸法律。在她看來，此事涉嫌就業歧視，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業促進法》第三條：勞動者就業，不因民族、種族、性別、宗教等不同而受歧視。
向杭州互聯網法院提起訴訟後，閆文接到了一個陌生電話。閆文告訴中國青年報·中國青年網記者，那是一位自稱浙江喜來登度假村有限公司工作人員的姑娘打來的，說這是她個人工作失誤，向閆文道歉。
閆文聽得出來，電話那頭的姑娘有些慌。那位姑娘問她到底有什麼要求？閆文說，要求都寫在了起訴狀裡。
那是杭州互聯網法院訴訟平臺上的幾行文字：請求法院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精神撫慰金6萬元；一切與訴訟相關費用由被告承擔；被告向原告口頭道歉，並自判決生效之日起連續15日在媒體上向原告登報道歉等。
起訴之後，閆文才把打官司的事情，告訴了爸媽。第一次聯繫時電話裡家裡人還支持她起訴，然而過去一夜，家裡人的態度就變了，“後來就打來電話說要不然就算了吧。”
“咱們這一代人還好點，上一代人，就有點兒‘諱疾忌醫’，”閆文說，“就跟看不見似的，不太願意承認自己是受害人。”
起訴之後，不斷有媒體來採訪閆文。這位95後姑娘並不願意多聊關於地域歧視的個人經歷或觀點，也不願意媒體將注意力關注在“地域歧視”上。在她看來，地域歧視的原因是複雜且由來已久的。
“我不是因為地域歧視起訴，是因為地域歧視對我造成侵權。”在閆文看來，那些跑偏的報道“會讓一些不明事理的人，去抨擊，挺不理智的。”
但有時候面對旁人“你是哪裡人”的詢問，“內心深處總有點不太願意說自己是河南的，”閆文坦白，她明白是怎麼回事，她也能感受到其他人對河南人的歧視，所以內心就有這樣一種潛意識，條件反射一般。
她有時會對這種地域歧視反擊，比如在她曾經工作過的地方，同事調侃河南人偷井蓋時。這場官司，則是對地域歧視而引起的權利侵犯，更直接的一擊。
“有一些東西是個人改變不了的。比如性別、籍貫、民族、人種……”閆文覺得，就業平等就意味著那些招聘規則裡不該包括“個人改變不了的”。
2019年11月26日上午，杭州互聯網法院以線上視頻的形式，開庭審理此案。
庭審期間，浙江喜來登度假村有限公司辯稱，該公司不存在侵害原告平等就業權的行為，公司沒有給予原告面試機會，是因為原告的簡歷不符合公司的基本招聘要求，原告沒有工作經驗。至於公司工作人員回覆的“河南人”三個字，該公司則辯稱：是公司員工個人的無心之過。
當天，杭州互聯網法院給出判決：被告喜來登公司在針對原告閆文的招聘活動中，提出與職業沒有必然聯繫的地域事由對閆文進行區別對待，構成對閆文的就業歧視。
對於法院的判決結果，“我們不能認同，所以會考慮上訴。”浙江喜來登度假村有限公司的一位工作人員告訴中國青年報·中國青年網記者，公司一共有7個人，其中3名都是河南人。
“我覺得今天這個案子完全是因為輿論才會有這樣的判決，對於我們公司一點都不公平。”這位接受記者採訪的工作人員稱，她是公司的工商聯絡人，工商登記了她的電話號碼。自從媒體報道了此事後，“每天凌晨兩點三點都有人打電話來，都表明自己是河南人，各種辱罵。”
法院判決書上還寫道：今天閆文因“河南人”的地域標籤受到歧視，明天其他勞動者也可能因民族、種族、性別、宗教信仰、年齡、容貌、方言等等形形色色、舉不勝舉的事由受到不公平對待，應旗幟鮮明的給予否定。
然而，拿到判決結果，閆文並未表現得很滿意，甚至有些氣憤。因為庭審現場，被告的答辯仍然表現出“不承認不認錯”的態度。“看著贏了，到底感覺還是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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