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烈，字景武，江苏省铜山县七圣庙村（今徐州市铜山区棠张镇）人。约生于1821年（清道光元年），死于1902年（清光绪28年）。在清末，是徐属一代最有名的大商人，积资巨万，号称“首富”。他的经商过程，可以说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便夭折过程的缩影。他早期的商业活动是从贩运外国货物开始的，积累了大量的资本，而在农村破产的旧中国社会，他的资本又无法进一步发展，更不能转化为工业资本。且有一部分资本转化为高利贷，其后人把资本转化为高利贷，其后人把资本投入到房产、土地方面，又回到了半封建经济的老路上去了。
他是农民出身。除祖父或曾祖父挑过货郎担以外，先世都是贫苦农民，连个名字也没留下，后来张大烈捐“功名”，儿子考秀才，填的三代名讳，都是现起的。家中原来只有很少几亩土地，无法糊口，所有他不得不从事各种生计：帮别人拉“宝棚”（“开宝”的赌场）做伙计；开小饭铺；他身材魁梧（一米八以上），又会武术，因此还入营当过兵。那正是清朝道光、咸丰年间，连年灾荒，村镇上的“宝棚”、饭铺既不会有生意，道路也不平静，他就因讨饭铺赊欠，在半道上碰到“截径”的，亏得会武术才得脱险。“绿营兵”在同太平军作战时溃散了，再碰上荒年，生活无着，他不得已，带着妻子和女儿尽量进了徐州府城（当时的铜山是徐州八县的首县，府治的所在）。后来当他致富以后，别人说他捐施过量时，他曾说过：“一副挑子进徐州，一只框里是铺盖，一只框里坐着大女儿，除此以外，都不是张某所本有。”可见当时一贫如洗的光景。
他的经商是从徐州城开始的，投奔的是一个本家。这个本家开着一片洋货铺，主要货物是洋线子、洋蜡烛和红青蓝布。当然不止这些，也不全是“洋货”。他替这铺子办货，地点是清江，当时还没有铁路，全靠推独轮车运货。后来传说他是推“小车”的，原因就在这里。这条道，途程远，路上又不平静，别人去不得，他仗着有力气，又会武术，独能往来。他原只替这家铺子贩运货物，后来自己省吃俭用，积攒了几十吊钱（他每运回一趟货，大概能得几吊钱），就自己带点“小伙”，也就是附带着买点货，跟着卖。以后本钱多了些，便在徐州南门瓮城（旧时的城门有内外两重），顺便捎点货带着卖。等积累了一部分资金后，开了自己的洋货店（店址在今彭城路奎河桥北那段），别人送给他的字是景盛，商店的字号就叫“景成功”。这时，洋货生意特别好，用洋线子织布比自己纺线合算，四乡八县来购买的很多，甚至是抢购，因此做此生意很赚钱。
张大烈的致富大概是从咸丰末年（1860年）开始，同治元年（1862）家中已盖起瓦房。这是由于他碰上了两个“机会”。这是贩运货物毅然用独轮车，因为车子多了，他这个店东老板便只是监押货运了。以后买货的地点远到上海，同洋商直接打交道。因为没有铁路，外国上任要把货物打入内地，不能不假手中国商人，所以条件很优惠，可以赊账。他的信誉很好，赊销的货物多；他又较有气魄，敢于向徐属八县、鲁西南、豫东等地的商贩赊销。这等于得到了一笔巨大的“信贷”。他还碰上另一个机会，同治以至光绪初年，年景较好，赊销的货物，总能收得起钱来。于是，他的资本迅速发展起来，在“景成功”洋货店的鼎盛时期（那时已兼营“洋油”），已积累了近百万的资本。碰上好年景是个关键，民国初年，徐州曾有过另一家叫“王信成”的洋货店，走的是同一条道路，但因为农业欠收，农民破产，赊销的货物，收不回钱，终告破产，就是明证。他的暴富使他成了传奇式的人物，说他拾到了“银娃娃”，挖到了“金窖子”，其实那“秘密”不过如此。
对于他的为人，也有许多传说，主要的是他的捐施活动。
他当时已是徐属一带的首富，因而在募捐活动中成为募捐的第一个对象，这并不奇怪，奇怪的是他的“自觉”。无论是公益活动，还是施舍，他都“挑大梁”，甚至自己“包干”。筑黄河堤坝（就是所谓“高头”），他承担最长的地段；他独资修复“鼓楼”（府衙前城门楼式的建筑）；荒年设粥厂施粥……“孝敬”满清官员的还在其外。官府乐得这个“急公好义”的子民，让自己有所沾润。满城的绅商也欢迎这么个“冤大头”，在前面“顶缸”。他自己有自己的想法，他常说，赤手空拳进徐州，虽是“万贯家财”莫非身外之物，所得之多，已出望外，施散一些，理所应当。他的这种想法在他平时的待人接物中也表现出来，陌路相逢，他替别人垫付酒饭钱；路上的孩子招呼他，他就给零花钱……这些成了当时，以至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中人们的笑柄。其实说他“乐善好施”固是虚誉，而从他本身来说，也没有多少积极的施恩买惠的意思，只能说是这个农民出身的大商人应酬官场，处世为人的“大手笔”而已。
民国初年，有一本《近代名人小传》，作者给他写了四行的传记，其中一句话是“有汉高遗风”，指的大概就是这种大度吧，他和他的后人都同官府没有多少联系，至于捐官，那时为了取得“护身符”，便于应付官府。因为他虽是“富甲一乡”，却只是个“白丁”（他自己没上过学，中年以后，认得一些字，能勉强看账看信），“青衣小帽”，见不得官，进不了官绅的客厅，因此，他发狠让次子张开鼎读书考功名，后来确实考中一名秀才，并且补了廪生。于是就由次子出来应酬交际。以后捐职大兴，他们一家就都做了官，次子本不过是秀才，这时捐了“候补道台”，长子也捐了个“知府”；他自己也捐了个“一品光禄大夫”的爵号。但是这些都不过是“虚衔”，借此取得与官府相周旋的地位而已。他也就是个“肉头财主”，商业剥削者；没有勾结官府、鱼肉乡民的“劣迹”。
他确实自奉俭约，布衣布服，连鞋子也爱穿旧的，走起来，踢里踏拉地响；但他并不自承有什么节俭的美德。据说不过是年幼时，姐姐们为省步，做的鞋总嫌小，穿着挤脚，只有穿旧了，踹得大了点，穿着才舒服，久而久之，就养成了爱穿旧鞋的习惯。至于布衣布服，那则是穿着随便。他的妻子姓聂，晚年随次子生活，因为看见家中买肉，就生气的说，“一文亭口”（文亭街据说有过一个叫“一文亭”的亭子）没有卖包子的吗？这个日子，我也不过了，我去吃包子，大家花光算数。在他的心目中，吃包子是人世间最大的浪费了。终其一生没有十分理解家庭经济的巨大变化。她就是以这样极端的节省来作丈夫的“内助”。
他的商业虽然经营顺利，发展很快，但不久就走到了极限。频于破产的农村购买力有限，在他晚年已有一部分资本转化为高利贷资本，这就是开“当典”（当铺）。不只徐属八县有他的“当典”，还听人提说过“单县当典”。收典的东西上自古玩珍宝，下至算命瞎先生所用的“报君知”（一种小铜钹）。据说后来他怕招怨。提出穷人典当一概无偿发还，可开当典要致富，绝不能一概发还，发不过是一句空话。终于他一生，只有200亩土地，还是因为大女儿出嫁，要同蓝姓的地主攀亲，蓝家说“无地不算财主”，这才依照蓝家的土地数置买下的。
张大烈在晚年只靠长孙张兆荣做帮手（他的长子张开鼐不会做事，死的也早；次子张开鼎只能交际应酬，也不精明，害眼疾，竟让一个走方郎中用膏药糊在眼上，弄瞎了一只眼）。后来，他害疟疾死去，便由长孙张兆荣继续经营，直到1920年。虽然在他晚年也曾设想办“劝业工厂”之类（既称“劝业”可见很多人失业），但因看不到货物的销路，只好作罢，他终于还只是一个大商人。在他死后商业的经营也到了尽头，不仅不能再有所发展，在张兆荣之外，连接手的人也没有了。子孙大都不通商务，游手好闲，坐享其成。1920年，长子、次子两房分家后，便把商业资本投到房产上，在乡间也购买了较多的土地，重又回到半封建经济的道路上去了。
作者张兆新，系张大烈之孙。原文载自1985年1月出版的《徐州文史资料》第4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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