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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画书界奥斯卡”
鄂东奇人废名，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沉浮较大，这与他的独特文风和个人脾性都不无关系。卞之琳说废名是“偏将”“僻才”，俞平伯在致胡适信中说：“废名畸形独往，斯世所罕。”于是废名其人其文在一般读者看来是陷入神秘不可解一路。那么，废名究竟是什么样的呢？今天的夜读，作家眉睫为您解读。
等待被重新“发现”的废名
眉睫 | 文
刊于2014年《文学报》
壹
鄂东奇人废名，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沉浮较大，这除了政治因素以外，与废名的独特文风和个人脾性都不无关系。卞之琳就曾说废名是“偏将”“僻才”，许多读者又反映他的作品难懂，一些国内外研究者称他是“怪人”，什么“魔道怪人”、“新诗怪”诸如此类。他的至交师兄俞平伯在致胡适信中说：“废名畸形独往，斯世所罕。”于是废名其人其文在一般读者看来是陷入神秘不可解一路。京派批评家李健吾干脆说他的作品是“孤绝的海岛”。因此，废名生前亦不是大红大紫的作家，热闹不是他的本色。但他的作品却很影响了一批著名作者，形成一代文风（有人誉为“废名风”或毁为“废名气”）。这不能不令人称奇赞叹。王风先生称废名是“作家之作家”，这是很好的概括。废名的作品曲高和寡，普通读者难以接近，但就有那么一些大胆的作家敢于品尝。他的作品也许生来就不是写给普通读者的，而是写给与他有近似审美观和文学趣味的“同一基调”的作家的。
废名
正是这样一个“作家之作家”，开一代文风的文学大师，曾一度名不见经传，在文坛上销声匿迹。曾几何时，我们提到废名，对他知之甚少，一些人竟然拿李健吾、卞之琳等人来抬举废名，殊不知他们与废名谊兼师友。卞之琳喜读废名的小说，在艺术上受其影响。而李健吾当年评论废名时，是采取仰视的态度，至少在他心目中废名与巴金、俞平伯、沈从文等是一个级别的文学大师。只要我们翻开他的《咀华集》，细心比较阅读就可以明白。关于李健吾评说废名的文字，有一段往往被忽视：“用同一的尺度观察废名先生和巴金先生，我必须牺牲其中之一，因为废名先生单自成为一个境界，犹如巴金先生单自成为一种力量。人世应当有废名先生那样的隐士，更应当有巴金先生那样的战士。一个把哲理给我们，一个把青春给我们。二者全在人性之中，一方是物极必反的冷，一方是物极必反的热，然而同样合于人性。”
新时期以后，我们又开始提这个作家了。八十年代，汪曾祺说：“废名的影响并未消失，它像一股泉水，在地下流动着。也许有一天，会汩汩地流到地面上来的。”当代作家贾平凹说：“我学习废名，主要学习他的个性，他是有个性的作家，我写作上个性受废名的影响大……”在学术界，也常有这样的感喟：“对废名的研究是不够的。为了总结五四以来的文学创作的历史经验，以利于今天文化事业的发展，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对于废名研究给予应有的重视，是必要的。”诗人柏桦甚至认为：“废名需要真正意义上的被重新发现、被彻底的发现，需要一大笔基金成立专门的‘废名研究所’吸引为数不多的坚贞的废名研究者用毕生心血写出一本又一本关于他的学术专著。”
贰
那么，废名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
废名早年进湖北第一师范读书时，章黄学派嫡系传人刘赜（博平）自北大毕业到第一师范任教，课堂上他用鄙夷的语气告诉学生，北京有个胡适在倡导新文学。从此，废名开始接触《新青年》等刊物，陶醉于新文学，并尝试白话诗文创作。据废名哲嗣冯思纯先生回忆，废名在武昌曾与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陈谭秋办过进步刊物，并结识董必武、熊十力等激进人物。可惜今已无详细资料可以考察和佐证废名在武昌的文学活动和思想蜕变过程，但这一时期的文学训练、文化熏陶，必然为废名日后走上文坛打下良好基础。
废名最初是以发表新诗与世人见面的，但他在北大求学时主要是创作小说。初进文坛的废名主要参与了“浅草社”的文学活动，并与冯至、杨晦、鹤西等交往甚笃。废名在武昌时，就非常喜欢鲁迅的小说，到北大后又在课堂上受到鲁迅的言传身教，于是废名早期小说很自然地受到鲁迅影响，最具有代表性的一篇是《浣衣母》。有意思的是，同为封建礼教的牺牲品，“浣衣母”形象的产生要早于“祥林嫂”。不过废名的乡土小说又有自己的特质，他始终朝着平淡朴讷的作风发展，充分在白话中运用方言，文笔纤细朴素，展示了普通百姓健康的人性美，废名最终脱离鲁迅的园囿而自成一派（早期乡土文学旁宗）。乡土小说的出现是二十年代文学艺术多样化发展的例证，而废名的“田园小说”在艺术追求上走向了极端，更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广西师大出版社“废名小说全集”中《竹林的故事》和《莫须有先生传》两册
废名自《竹林的故事》出版后，开始潜心“造桥”。废名在他的艺术探索上更深了，并走向奇僻之路。《桥》上篇还有 《竹林的故事》《桃园》《菱荡》《河上柳》等的影子，愈到后面愈脱离现实，人物形象更加模糊不清，而艺术性愈纯粹，同时也就渐渐失去了有限的读者。当时除了沈从文、芦焚受废名田园小说影响外，还有青岛小说家李同愈、上海的朱雯（笔名王坟，现代女作家罗洪的丈夫）、东北的李辉英（原名李连萃，后移居香港）等。废名的小说成就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即被认可，无论是风格评价还是影响都已得到充分认识，废名成为现代小说史上赫赫有名的京派小说创始人，无愧于“一代宗师”之誉。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废名重出文坛，写出《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与钱钟书、师陀成为当时上海文坛最受瞩目的小说家。但此后废名再未创作小说，虽两度于1951年和1957年欲创作三部长篇小说，终未遂愿。废名生前是以小说家身份名世，小说搜集得也很完好，逝世后最完备的小说集子是1997年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废名小说》和2003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废名小说全集”。
废名毕业后留在北大任教，自《桥》和《莫须有先生传》两本重要著作出版后，渐渐转入散文、诗歌创作和新诗研究。废名的散文生前不曾收集，逝世后由冯健男1990年编选的《废名散文选集》流传甚广，迄今已重印两次。而前几年止庵编选的《废名文集》影响甚巨，且观点新颖透彻而显得更加纯粹。在废名散文的认识上，冯健男的研究可作为一家之说，但毕竟不是真正研究本义的废名散文，关于废名散文意义的真正认识还是到止庵、孙郁等人手里才完成的。
叁
废名是为数不多的因发表少量诗歌而受到关注的诗人之一。废名的诗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显得颇有“古风”。他的主要贡献是在中国文化传统基础之上阐发出“现代主义”，实现他一贯主张的“真正的新文学，与西洋文学不相干”，这多少也代表了林庚等诗人的观点。有意思的是，他又称梁遇春散文是“六朝文”，而他自己的小说岂不是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诗化小说”、“玄想小说”、“意识流小说”？废名一直在寻找新文学的真正源头，并身体力行，实现新文学的“现代化”。
废名的诗在当时视为“不可解”，但并不是丝毫没有影响。在废名诗近于“古典”的一路上，尚有沈启无（开元）、朱英诞等仿继之。特别是朱英诞（1913-1983），作为废名、林庚的传人，在三十年代中期跻身京派，受到前辈作家良好的教育和熏陶，抗战后成为留在北京的重要诗人之一。他将废名、林庚二人的诗风延续到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成为上世纪三十年代现代派诗的一支重要遗脉，深深影响了北方沦陷区的诗歌创作，以他和年轻诗人黄雨、吴兴华、南星为代表的一股充满古典气息的诗潮与当时的九叶诗派大有并立之势。
北大出版社《新诗讲稿》由废名，朱英诞讲诗文字组成
而沈启无（1902-1969）是在废名鼓励和指导下进行诗歌创作，1945年4月沈启无在《〈思念集〉题记》中还不无感激地说：“从前我印《水边》，是纪念废名，因为他是第一个认识我的诗的。”废名南下后，沈启无在沦陷区主要刊物发表废名的诗和《谈新诗》重要章节，并印行废名诗集，使废名诗及其诗论继续发挥引导性、纲领性的作用，在沦陷区受到广泛关注（见《吴兴华诗文集》附录一）。一般学者常将废名与“道兄卞之琳”并称（也有人将他与李金发并称），其实卞之琳并非真正懂得他的诗，倒是沈启无是诗人废名的“活知音”，二人作诗常有共赏之趣。这些都体现了诗人废名的深远影响力。长期以来，学术界流行“废名诗大约仅存30首”，1997年张琰芳女士偶然的发现，打破这一惯有的说法。
作为学者的废名，往往最被忽视。废名作为一名诗论家，以前也受到过一些关注，承认他的诗学观点“为突出的一家之言”。但近十年来，研究废名诗论的专家越来越多，大有形成“废名诗学”之势。其实，废名也是一名佛学研究专家、杜甫研究专家、鲁迅研究专家、美学研究专家和新民歌研究专家。这些都是被严重忽视掉了的。目前真正涉足作为学者的废名研究，国内尚无几人，可能武汉大学的陈建军教授
用力最深。笔者深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有越来越多的专家走进作为学者的废名研究领域的。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废名早年赞同新文化运动，后又进行反思，并反对进化论，这种论调很有些类似文化保守主义者。如果有人以文化保守主义、新人文主义的视角研究废名，怕也会很有意思。晚年的废名甚是凄惨，早已停止创作，成为一名纯粹的教授、学者。他在讲台上的风采不妨引录当年学生的追忆：“小庞老师说，她们学校的老先生们讲当年废名先生在学校讲课时，讲到某古诗时激动得用手敲黑板，喊：‘这诗……写得好哇！’然后他的手不停地哆嗦，激动得难以言表。下面坐着几十个学生，有一些见老先生激动，也跟着一起激动，一起哆嗦，还有一些只是在想他们为什么哆嗦，剩下的那些觉得挺好玩，偷偷地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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