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04 商周青铜器金文中记载着哪些惊世骇俗的事情?

乾嘉门下走狗


我也答一下。

青铜瑰宝–㝬簋

㝬簋,国家一级保护文物,第二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西周厉王时期青铜器,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商周时期青铜簋中最大的,有簋王之称。还因是周厉王的自做器,又被称作王簋。内底有铭文十二行一百二十四字,是西周厉王为祭祀先王而自作的一篇祝词。宝物上圆下方,象征“天圆地方”。上面像石鼓,下面若平台,周身布满竖棱,如虎皮身上的斑纹。两耳飞扬跋扈,简洁中露出大方,神秘中露出狰狞。现存于宝鸡市青铜器博物院。

簋内铭文


这件㝬簋内部有铭文12行124字,如下 王曰:“有(旧)余隹(虽)小子,余亡康昼夜, 坙(经)雝(拥)先王,用配皇天。簧(横)黹(致)朕心,坠(施)于亖(四)方。肆余以(义)士献民,爯(称)盩先王宗室。”[害夫](胡)乍(作)将〈从鼎〉彝宝簋,用康惠朕皇文剌(烈)且(祖)考,其各(格)歬(前)文人,其濒才(在)帝廷陟降,(緟)貈(愙)皇帝大鲁令(命),用[素令](令)保我家、朕立(位)、[害夫](胡)身.阤阤降余多福,宪(宣)(导)宇(訏)慕(谟)远猷。[害夫](胡)其万年,将〈从鼎〉实朕多御,用贲(祈)寿,匃永令(命),畯才(在)立(位),乍疐才(在)下。隹(唯)王十又二祀。

大意为我昼夜尽心经营先王事业,以配皇天,我任用义土献民,祀先王宗室。作此将彝宝簋,安惠干先宗列祖,以祀皇天大命,保佑周室、王位和我自身。赐降多福、长寿和智慧。

簋中铭文引争议

在史书中记载周厉王是一位暴君。在《史记·周本纪》、《国语·周语上》均有记载。

西周末年,社会局势动荡,特别是周厉王时期内忧外患,政令不通,诸侯不朝,长期的世卿制度导致了贵族势力不断强大,他们大肆兼并土地,发展到与周天子分庭抗礼的地步。加上周王室的对外不断征战耗费了国家的财力、物力,使国库一度空虚。为了振兴周王朝,周厉王进行了一系列大胆改革,他废除了贵族世袭制度,使贵族失去了显赫的政治地位,根深蒂固的西周宗法制遭到严重的打击。同时,他还积极整顿国家财政,将国人占有的山川林泽收回,归王室所有,实行专管专营。这些改革措施巩固了西周王权,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周王室财力枯竭的局面。



但是周厉王的改革触犯了国人的利益,公元前841年,爆发了“国人暴动”,周厉王仓皇逃跑到彘(zhi)地(今山西霍县),最后郁郁寡欢,客死他乡,他的改革也因此以失败告终。

我们从这篇铭文中却看到了一位劳苦用心,励精图治,富有开拓精神的改革者。究竟他是如史书所记载的一位“暴君”?历史的真相还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去还原和体会。

19.05.10晚间整理。


笨笨伯伯


2003年,中国国家博物馆征集到了一件非常“有趣”的青铜器,名叫作册般青铜鼋。先来看看它的造型:

一只大王八背上插着四支箭,四肢挣扎、头尾摇晃(看它那小眼睛,简直让人心疼啊歪!)。单是这种恶趣味的造型,就让人惊叹古人的想象力!

鼋,就是大王八;青铜鼋,就是青铜大王八。

王八在古代有很丰富的寓意:缠上一条蛇那就是玄武,是代表北方的天之四灵;若是放在碗里,那就是让人食指大动的美味;更多时候呢,王八也意味着长寿。

不过,作册般青铜鼋这个造型的王八,实不多见!除了造型之外,作册般青铜鼋还隐藏了一件“惊世骇俗”的大事!

在这只“王八”的背上,刻了4行铭文,共有33个字:

丙申,王过于洹,获。王一射,复射三,率无废矢。王令寝馗贶于作册般,曰:“奏于庸,作毋宝。”

铭文中,作册般指的是名叫般的作册官员,寝馗指名叫馗的寝官。

这段铭文翻译过来就是:

丙申年,周天子带着几个臣子从洹水路过,在岸边忽然发现了一只大王八。周天子非常高兴,为了防止它逃跑,就悄悄地弯弓搭箭射向这只王八,一箭命中。

王八虽然中了一箭,并立马死去,而是受疼四处逃窜。周天子见状,又射了三箭全部命中,没有一支废箭。周天子大喜,于是命令身边的寝馗将这只王八贶(赠送)给作册般,并告诉他说:“这只王八赶紧趁热吃了吧,别当宝贝一样供着了。”

铭文中没有说的是,作册般得到这只王八之后,非常高兴!不仅把这只王八连骨头带汤全部吃了,还特意制作了这件青铜器。

在这件青铜器上,为了表达周天子的英明神武、箭法精准有力,作册般特意用了“王一射,复射三”,为何如此处理呢?第一箭射过去,王八是趴着不动的固定目标;后面再射的时候,王八成了移动目标,射击难度更大!然而,周天子全都射中了。这四支箭全都力透王八,只露个箭尾在外面。(这马屁拍的,一般人真拍不出来。)

这只可怜的大王八,不过是趴在岸边晒个太阳,就天降横祸死于非命。

作册般,也因为这只王八,成就了自己马屁之王的封号。

这件巴掌大的青铜器,以及器身上刻着的33个铭文,究竟有着怎样惊世骇俗的事情呢?

作册,是商周时期的官名,负责掌管简册、宣读诰命。在周朝,作册官是非常稀缺的资源,每一位作册官都是王的近臣。

鼋除了是一道美味,也是一种灵兽。商周时期的甲骨文,很多都以它们的壳作为载体,刻画“沟通天地”的铭文,向神灵占卜问事。当然了,在王八壳上刻画文字,就是作册般的本职工作。

文中的“奏”,有一种解释为:取血祭祀。而“奏于庸”,则是商周时期的一种祭祀方式,即衅钟(古代杀牲以血涂钟行祭)。

把歌功颂德的“马屁”,刻在沟通天地的王八壳上,已经有了占卜的意思。王八壳上的箭矢,更像是占卜时钻在龟背上的烧火棍。

如此一来,这件青铜器描述的模样,更像是占卜祭祀现场,而这份工作应该是神官来做才对,为何会让作册官来主持呢?

情况很有可能是作册般掌握了周天子的读写诰命、祭祀神灵的权力,而先秦时期,祭祀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两件事之一。

作册般为了炫耀自己的权力,特意下令匠人制作了这只青铜王八,并在上面刻上蒙蔽周天子的“马屁”。至于作册般想干什么,就无从知晓了,或许野心暴露被“衅钟”了吧。

PS:国博还有一件文物,叫作册般甗。


祗树


(作者:赵辉)2017年西泠印社春季拍卖会上,备受关注的西周青铜器“兮甲盘”亮相,从1.2亿元起拍,以1.85亿元落槌,最终以2.1275亿元成交。

“兮甲盘”现高11.7厘米,直径47厘米,敞口浅腹,外附双耳,上有铭文133字。铭文不但具有极高的金文书法价值,内容十分丰富,价值弥足珍贵。铭文反映了四点内容:一、兮甲跟随周王北伐匈奴获胜。较兮甲盘稍晚几年的另一件青铜盘"虢季子白盘",同样记录北伐之事,是国家博物馆镇馆之宝。二、兮甲治理南淮夷,维护了王朝东南边疆的稳定。三、兮甲监督贡赋,规范商贸,严明法律,是治理国家的重臣,开启了西周中兴。四、南淮夷向周的进贡主要是丝织品,线路自黄淮到陕西,是早期的"丝绸之路"。

据史料记载,“兮甲盘”于宋代出土,后被南宋宫廷收藏,南宋灭亡后流散民间,后被元代大书法家鲜于枢重新在其下属家里发现。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其圈足已经被人折断,“兮甲盘”被当作了炊饼的“平底锅”。经过历代收藏,到清朝末年以后,“兮甲盘”又不知下落,直到2014年才在国内出现,经多位专家确定为真品。

从兮甲盘中所刻的铭文得知:"在周宣王五年三月,国王亲自率兵讨伐玁狁,有个叫兮甲的重臣,随王出征,杀敌执俘,荣立战功,宣王赏赐给兮甲马四匹,车一辆。又命令兮甲掌管成周及四方交纳粮赋。南淮夷本来就是顺从周王朝的贡纳之臣,不敢不缴纳贡赋,不敢不运送通商货物,否则将兴兵讨伐。凡属南淮夷来的人,必须到指定的地方留住;做买卖的商人,必须到政府管理的市场营业,胆敢不服从周王的命令,则受刑罚处置。周王朝属下的诸侯、百姓做买卖,胆敢不到市场上去,胆敢擅自接纳蛮夷的奸商,也要受到严厉的惩罚"。

"兮甲盘"的器主"兮甲"即尹吉甫,是西周的军事家、政治家和大诗人,文武双全。是《诗经》的主要编纂人,被认作"诗祖"。作为西周宣王时代的辅弼大臣,他的武功文治都建有重大的功业,是对华夏民族发展有突出贡献的历史人物。他又是确凿可信的西周大诗人。《诗·大雅》中的《崧高》《烝民》《韩奕》《江汉》诸篇都是他的作品。他的多篇政冶抒情诗,或誉或刺,在思想上和艺术上已相当成熟。

在安徽省怀远县图书馆,馆藏绝本清嘉庆版《怀远县志》。在县志序载:“邑之有志,蓋古史之。流所以周,知其邑之,封界广轮,延袤山川,险隘生理,所益植产”等(蓋:虚词《詩·小雅》謂天蓋高,謂地蓋厚。),翻译为现代文为:“本邑有县志,从古就有延续历史记载。从周朝以来延续设所,知道怀远县境城邑的地域面积、险要关隘、所适合生长的植被”。因此,《怀远县志》的记载,是有历史延续性的,其中的史料,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价值。

“诗皇甫作都于向,即此”,这一具有颠覆性的史料,短时期内,对于诗经学者来说可能是无法接受的。历代以来,只是把尹吉甫归结为《诗经》的采集者与编撰者,而“诗皇”的冠名,就将尹吉甫从《诗经》的编撰者,确定为《诗经》的主要创作者。其创作的诗量与高度,是古往今来任何诗人所无法企及的,才能称为“诗皇”,而“诗祖”更偏重于诗经的开创者。而“甫作都于向”更是明确、肯定性地陈述了尹吉甫的所有作品都创作于一地——向国向城,更是让所有诗经学者与诗经爱好者所无法接受,何种地方能够承载由一首首诗经作品构筑起来的心中仙境?

“诗皇甫作都于向,即此”为中华诗经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方向和研究视角。可以说《怀远县志》的这段注释,解开了一段中华文明史,其在揭示中华文明发展史中将具有其重要的地位与价值。

“诗皇甫作都于向,即此”孤立地看,会让中国的历史学家和诗经学家认为是笔者的杜撰、不可置信,但把兮甲盘中的文字记载进行对比解读,就知此九言注释字字详实。兮甲盘中记述尹吉甫主要做的两件事,一是北方伐戎,二是在成周东治理淮夷、征收赋税。而“诗皇甫作都于向”正印证了尹吉甫在北方击退犬戎后,春风得意,在向城负责征收淮夷赋税,加强淮河流域市场管理的经历。作为西周的军事家、政治家和大诗人,在建立丰功伟绩、告别金戈铁马后,长期在向城负责淮夷地区的日常治理工作,闲暇之余,享受南国温暖水乡,诗经创作就成为大诗人的主要爱好与志趣。日积月累,大量的尹吉甫诗经作品问世,就是理所当然事情。因此,“诗皇甫作都于向,即此”绝不是空穴来风、凭空杜撰,而是一段淹没历史的真实记载。

《怀远县志》与记录尹吉甫功绩的兮甲盘,就如一枚金币的正反面,两者互为一体,相互印证、相互注释,发出耀眼迷人的光芒,展现、揭示了中华文明记的一段辉煌历史。在《怀远县志》中“诗皇甫作都于向,即此”呈现于世之前,兮甲盘只是记载尹吉甫经历的历史文物。而现在两者交相辉映,发出的耀眼光芒,将冠绝中华文明史。

完整记录展现尹吉甫经历功德的兮甲盘,能拍卖出2.1亿元的天价,可为个人或单位所有。而揭示尹吉甫诗经地位与创作历程、地点的《怀远县志》,又价值几何呢?一亿、十亿、百亿?它为中华文化的解密和对当地文化发掘、发展所体现的价值,又岂是这些有形的价值所能相提并论、衡量的!(作者:赵辉)


夏朝与诗经研究


青铜铸造是商周手工业的主要部门。由此,夏商周三代被称为我国的“青铜时代”。商周是青铜时代的繁盛时期,青铜铸造技艺已相当成熟,不仅数量多,种类齐备,而且工艺精湛。而金文是指铸造在商周时期青铜器上的铭文,也叫钟鼎文。金文应用了大约800多年,上自西周早期,下至秦灭六国。关于金文的字数,据容庚《金文编》记载,共计3722个, 其中可以识别的字有2420个,而近数十年间又出土了大量的商周铜器,又增加了不少金文新字。

金文中的代表作是《毛公鼎》中的铭。毛公鼎为西周晚期的重器,鼎内壁的铭文有32行,近500字,是现存青铜器铭文中最长的一篇。铭文的内容可分成七段,大意如下:周宣王即位之初,亟思振兴朝政,乃请叔父毛公为其治理国家内外的大小政务,并饬勤公无私,最后颁赠命服厚赐,毛公因而铸鼎传示子孙永宝。

此外,颇具代表性的铭文还有《大盂鼎》铭、《散氏盘》铭。大盂鼎,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又称廿三祀盂鼎,西周炊器。鼎的内壁铸铭文19行291字,记述了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册命贵族盂之事,铭文中,周康王向盂讲述文王、武王的立国经验,告诫盂要效法其祖先,忠心辅佐王室,并赐盂命服、车马、酒与邦司、人鬲等。这些铭文为史学家研究周代分封制和周王与臣属关系提供了重要史料,一向为史学家所重视。

散氏盘(San Family Plate),西周晚期青铜器,因铭文中有"散氏"字样而得名。内底铸有铭文19行357字,内容为土地转让,记述夨人付给散氏田地之事,并详记田地的四至及封界,最后记载举行盟誓的经过。是研究西周土地制度的重要史料。


小虫读史


金文是铸造在商周青铜器上的铭文。商周时期,鼎为礼器,钟为乐器,铸造在钟鼎上的铭文又叫钟鼎文。金文的内容是关于当时祀典、赐命、诏书、征战、围猎、盟约等活动或事件的记录,都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我们现在认为惊世骇俗的,在商周时期,也许只是稀松平常。下面举三个例子,相对来说,是比较重要的铭文故事。

何尊:最早记载中国二字

我们是中国人,我们都为自己是中国人而感到骄傲,那么中国这两个字最早出现在哪里?出现在青铜器的铭文中。

陕西出土的青铜器何尊,在铜尊内胆底部发现了一篇12行共122字的铭文,记载了周成王营建洛邑,建筑陪都的重要历史事件,而其中“宅兹中国”(大意为我要住在天下的中央地区)是“中国”最早的文字记载。这是我们做为中国人应该记住的一件大事。

铭文的大意是:周成王在成周营建都城,对武王进行丰福之祭。周王于丙戌日在京宫大室中对宗族小子何进行训诰,内容讲到何的先父公氏追随文王,文王受上天大命统治天下。武王灭商后则告祭于天,以此地作为天下的中心,统治民众。周王赏赐何贝30朋,何因此作尊,以作纪念。

利簋:准确记载牧野大战时间

出土于陕西临潼,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利簋,腹内底部所铸4行33字铭文,虽很简略,却记录了一次重大历史事件,即武王伐商的“牧野大战”,因此,也有人称其为“武王征商簋” 。

铭文明确记载"武王征商"之役发生在某年"甲子"日的早晨,"岁"星正当中天。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实施过程中,碳14测年专家用西周初年遗存中出土的炭样作了测年,给出武王伐纣之役发生在公元前1050--前1020年的年代范围;天文学家依据铭中所记"甲子"日"岁"(木)星在中天的天象,参照《国语·周语下》记载的天象记录,计算出武王伐纣的时间在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由此,古代史上这一著名的战役有了一个绝对年代;它为商周两代的划分,提供了重要的年代依据。一件不大的铜器,以它不多的文字,为破解上古史中一个重要的疑案作出贡献,足见其弥足珍贵。

大口尊:最早的行贿受贿记载

陕西扶风县出土的大口尊,铭文记述了距今2891年前的西周晚期,一个奴隶主向“国家司法人员”行贿的经过。

铭文的大意是:贵族琱生因大量开发私田及超额收养奴隶被举报,司法机关派召伯虎督办此案,琱生先是给召伯虎的母亲送了一件珍贵礼物——青铜壶,让她为琱生说情,又给召伯虎之父送了一个大玉璋。后来,召伯虎果真放了琱生一马。为表达谢意,琱生给召伯虎也送去了一些朝觐用的礼器——圭。这个受贿者竟是曾说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西周著名大臣召公。

这事也说明,行贿者都留有一手,都记着帐呢!所以贪官往往是要落马的。


侃侃收藏兮


其貌不扬的战国青铜器【商鞅方升】,能见证中国历史上一系列具有划时代意义历史大事件:「商鞅变法」和「秦始皇统一六国」。


这件文物所承载的历史信息,与中国历史传世文献的契合程度,真的可以用惊世骇俗来形容。


对【商鞅方升】的研究,分析秦代的计量、官制、地理,是运用王国维先生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地上材料和地下材料互勘互证」典范。


下面,我就来看【商鞅方升】短短几十个金文,隐藏着哪些大历史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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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方升看商鞅变法:


为秦开创霸业的「商鞅变法」和「徙木立信」我们耳熟能详,这件青铜方升让两千多年前的人物触手可及,说不定当年的商鞅就亲手摸过他。



十八年,齐率卿大夫来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积十六尊(寸)五分尊(寸)壹为升。临,重泉


意思是:秦孝公十八年,齐国的使团来到秦,这年的冬天十二月乙酉日,大良造商鞅监制了标准铜量器,容积为十六寸又五分之一立方寸。

「临,重泉」是秦代的地名。


我们来看传世文献的记载:


《史记•商君列传》和《史记·秦本纪》记载「商鞅简史」——在秦国变法到被车裂。


  • 商鞅姓公孙,少好刑名,因秦孝公宠臣景监以求见孝公。
  • 三年,卫鞅说孝公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孝公善之。甘龙、杜挚等弗然,相与争之。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乃拜鞅为左庶长。
  • 十年,卫鞅为大良造,将兵围魏安邑,降之。
  • 二十二年,卫鞅击魏,虏魏公子卬。封鞅为列侯,号商君。
  • 孝公卒(二十四年),子惠文君立。是岁,诛卫鞅。鞅之初为秦施法,法不行,太子犯禁。鞅曰:‘法之不行,自于贵戚。君必欲行法,先于太子。太子不可黥,黥其傅师。’于是法大用,秦人治。及孝公卒,太子立,宗室多怨鞅,鞅亡,因以为反,而卒车裂以徇秦国。


《史记》记载秦孝公十年,商鞅当上了「大良造」的官职,意思是「为大上造之良者」,是秦孝公时期秦国国内最高官职,握军政大权。相当于今天的总理兼国防部长。


方升左壁铭文上「十八年(秦孝公)」也即公元前344年,与《史记》记载时间线完全吻合,商鞅这段时间正是担任国家总理「大良造」。


从方升左壁铭铭文可以看出,秦国「总理」商鞅为了纪念齐国使团来访的外交活动, 而特意制造的这个方升,在方升上刻铭为证。


这次外交活动的背景是什么?


商鞅怂恿魏王僭越称王,引起诸侯不满。于是,商鞅再连齐、赵抗魏的大背景,所以两国眉来眼去,暗通款曲。


公元前341年,秦国联合齐、赵两国攻打魏国,商鞅诡计多端,假意求和,生擒了魏国的公子卬,被封为列侯。这也是就是所谓的「西鄙之战」。


除了《史记》《战国策》,晋代出土的《竹书纪年》也有记载了这件事:


《古本竹书纪年·魏纪》:(魏惠王)二十九年五月,齐田朌伐我东鄙;九月,秦卫鞅伐我西鄙;十月,邯郸伐我北鄙。王攻卫鞅,我师败绩。


方升壁上还有「临、重泉」两个地名:



「临」也就是今天河北赵州,铭文上的「重泉」也就是今天陕西浦城,在秦代是一个冶金重镇,


  • 《史记•秦本记》:秦简公六年,令吏初带剑。堑洛。城重泉。
  • 《汉书·地理志》:重泉县属冯翊,在陕西同州府蒲城,周时为晋邑,秦为重泉县。


这两个地方直线距离相隔600多公理,这说明商鞅监制标准器,颁行全国,从商鞅开始,制造标准器的权力在政府手里:



而商鞅变法之前,秦国的王侯卿大夫都有各自的度量衡,造成税收不公和国家税收的流失。


所以,秦国的度量衡统一,是从商鞅变法开始的。正如最早收藏方升的学者龚心铭先生在《浦口汤泉小志·秦鞅量考》一文中所言:

此量十八年诏, 当在秦孝公时商鞅治秦所凿,后人 只知丞相绾法度量衡石丈尺,不知 商鞅治秦平斗桶已在前也 。


我国的计量史专家邱光明先生对「商鞅方升」所反映的历史信息的评价:



引自:丘光明. (1996). 中国古代度量衡.页50-51


所以,方升铭文反映了奠定了秦国的霸业商鞅变法:


  • 方升所制造的时间正是商鞅当「秦国总理:大良造」的时候,铭文也显示当时商鞅连齐、赵灭魏的历史背景。这也正是秦国一以贯之的「联合纵横,远交近攻,逐个击破」的基本战略国策。


  • 商鞅不但行政奇才,军事能力也是一流,方升制造以后两年,他率领秦军打败魏军,智擒魏国公子。商鞅因为此军功被封列侯,如日中天。


  • 但是,几年以后,秦孝公一死,得罪太多人的商鞅,也就死期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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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方升看秦始皇统一中国


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那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


也就是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统一度量衡的诏书,叫做「二十六年诏书」。


这与《史记》《汉书》等诸多史书记载完全吻合。


《史记·秦始皇本纪》:

  • 制曰(秦始皇):“朕闻太古有号毋谥,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谥。如此,则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朕弗取焉。自今已来,除谥法。朕为始皇帝。後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 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更名民曰“黔首”。


在另一些秦国度量衡器具也有这段「二十六年诏书」:


这个加刻了秦二世的诏书:


1964年西安市三桥镇出土的秦国高奴禾石铜权,也有「二十六年诏书」:


上图引自:国家计量总局. 《中国古代度量衡图集》.文物出版社,1984,


在传世文献方面,隋朝颜之推所著的《颜氏家训·书证》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隋朝开皇二年就出土过秦国的衡权,证明《史记》上秦国丞相隗林是抄写过程中发生的讹误,应该是「隗状」:


《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八年,丞相隗林、丞相王绾等,议於海上。”诸本皆作山林之“林”。
开皇二年五月,长安民掘得秦时铁称权,旁有铜涂镌铭二所。其一所曰:“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灋度量不 歉疑者,皆明 之。”凡四十字。……其“丞相状”字,乃为状貌之“状”,丬旁作犬,则知俗作“隗林”,非也,当为“隗状”耳。





所以,秦国度量衡器从隋唐以来就有发现,近代以来在全国各地陆续出土,很多器具上都镌刻有「二十六年诏书」,反应了秦始皇统一中国,统一度量衡的历史伟业。




收藏商鞅方升上海博物馆经上根据实测计算,方升的容积为201——202毫升:

引自:商鞅铜方升,丘光明, 中国质量技术监督 2001年06期



根据各种出土文物显示,商鞅变法以后,秦代容积标准器全部都是一个标准:200毫升,

王赛. (2017). 战国记容铭文的整理与研究. (Doctoral dissertation).


「权制段于君则威」,大量的文物显示,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的政策贯彻非常彻底和一惯性。


出土的《睡虎地秦简·田律》显示秦代的律法对规定了对度量衡器具的监制、校验,误差必须保持在一定范围内,违反者会处以高额的罚款,甚至追求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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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代皆行秦政治,我们今天使用的文字,都是秦人的,秦代奠定中国的基本版图,在秦代的废墟上,中国进入了第一帝国时代。


商鞅方升的独特性在于铭刻浓缩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两大历史事件:商鞅变法和秦始皇的统一度量衡。


商鞅以其卓越的行政才能,奠定秦国霸业,从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到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


商鞅方升铭文信息与中国历史文献记载、其他出土文物信息,完全严丝合缝,令人叹为观止。甚至连古人抄错的一个字今天的我们都能知道,这难道不惊世骇俗?

我不知道哪一个国家历史文献和出土文物,能契合到如此程度。


小汉字见大历史


西周青铜器《禹鼎》,记录了一段西周王朝平息地方叛乱的历史,这段历史在流传的史书文献中完全没有提到。通过解读铭文并且结合其他青铜器,我们可以大致明白事件的脉络。在西周某王(很可能是周厉王)的某一年,一个名为鄂侯驭方的诸侯在西周统治区的南方发动大规模叛乱,随同鄂侯一起叛乱的还有南淮夷、东夷,影响非常大。鄂侯驭方是姞姓诸侯,他曾经与周王室联姻,但他还是举起了反旗。他的反叛,周王室极为震恐,调集了周朝几乎所有的正规军,包括西六师和殷八师投入战场,但战局依然僵持不下。在这种危机关头,周王室号召诸侯可以率领直属武装参战,于是邢侯命令宗支禹率领戎车百乘,厮驭二百,步兵千人加入王师。终于俘虏了鄂侯驭方。周王室对军方下达了“勿遗寿幼”的命令,也就是对反叛人员无论老幼,格杀勿论。这段历史说明西周时期的战争是极为残酷的。


大意觉迷


首先,将鼎当作簋名是错误的!利簋应算克鼎类的一品!鼎作权象,是由釜变化而来,湯作簋盘,簋为竹字头,原是一种盘类,形似以前农村用的箥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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