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亮剑》中的李云龙，1955年授衔时嫌自己的少将军衔太低，和丁伟、孔捷一道不穿新式常服出操，以示抗议，被院长刘伯承训了一顿，才转过弯来。
“李云龙”心存不满还闹事，是1955年授衔面临矛盾的真实反映。新中国首次授衔，军衔评定工作既繁重，又敏感。在国防部长彭德怀、总干部部部长罗荣桓的直接主持下，基本上顺利完成。但也有一些突出矛盾，比如有人认为给自己评的军衔太低，怎么能比起义将领低？或是比参加革命晚的人低？等等。确实有人像“李云龙”一样，因心存不满而不愿戴军衔，后来经过平衡和思想工作，各级干部总体上是满意的。
如果要问，到底哪些人对这次评衔最不满？其实并非像“李云龙”这样的“刺头将领”，而是在战争年代中立下汗马功劳，在评衔时被忽视的一个群体。这一群体在全军上上下下喜气洋洋戴军衔的时候，不仅没有获得军衔，还被要求退出现役。她们就是1955年集体退役的10万女军人。
长征到达陕北的女红军，左起陈琮英、蔡畅、夏明、刘英
我军在1952年的时候，共有11万女军人。这些女军人在革命战争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中有许多是红军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参军的，稍晚一些入伍的也参加了解放战争。由于性别的原因，这些女军人在战争中经历的艰辛，甚至比男军人还要多。她们怎么也没想到，全军实施军衔制的时候，就是她们离开军队的时候。
早在1952年12月，北京召开联席会议，做出了在全军将陆续转业复员10万女军人的决定。全军11万女军人，一下要退役10万，只留1万，这意味着绝大多数女军人要离开部队。
志愿军女兵战场留影，她们绝大多数没有授衔
1953年7月10日，军委发出《关于处理妇女同志转业及调整妇女同志工作的补充指示》，随后，总政在《关于今后部队妇女同志工作问题解释要点》的文件中提出，部队女同志应大批转至地方工作或学习，有的要复员当家属。
这些政策，最终在1955年落地。1955年年初，军衔评定工作进入最后关头，国防部发布了《关于处理和留用妇女工作人员的决定》。这一文件对女军人的命运影响深远，而且文件名称也让很多女军人想不通：为什么会使用“处理”“留用”“妇女工作人员”这样的词语？这意味着女军人是要被“处理”的，即使被“留用”，在文件的语境中也只是“工作人员”，而不是军人，不是战士。几十年后，很多当事人对此也是困惑的。
志愿军女卫生员在战场救治伤员
在这个《决定》中，有两条硬性的规定，即：
一、在军、师及其以下的机关、部队，除师属卫生营外，不论担任何种职务的妇女工作人员，应一律调离部队，分别按转业或复员处理，并限于1955年6月底以前处理完毕，期满后未处理者，停发薪金。
二、在军以上机关或后勤部门，现在担任各种职务的妇女工作人员，凡不符合该决定所指的范围者，均应作转业或复员处理……至1955年12月31日止仍未处理完毕者，一律停止供给。
在上世纪50年代，军人的社会地位崇高。在这个时候转业复员，对这些为了新中国浴血奋战、九死一生的女军人来说，在情感上当然不容易接受，因而很多女军人不理解、不情愿、想不通。
西藏军区文工团的女干部赵邦玲在回忆文章中说，当时部队的文艺工作者，特别是18军的文艺工作者，在艰苦卓绝的进军西藏中，和男军人一样长途跋涉、负重行军，爬雪山、趟冰河，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在战斗行军中，也一样拿起枪参加战斗。为什么在授衔时就对女军人“另眼相看”呢？
西藏军区文工团女干部赵邦玲与丈夫在西藏留影
我军女军人的杰出代表、从秋收起义就参军的李贞，在这次授衔中被授予少将军衔，但相对于绝大多数退役的女兵来说，这只是极少的个例。许多在红军时期就入伍、在军中享有很高声誉、对建立新中国做出特殊贡献的一批女军人，如蔡畅、邓颖超、康克清等人，以及红军时期唯一的女高级指挥员、担任过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的张琴秋，也未授衔。
李贞（1907—1990），新中国第一位女将军
那么，为什么在授衔之前，要让10万女军人退出现役？这主要是因为我军全面学习苏联模式，大力推行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在女军人的问题上，苏军的做法是尽量缩减女军人数量。1952年，苏联顾问卡苏林明确提出：“妇女干部不宜大量留在军队工作，留军队工作者应与男子同样要求，并能随时奉令调动，否则不授予军衔。”卡苏林说，当时苏联军队少尉以上的女军官只有20余名，军衔最高的也不过是中校。
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张琴秋
1955年，全军获得授衔的女干部只有4665人，10万女军人退出现役。虽然心有困惑，心有不舍，但这些经历战火的女军人，表现出极高的大局意识和服从意识。她们含泪脱下心爱的军装，重启人生，义无反顾。至今想来，依然让人感动和尊敬。
对于这些女军人，组织也从来没有忘记。几十年来，曾多次出台文件和政策，妥善解决1955年前后复员女军人的政治、生活待遇，并不断提高她们的生活补助费标准。
她们虽然没有授衔，但永远是我军的光荣与骄傲！【深耕战争史，弘扬正能量，兵说欢迎各方投稿，私信必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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