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一战期间，军人、平民死亡人数超过5500万，参战国物资总损失达4万亿美元。
第一次世界大战
【二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直接死于战争及与战争相关原因（如因战争导致的灾害、饥馑、缺医少药、传染病蔓延、征兵、征募劳工、屠杀等）的人约为7000万（欧非战场约占2\\3，欧非战场死亡人员中的1\\3是死于纳粹集中营或是被纳粹集体屠杀、虐杀的，占二战中遭交战各方刻意屠杀、虐杀的平民及战俘总数的80%以上）。
在这7000万人中苏联占2660万（1941年－1945年，军人占35%，苏联方面因战争造成的伤病人数也是及其巨大的，仅在册军人的伤病累计数便高达1830多万人次），中国约占1800万人（1937年－1945年，其中军人约占15%，另外因战争造成的伤病者累计约1600万人次，因此伤亡累计约为3500万人）。
7000万人按死因可分为三类：一是死亡的军人；二是死于屠杀虐杀的平民及战俘；三是死于战争相关原因的人员。
第二次世界大战
【太平天国运动】早在1880年，美国传教士Andrew P.Happer在他的《中国纪事》一书中就提到，太平天国运动，陕甘云南回乱，北方五省大饥荒总造成中国人口损失6100万人，三年后他调整观点为8300万人。20世纪初，中国学者陈恭禄在他的书籍《中国近代史》中提出，太平天国之乱，陕甘云南回乱和贵州苗民起义，中原捻匪共计造成中国人口损失一亿以上。1960年，美国学者魏斐德Frederic Evans Wakeman在《大门口的陌生人》一书中提出，太平天国运动大约造成中国1000万到2000万的人口损失。
太平天国运动
毫无疑问，以上学者的估算都是粗略的，缺乏详细的考察和计算。现代以来，国内学者的统计就要精细的多了。其中最可靠的要数曹树基和葛庆华两位。曹树基在他的书籍《中国人口史》中，通过县志等资料，以府为单位做了人口的推算和统计：在太平天国运动中，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湖北，湖南7省共损失人口7330万人。
葛庆华的统计更为详细，他的著作《近代苏浙皖交界地区人口迁移研究》中统计了人口损失最为严重的苏浙皖交界地区的数据，虽然全国资料他没有统计，但是可以作为参考（注意他统计的人口损失包括迁移出的人口）
1999年，葛剑雄、侯杨方、张根福在著作《人口与中国的现代：1850年以来》认为太平天国战争给中国带来的人口损失至少在1亿以上，直接造成的过量死亡人口达7000万。
现代学者的考察给了我们更清晰的认识，2014年，李楠林矗的论文：太平天国战争对近代人口影响的再估计——基于历史自然实验的实证分析通过统计不同变量对人口损失的影响，估算了以上各位学者的结果，得出的结论是：太平天国运动造成的人口损失应当在4693万到9511万之间。
我们总结各个学者的观点可以看出，太平天国运动造成的人口损失观点差异很大，在1000万到一个亿之间变动，而做了详细统计的学者观点大约都在7000万左右。
总之呢，死亡1.6亿的观点缺乏根据，没有来源，无法解释为什么。
那么造成这7000万死难者的缘由都有那些呢？我们可以大致总结为以下几种：
1：战争的荼毒。太平天国战争影响波及全国六百多个城镇，在双方拉锯中造成了大量人口的死亡，这点想来无容置疑。如果大家翻阅史料，就会发现太平天国是一场混乱的战争，清军，太平军，乡团之间互相杀伐，有乡团抵抗太平军的，比如知名的包村；有乡团和清军互杀的，比如《如梦录》记载：败兵入乡，乡人执之，或五六人一起，或十人一起，以舟载至河干杀之；有乡团和太平军一起剿匪的，比如《咸丰象山粤氛纪实》的记载；还有些乡团本身自己就是土匪。普通的民众无法适从，只能在强权的夹缝中苟延残喘，以至于《辛壬寇纪》记载：战败被官兵擒斩者皆农民也。
在这里我要说的是，我们不能过多的估计因杀戮而造成的死亡。双方参战的士兵一共不会超过百万，如果按照7000万的死亡计算，平均下来每人造成的死亡人数要超过70人，这一数字甚至超过了二战日军在中国造成的人均死亡，这是不合理的。
一些孤例可以向我们大致展示当时的画面：《自怡日记》曾记载徐容九在杭州的见闻说：遇害十之一二，自尽十之二三，尸横遍地，臭不可闻。
1863年内，访问南京的艾约瑟牧师在著作《中国的风土和人民》一书中记载，他们在去往宝堰的路上和太平天国治下的民众交谈，他询问百姓说：
“在这一带，每100人中损失了多少人？”
百姓回答：“15或20人被杀，30-40人被掳去参加了叛军”
如果我们根据以上粗略的估计，直接死于双方杀戮的人数，应当在20%以下比较合理。
2：灾害的流行。据《近代中国灾荒纪年》，自道光二十年(1840 年)起，至太平天国战争时，江南地区几乎无年不灾，水、旱、蝗和地震等灾害频发，甚至在一年之内多次交替发作。太平天国据守江南后，正值该区域水旱灾害的高发期。水旱灾害频仍，严重影响民众的生命安全。
1860 年代的江南不仅饱受水旱雨雪雹震风虫各类灾害的蹂躏，一场造成数百万人罹难的瘟疫同时降临。根据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一书的估计，仅1860年这一次瘟疫造成的死亡人数就多达 320 万至 600 万之间。
皖南的情形更加悲惨，湘军将领甘晋给曾国藩的信中这样描述这一年发生在宣城的瘟疫：暑疫大作，疫疾殒者十之二三，患病者十之三四，其能出队者不及四成……两月以来，兵民疫死者二三万人。行路者面带病容，十居八九，城内五六里臭腐不堪忍……
各种形式的自然灾害对经济生产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在各个地方的记载中，都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根据《辛酉记》的记载：“饿夫行道上每仆而死，气未绝而两股肉已为人割去”，居民争相咀嚼，乡间百姓斫卖饿尸肉趁机发财。这类人吃人的反人性现象在 1860 年代比较普遍，曾国藩记载：“到处食人，人肉始卖三十文一斤，近闻增至百二十文一斤，句容、二溧八十文一斤”;南京等地亦有“食其所亲之肉”者。
我们无法估计这些原因造成了多少人口损失，但是灾害以及随之造成的饥荒无疑也是人口损失的一大动因。
3：社会的动荡。在脆弱的封建时代，百姓畏惧动乱如虎，加上各种封建谶语的流行，民众的生死之念轻易动摇。现存的史料实在太多，只要随意翻阅就可看到，例如《思痛记》《转徙余生记》《避寇日记》等等，在战争到来之际，无法迁徙的百姓纷纷自戕以逃离乱世，特别是无法远行的妇女老人，在史料中留下众多甘愿赴死的悲惨记录。
据传教士艾约瑟等人观察，在太平天国占领区，“自杀的事情远比屠杀多得多”，太平军破金陵，“士民自尽者，或全家或数口，不下十数万人，悉能义不苟屈。惟妇女之死，无铮铮特异者:缘贼禁奸淫甚严，其党皆不敢犯，故妇女无逼迫难已之情，因无激烈可传之行;不过女随父，妻随夫，同时殉难而已。”
因惧于丧失贞节，妇女自杀尤为惨烈。陈懋森的《台州咸同寇难纪略》至少记载了 123 位女性死难情形，其中自杀者有投井、投潭、自缢、服毒、服卤而死者，还有抱女牵子赴水而死者，有夫妇同时赴水而死者。
最为惨烈的要数金坛，在1856年第一次江南大营被破时，由于主力尚存，江南大营退守句容金坛一带，太平军进攻失利，一直到1860年第二次江南大营被破，金坛百姓依然坚决抵抗太平军的进攻，在毫无援军希望的情况下和太平军激战，《思痛记》的作者李圭亲身经历了这场围城之战。民众坚定的抵抗精神在城破后显现：“当日自尽者满城河”，金坛民众多数死于自杀，悲惨而可怖的场景，百余年后读来仍让人心悸不已。
即便是没有战火的双方统治地区，百姓生活依然动荡。为了维持战争，清政府财力枯竭，只能到处加税，在清廷统治的地区爆发了各种起义和抵抗，各种匪徒趁机掳掠，人民的困苦可想而知。
在太平天国的统治区，也并不美好，粮价暴涨，给民众带来巨大压力，根据刘晨老师的统计，粮价普遍翻倍：
经济危机对民众生活造成的影响，很难完全依靠一组枯燥的数字深入了解，而战争亲历者的切身感受，却是对当时经济危机最直白的控诉。在时人著述中，随处可见“饿莩盈野”的记载。
在这个农民起义的政权统治地区，居然也出现了农民起义。同治元年八月在海宁，盐贩陈三丫头“称盖天王，公然旗帜”。这支队伍的主要参加者是饥民，
“海塘圮后，禾田斥卤不能种植，居民不复粒食，因相从行劫，附之者日众”。
变乱惊动了嘉兴和海宁太平天国当局，太平军随即对他们展开抓捕行动。同治二年(1863 年)十二月，桐乡太平天国政府逮捕了三名“盖党”，经审讯，录有如下供词:“我等本良民，饥寒所迫，故为行劫之计。……我等奉义而行，故所劫皆至公无私，本系饥民，不劫则死，死固分内事，子欲杀，则竟杀之可也;若根究主使，则天神也，不可得也;若诛党与，则随地皆在，不啻数万人，不可胜诛也。”这番慷慨陈词很难想象是出自被太平天国定性为“叛逆”的“盗匪”之口，但他们饥民的背景和为生存起身反抗的动机，又不得不为之增添一些正义色彩。“盖天王”事件直观地反映了天灾人祸带给民众的苦难，以及太平天国占领地区由灾荒等因素引发社会恐慌的状态。
以上三个原因当是造成数千万民众死亡的最大原因，我们不能简单的把这一民族惨剧划在一两个人的头上，这是时代的悲剧，也是历史的劫难。
閱讀更多 YoungMoon的日記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