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吏地位卑微，可是他們的能量卻不小。漢朝時，立下赫赫戰功的大將軍周勃，得罪了皇帝，被弄進監獄，這個當年叱吒風雲的功臣，受盡了獄卒的欺凌，他感慨道：“吾嘗將百萬軍，安知獄吏之貴也！”----也就是說，周勃當年率領過百萬大軍，竟然不知道一個管犯人的小吏的威風。
漢代的胥吏比後世特別比宋代的要高得多。這個王朝開國君臣，比如劉邦、蕭何等都是基層幹部出身，劉邦是亭長，和晁蓋帝位差不多，蕭何是縣衙書吏，和宋江差不多。上回說了，科舉制後，特別是宋代以後，小吏的出路很窄了，但作為統治的基石，小吏的重要性和能量卻一點也沒有減弱，如此，矛盾就更加突出。
自古中國是鐵打的胥吏流水的官。因為迴避，因為升遷，科舉出來的官是真正的“流官”，往往在一個陌生的地方呆不了幾年，搜刮一番民脂民膏，就拍拍屁股走了。而小吏多是當地人士，有的還是世代為吏，父親當一輩小吏，老了就讓兒子接著當。對當地的社會情況太熟悉了，張村有哪幾戶富翁，李村有幾個二流子，他們清清楚楚。他們不僅熟悉社情，也熟悉官場和朝廷的各種律例。而那些端坐在朝廷上做官的大員，要麼是讀聖賢書出來的，每天吟詩作對，要麼如蔡九、梁中書這樣靠裙帶關係起來的，具體帶有技術性的事務活，他們遠不如小吏熟悉。因此捕盜、收錢、送發公文這些活被小吏把持就是自然的。所以中國有句俗話：“不怕官，只怕管。”皇帝、宰相、巡撫、知府，乃至知縣高高在上，一般老百姓見不著他們，老百姓和官府打交道，說白了就是和小吏打交道，所以說小吏的素質直接決定一個王朝的政治生態，人常說治國先治官，治官先治吏。但王朝那樣的政治結構，決定了多數胥吏一定是欺上瞞下，這樣做和他們自身利益相關，在利益面前，道德實在是太脆弱了。
做官的信息渠道不暢，而具體辦事能力又不行，碰上宋江這類見識廣、神通大的能吏，能不輕易被瞞騙麼？
你看何濤破案後，報知府尹，府尹卻不親自出馬抓賊，而是讓小小的緝捕使臣何濤去通知鄆城縣政府——依靠當地緝捕兵卒捉拿大盜。恰好碰上了鄆城縣黑社會第一保護傘、晁蓋的結義兄弟宋江——可見平時官僚主義到何等的地步，府一級官吏對自己屬下的鄆城縣重要書吏如此複雜的社會關係毫不知情，何況遠在東京的趙家皇帝？這種信息不暢使宋江有了通風報信的機會。
宋江這個小吏官場上手腕何等嫻熟，他先恭維何濤：“觀察是上司差來該管的人，小吏怎敢怠慢？”“休說太師處著落，便是觀察自齎公文來要，敢不捕送。”捎帶上大罵晁蓋：“晁蓋這廝，奸頑役戶。”用如簧的巧舌穩住了何濤，然後去東溪村報信——在抓捕晁蓋等人的行動中，不只是宋江，包括鄆城縣兩大都頭朱仝、雷橫也正想通風報信。主要辦事的胥吏如此，難怪如晁蓋這樣的大盜隨便就能逃走。這朱仝、雷橫可是長官當地治安的巡捕都頭，竟然長期和晁蓋這樣的江湖人士關係密切，說他們警匪一家，一點也不過分。
對於宋江這樣能幹的書吏，當官的容易被矇騙，但是朋友熟悉基層社會 這一套的官吏，他就很難忽悠過去了，因為他們平時行事和宋江一樣，自家人那點伎倆誰不知道。
你看宋江到了江州，日日和監獄裡的看守小吏戴宗、李逵喝酒遊樂，當地官員竟然得不到信息，這又是官僚主義嚴重的又一證據。直到題寫反詩被另一能吏黃文炳報告到蔡九那裡，知府下令抓人。這戴宗又出主意，讓宋江裝瘋——這類把戲在後世也不少，多少人犯罪後買通醫院出具有精神病的診斷，以逃避刑事處罰。可黃文炳卻不會像蔡九這樣的公子哥那樣愚蠢，他說：“休信這話。本人作的詩詞，寫的筆跡，不是有風症的人，其中有詐！好歹只顧拿來！便走不動，扛也扛將來。”評點《水滸》的金聖嘆讀到此處也大讚“黃文炳能”。宋江、戴宗那點手腕，只能騙過紈絝子弟出身的知府蔡九，騙不過同樣是能吏的黃文炳。這封假冒書信便幾乎要了宋江、戴宗的命。能吏宋江、戴宗終於栽在另一個能吏手中。
小官吏中如宋江這樣能幹者不乏其人，他們這種辦事能力、辦事功績與自己的待遇、身份不相稱，讓他們公忠體國如何可能呢？他們無非將吏這一公共職位作為自己謀取私利、傷害別人保護自己的工具而已。那時候小官吏的工資並不高，像宋江、朱仝這樣的富戶做小吏恐怕更多是為了保護本家族利益，而像李逵這樣的牢子也許還是編外人員，即現在通俗的說法：臨時工。他不向犯人敲詐行嗎？
宋代的經濟文化繁榮勝於以前任何一個時代，在商品經濟比較發達的時候，公務人員尋租的機會要多得多，可以包攬官司、敲詐農商，這時候的小吏比《詩經.北門》描寫的小吏要好一些，我們看看“清明上河圖”，再看《水滸傳》中對東京等都市的描寫，可知宋代城鎮經濟是很繁華的。對地位卑下，上升路基本堵死的小吏來說，利用和老百姓直接打交道的機會，給自己謀利，是一種必然的補償。做吏的要麼如李逵那樣純粹為一碗飯吃，要麼如宋江、戴宗、施恩那樣，將手中的公共權力私有化，從而保護自己的家族或者以此為保護傘經營特殊行業。但沒有制度化的保障，他們的社會地位仍然卑微，在科舉出身者的眼裡，無非是群奴才而已。 小吏的地位卑微底下而無制度性的保障，所以他們可以傷害別人也容易被別人傷害。那麼他們在體制內三心二意處處為自己留後路完全可以理解，你讓他們拿那點錢誠心誠意為趙官家、為上司幹活，從而得罪江湖人士，可能嗎？除非他們腦子進水。——黃文炳的下場就是所有小吏的反面教材。
日積月累的不平、委屈如果碰上時機，又有外力推了一把，那就只有造反了。正因為他們來自體制內，所以並非真正反這個體制。他們反的是自己不公平的待遇。正如宋江一樣，能力出眾，年過而立卻只有江湖上的虛名，而沒有真能光宗耀祖的官位。造反後再受招安做大官便是他們自然的選擇。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全國評《水滸傳》說投降派頭子是宋江，這也很自然，因為他們作為小吏並沒有真正造那個體制的反，而是造那些能力不如自己、卻佔據高位、在分肥中佔盡優勢的大官們的反。造反的目的是為了從吏到大官，為了分肥更方便。
這樣的造反不是真造反，那麼這樣的投降也不是真投降。無非只是因為利益分配引發的矛盾而已。利益得不到滿足，心有怨言甚至可能造反；利益得到滿足，就會回心轉意，重新進入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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