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吏地位卑微，可是他们的能量却不小。汉朝时，立下赫赫战功的大将军周勃，得罪了皇帝，被弄进监狱，这个当年叱咤风云的功臣，受尽了狱卒的欺凌，他感慨道：“吾尝将百万军，安知狱吏之贵也！”----也就是说，周勃当年率领过百万大军，竟然不知道一个管犯人的小吏的威风。
汉代的胥吏比后世特别比宋代的要高得多。这个王朝开国君臣，比如刘邦、萧何等都是基层干部出身，刘邦是亭长，和晁盖帝位差不多，萧何是县衙书吏，和宋江差不多。上回说了，科举制后，特别是宋代以后，小吏的出路很窄了，但作为统治的基石，小吏的重要性和能量却一点也没有减弱，如此，矛盾就更加突出。
自古中国是铁打的胥吏流水的官。因为回避，因为升迁，科举出来的官是真正的“流官”，往往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呆不了几年，搜刮一番民脂民膏，就拍拍屁股走了。而小吏多是当地人士，有的还是世代为吏，父亲当一辈小吏，老了就让儿子接着当。对当地的社会情况太熟悉了，张村有哪几户富翁，李村有几个二流子，他们清清楚楚。他们不仅熟悉社情，也熟悉官场和朝廷的各种律例。而那些端坐在朝廷上做官的大员，要么是读圣贤书出来的，每天吟诗作对，要么如蔡九、梁中书这样靠裙带关系起来的，具体带有技术性的事务活，他们远不如小吏熟悉。因此捕盗、收钱、送发公文这些活被小吏把持就是自然的。所以中国有句俗话：“不怕官，只怕管。”皇帝、宰相、巡抚、知府，乃至知县高高在上，一般老百姓见不着他们，老百姓和官府打交道，说白了就是和小吏打交道，所以说小吏的素质直接决定一个王朝的政治生态，人常说治国先治官，治官先治吏。但王朝那样的政治结构，决定了多数胥吏一定是欺上瞒下，这样做和他们自身利益相关，在利益面前，道德实在是太脆弱了。
做官的信息渠道不畅，而具体办事能力又不行，碰上宋江这类见识广、神通大的能吏，能不轻易被瞒骗么？
你看何涛破案后，报知府尹，府尹却不亲自出马抓贼，而是让小小的缉捕使臣何涛去通知郓城县政府——依靠当地缉捕兵卒捉拿大盗。恰好碰上了郓城县黑社会第一保护伞、晁盖的结义兄弟宋江——可见平时官僚主义到何等的地步，府一级官吏对自己属下的郓城县重要书吏如此复杂的社会关系毫不知情，何况远在东京的赵家皇帝？这种信息不畅使宋江有了通风报信的机会。
宋江这个小吏官场上手腕何等娴熟，他先恭维何涛：“观察是上司差来该管的人，小吏怎敢怠慢？”“休说太师处着落，便是观察自赍公文来要，敢不捕送。”捎带上大骂晁盖：“晁盖这厮，奸顽役户。”用如簧的巧舌稳住了何涛，然后去东溪村报信——在抓捕晁盖等人的行动中，不只是宋江，包括郓城县两大都头朱仝、雷横也正想通风报信。主要办事的胥吏如此，难怪如晁盖这样的大盗随便就能逃走。这朱仝、雷横可是长官当地治安的巡捕都头，竟然长期和晁盖这样的江湖人士关系密切，说他们警匪一家，一点也不过分。
对于宋江这样能干的书吏，当官的容易被蒙骗，但是朋友熟悉基层社会 这一套的官吏，他就很难忽悠过去了，因为他们平时行事和宋江一样，自家人那点伎俩谁不知道。
你看宋江到了江州，日日和监狱里的看守小吏戴宗、李逵喝酒游乐，当地官员竟然得不到信息，这又是官僚主义严重的又一证据。直到题写反诗被另一能吏黄文炳报告到蔡九那里，知府下令抓人。这戴宗又出主意，让宋江装疯——这类把戏在后世也不少，多少人犯罪后买通医院出具有精神病的诊断，以逃避刑事处罚。可黄文炳却不会像蔡九这样的公子哥那样愚蠢，他说：“休信这话。本人作的诗词，写的笔迹，不是有风症的人，其中有诈！好歹只顾拿来！便走不动，扛也扛将来。”评点《水浒》的金圣叹读到此处也大赞“黄文炳能”。宋江、戴宗那点手腕，只能骗过纨绔子弟出身的知府蔡九，骗不过同样是能吏的黄文炳。这封假冒书信便几乎要了宋江、戴宗的命。能吏宋江、戴宗终于栽在另一个能吏手中。
小官吏中如宋江这样能干者不乏其人，他们这种办事能力、办事功绩与自己的待遇、身份不相称，让他们公忠体国如何可能呢？他们无非将吏这一公共职位作为自己谋取私利、伤害别人保护自己的工具而已。那时候小官吏的工资并不高，像宋江、朱仝这样的富户做小吏恐怕更多是为了保护本家族利益，而像李逵这样的牢子也许还是编外人员，即现在通俗的说法：临时工。他不向犯人敲诈行吗？
宋代的经济文化繁荣胜于以前任何一个时代，在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时候，公务人员寻租的机会要多得多，可以包揽官司、敲诈农商，这时候的小吏比《诗经.北门》描写的小吏要好一些，我们看看“清明上河图”，再看《水浒传》中对东京等都市的描写，可知宋代城镇经济是很繁华的。对地位卑下，上升路基本堵死的小吏来说，利用和老百姓直接打交道的机会，给自己谋利，是一种必然的补偿。做吏的要么如李逵那样纯粹为一碗饭吃，要么如宋江、戴宗、施恩那样，将手中的公共权力私有化，从而保护自己的家族或者以此为保护伞经营特殊行业。但没有制度化的保障，他们的社会地位仍然卑微，在科举出身者的眼里，无非是群奴才而已。 小吏的地位卑微底下而无制度性的保障，所以他们可以伤害别人也容易被别人伤害。那么他们在体制内三心二意处处为自己留后路完全可以理解，你让他们拿那点钱诚心诚意为赵官家、为上司干活，从而得罪江湖人士，可能吗？除非他们脑子进水。——黄文炳的下场就是所有小吏的反面教材。
日积月累的不平、委屈如果碰上时机，又有外力推了一把，那就只有造反了。正因为他们来自体制内，所以并非真正反这个体制。他们反的是自己不公平的待遇。正如宋江一样，能力出众，年过而立却只有江湖上的虚名，而没有真能光宗耀祖的官位。造反后再受招安做大官便是他们自然的选择。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全国评《水浒传》说投降派头子是宋江，这也很自然，因为他们作为小吏并没有真正造那个体制的反，而是造那些能力不如自己、却占据高位、在分肥中占尽优势的大官们的反。造反的目的是为了从吏到大官，为了分肥更方便。
这样的造反不是真造反，那么这样的投降也不是真投降。无非只是因为利益分配引发的矛盾而已。利益得不到满足，心有怨言甚至可能造反；利益得到满足，就会回心转意，重新进入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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