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这句曾经很著名的公益标语，如果细读几遍很容易读出歧义而发笑，人类其实就是一种动物。
然而，在当今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肆虐下，这句话尤显深刻。在人类面前，野生动物是任人宰割的弱者，但是人们会不得不认识到，保护野生动物并不是强者对弱者居高临下的施舍，而是人类逐渐醒悟过来的救赎。
我们首先回顾一下艾滋病的由来。
学术界早已查明，人类艾滋病毒的前身首先存在于非洲丛林中的大猩猩，当地的土著原居民不断砍伐树木，破坏猩猩的领地，这些失去栖身之地、居无定所的猩猩不断跑出来滋扰原住民。一些愚昧的土著甚至认为，这些猩猩的血液可以壮阳，将其打入自己体内。
这样的频繁接触，使得艾滋病毒的前身有机会侵入人类，本来这些病毒在千百年的进化中已经可以跟当地的猩猩和谐相处，并不会让猩猩发病。然而，当这些病毒第一次进入人体的时候，人体的免疫系统对其一无所知、束手无策，这些病毒却能使整个免疫系统瘫痪。
由非洲这个突破口而起，致命而可怕的艾滋病毒从此传遍全世界。不幸中的万幸是，艾滋病是由血液途径传播，这样的传播方式跟呼吸道飞沫传播不可同日而语，否则艾滋病将会给人类带来更大的灾难。
病毒体积极其微小，仅有一个蛋白质壳体包裹核酸组成，结构很简单，光学显微镜都不能使其现形，电子显微镜才能见其真身。
然而，病毒在有史记载的历史上曾经多次重创人类，甚至改变历史进程。
当年欧洲殖民者首次登上美洲大陆的时候，屠杀、征服美洲土著最厉害的武器不是枪炮，而是这些殖民者身上带来的、首次登陆美洲的病菌和病毒。
1918年西班牙流感世界大流行期间，流感病毒夺去了约4000万人的生命，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数字超过了世界大战的战死人数。这次流感大流行直接中断了世界大战，因为流感大流行，已经让参战各方都无力继续打下去。
在近20多年以来，除了当下的新型冠状病毒，最让人记忆深刻的就是2003年的SARS病毒。现在学术界已经形成共识，sars病毒也是一种冠状病毒，它的原生宿主是中华菊头蝠，病毒由蝙蝠传给中间宿主果子狸，人类捕杀食用野生动物，在跟果子狸的频繁接触中最终感染了SARS病毒。
2020年1月份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科学家在溯源的时候也很明确的指出这次疫情是由武汉华南海鲜市场贩卖的野生动物引发的。
艾滋病、sars、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这三种100多年以来对人类造成严重危害的病毒感染性疾病，都是由野生动物传染给人的，即非洲大猩猩、果子狸、蝙蝠……。
人类自以为是地球的主宰者，已经足够强大到对其他生物为所欲为。然后，一种陌生的病毒进入人体就可以让人类束手无策，人类并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强大。
在自然生态科学上，有一个叫“共生”的重要概念。共生（mutualism）是指两种不同生物之间所形成的紧密互利关系。动物、植物、菌类以及三者中任意两者之间都存在“共生”。
原始丛林、大猩猩、果子狸、蝙蝠……人类，这些看似不太相关的生物种类，其实构成了一个共生系统，某个角度上说构成了一个“命运共同体”，如果肆意破坏大自然，破坏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就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给人类带来灾难。
美国微生物学家玛葛莉丝（L.Margulis）深信共生是生物演化的机制，她认为：
大自然的本性就厌恶任何生物独占世界的现象，所以地球上绝对不会有单独存在的生物。人类也是共生生物吗？
当然是。人类最能表现出共生性质，如人类群体之间的社会共生、人与禽畜共生（养殖业）、人与植物共生（耕种）、人与微生物（细菌、病毒）共生。
人类作为自然界中的一员，并没有凌驾于其他生物物种的地位，相反，只有敬畏自然、保护其他野生物种，才符合人类的最大利益。只有认识到这点，我们才能够更深刻的理解并践行这句话——
“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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