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史学家说“真正的战争永远发生在战争开始之前，失败往往先从内部开始”，面对日本咄咄逼人地向朝鲜增兵，清政府在7月决定派“济远”、“广乙”、“操江”三舰护送英国“高升号”运兵船增援朝鲜。但在此事上，北洋水师内部引发了争议。“致远”舰管带邓世昌说：“标下以为，目前战事迫在眉睫，运送援兵事关重大，只派三艘船护送，万一日本派船截击，后果不堪设想。标下认为我北洋水师主力舰只应立即起锚全力以赴。”
牛昶炳(注意，北洋水师最后栽在他手里)说：“倘若我水师全力以赴，必会让日本人找到借口，说我舰队向他们挑战。一旦引起争端，到时覆水难收。这样皇太后会答应吗？”
这时一位英国顾问过来帮腔：“运贵国土兵的‘高升’号是我们大英帝国的商船，上面挂着英国国旗，日本政府哪敢轻举妄动？”牛昶炳对丁汝昌说：“丁军门，顾问言之有理，如果日本人敢于不顾国际公法攻击英国船，那么我直彼曲，日本理亏，自有国际公法处置日本。”
邓世昌驳斥道：“一切迹象表明，日寇磨刀霍霍，如果我们还等在威海只能贻误国事，现在是弱肉强食，国际公法根本不足恃。”“定远”舰管带刘步赡说：“卑职支持邓大人的意见，当今和则亡，战则存。再者养兵千日、用兵—时，我北洋水师练兵多年，日本人础础逼人，欺人太甚，我意全舰队出击，除此之外，别无他策！”
此时，丁汝昌站了出来，他两步走到管带们中间高喊道：“马上回船，等候起锚命令！我丁汝昌是北洋舰队提督，就是撤职丢宫，我也会派主力舰队出航。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此事被捅到慈禧那儿，慈禧说：“哼！丁汝昌、邓世昌都是被皇上惯的，他们唱的一个词，整天说打仗，老娘六十大寿，就是不让打仗，连丧气话都不让说。谁叫老娘一天不痛快，我叫他一辈子不痛快！随后她发布懿旨：“悉闻北洋舰队有意孤行，我大清朝并末对日宣战，现在各国正为中日关系进行调停，此次运兵，日舰必不敢挑衅，舰队不必都前去护送，若招致麻烦，按王法处置！”仗还没打，爱国将士的热血就被浇凉了，中国从士气上又输了一招。
更可气的是据美国《亚特兰大宪政报》记载，大批华侨说：“中日交战对我们没任何影响，我们一样忙于挣钱，不会去参战，中国皇帝要我们帮忙，我们才不去呢。”而人家日本人却在美国抵制中国货，晚清国人与大和民族的巨大差距明显。
日本为战争制订了周密计划，设定了三套方案：若日本海军在海战中获胜，并掌握了预定海区制海权，则立即派陆军主力兵团进入渤海湾择地登陆，在直隶平原与中国陆军兵团作战。苦海战平分秋色，日本海军不能掌握预定海区制海权，则以陆军主力兵团完成对朝鲜半岛占领。若日本海军在海上战场失败，制海权落入中国海军之手，日本军队则全部收缩回本土，设置防线，准备全力抵抗中国海陆军大兵团对日本的进攻。日本把清国想得太强了，事实证明，后两套方案根本不可能用上。
7月11日，统率在朝部队的叶志超提出：“速派水陆大军来，我部由牙山前进，扼要驻扎为上策；撤回我在朝军队，也让日本撤军，若日本不撤军，再图大举进兵为中策；原地不动，使朝鲜人受困于日本为下策。”李鸿章支持中策，但光绪主张开战，然而却没有大举发兵。
战争一触即发了，“经远”舰二副陈京莹说：“陆战中国可操八成胜算，且陆路能通，可陆续接济，但海战只有三成胜算，日本战舰数量多，中国只有北洋水师几艘船可供海战，而南洋水师和广东水师的船就像玻璃一样。”
7月24日，清军“爱仁”、“飞鲸”两舰运兵1300人抵达牙山，当日中午得到日军可能来袭的情报。25日7时半，清军发现日本海军第一游击队司令坪井航三少将率“吉野”、“浪速”、“秋津洲”三艘快速巡洋舰驶来。丰岛海面南宽北窄，对日舰不利，为占据有利阵位，日舰故意右转，护送“高升”号的“济远”、“广乙”见日舰东去，以为无事，便继续航行。日舰此时突转舵西进，直扑清军。7时52分，双方相距2海里(1海里＝1．852公里)。日舰“吉野”向“济远”开火，随即“浪速”、“秋津洲”也向清军开火。
“济远”是一艘排水量2300吨的巡洋舰，有火炮18门，航速15节；“广乙”排水量是1030吨，有11门火炮，航速17节。“吉野”的排水量达到了4267吨，火炮有34门，航速23节。早在1892年，李鸿章就要从英国买此船，此船若与“定远”、“镇远”结合，相当于使北洋水师多一个“轻骑兵”，但买船的钱被慈禧挪用了。日本海军大臣桦山资纪发现了此船的价值，心想清国不买我们买，于是以273万日元(30万英镑)买下，命名为“吉野”。虽然一艘船不足以改变战争胜负，但是清国与一直以清国为假想敌的资本主义化的日本从此事上相比已差之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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