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其友，王春雷
廈門大學 經濟系，福建 廈門
摘 要：中美貿易失衡及其所引發的人民幣升值問題是近幾年來倍受關注的熱點問題。客觀看，貿易總量的失衡並不意味著貿易利益分配的失衡。通過對1978－2007年間中美的貿易利益分配所進行的理論分析及估計發現，從產出和消費來看，中美貿易使雙方均獲得正的總利益。但是，中國居民從中美貿易中是獲得了產出利益而損失了消費利益，美國居民則剛好相反，並且即便是在美方貿易逆差不斷擴大的時期，美國居民的個人總獲益也仍然高於其順差時期。同時，人民幣對美元升值將近乎同等幅度的降低雙方的貿易利益。因此，對於美國來說，無視中國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一味逼迫人民幣升值對中美國雙方都無益的，甚至是一種損人不利己的行為。
JEL：F19，F41
一、引言
近些年來，中美貿易失衡問題引起人們的廣泛關注。從目前的相關研究來看，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對中美貿易總量失衡原因的探討；二是對中美貿易利益分配格局的分析，即中方是否從鉅額貿易順差中獲得了更大的利益，美方是否獲益較小甚或受損。對於這兩個問題的研究，相比而言後者具有更重要的現實意義。因為，第一類研究側重於雙邊貿易數量的失衡，而第二類研究則側重於雙邊貿易的實際利益，這一研究能使人們理性認識中美貿易失衡問題，從而避免陷入只注重數量失衡而忽視利益失衡的認識誤區。
就目前對中美貿易利益分配的有關研究來看，更多的是從對方得益、己方受損的角度出發來研究，而從得、失兩個層面對雙邊貿易的總體利益進行估計和比較的研究相對較少。從美方立場來說，他們可能會秉承重商主義“順差即得益”的思想，認為中國從雙邊貿易中獲得巨大利益。並且認為中國的出口產品對美國國內相關產業的就業產生了較大的負面影響。如Baily 和Lawerence（2004）等的研究就十分典型，他們認為在2000-2003年間，美國製造業15%的就業機會減少要歸因於自中國進口額的增加。Scott(2005，2008)指出，1989-2003年，美國由於中國勞動者低工資的競爭失去了150萬個工作機會，而2001-2007年的中美貿易逆差則造成約230萬美國人失業。
Samuelson(2004)運用傳統的李嘉圖自由貿易模型分析認為,在需求缺乏彈性的前提下,中國的技術創新將威脅美國的長期利益。從中方立場來說，國內學者如李翀（2005）的研究結果表明，從中美經常項目差額比較來看，中國並沒有從貿易順差中獲得相應的貿易利益。曾錚等（2008）通過對1997-2006年8個主要製造業部門貿易附加值的分析認為，中國製造業對美貿易附加值總額雖較過去有所增長，但是其相對值並未發生實質變化。王蒼峰等(2009)、黃滿盈等（2008）認為，近些年來中美價格貿易條件不斷惡化，因此中方得自貿易的相對利益不是增加了，而是減小了。林玲等（2008）則認為，中國從對美貿易中獲得是短期利益，並以長期的可持續發展損失為代價。劉光溪等（2006）認為，中美之間經濟結構的差異決定了中美貿易失衡的最大得益者是美國的企業和消費者。摩根斯坦利2004年的研究報告也顯示，1994-2004年中國質優價廉的商品使美國消費者節省了6000多億元（劉威，2009）。
實際上，建立在比較優勢原則基礎上的國際貿易分工的實質就是“兩優相權擇其重，兩劣相較取其輕”的有得有失的過程。目前的一些研究有過分關注己方損失的傾向。同時，有兩個主要的問題在這些研究中尚未給出較令人信服的解釋，即一是如果不與中國這樣的經濟發展水平差距較大的國家貿易，美國與日、歐等發展水平相近的國家貿易是否會獲益更多；二是與貿易順差相比，在貿易逆差的情況下，美方是否獲益更少或損失更大。本文將在擴展Redux模型的基礎上，對1978－2007年間中美的貿易利益分配所進行的理論分析及估計，對中美居民從中美貿易中獲得的利益進行解釋，希冀對上述問題作出客觀的解釋。
二、模型及數理分析
模型將在Obstfeld和Rogoff（1995）的Redux模型基礎上進行擴展。該模型以國內外所有產品都是可貿易的、並且國內外居民消費偏好相同為假設，這樣，居民個人消費集是對稱的。本文模型擴展在於，模型建立在居民消費結構非對稱的假設上，這樣更符合兩個不同經濟發展水平國家的居民消費結構特徵。
（一）基本假設
假設1：世界由兩個國家組成，假設本國為發展中國家，外國為發達國家。世界總人口為單
略。未來中國不妨適當擴大與發展水平低於自己的國家貿易，這樣即使產出增長速度有所下降，但是有利於居民個人消費的增長。
第三，從本文的分析來看，即使人民幣匯率升值可能夠改變美方逆差，但將同時損害雙方的實際貿易利益。即使從經濟安全考慮美方需要控制或減少貿易逆差，但也不能脅迫人民幣升值，因為，這樣的做法，只能減少其總體貿易的利益增加，是一種損人不利己的行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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