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就第297位講者 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

• 英國曆史學家

在我寫完《基辛格傳》第一卷，準備寫第二卷的時候,我開始思考出色的人際網絡是否是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成功的秘訣，基於這個想法，我開始研究人際網絡，並最終寫成了《廣場與塔》。

在這本書中，我嘗試用網絡學的觀點來研究歷史，首先讓我們來看看基辛格的人際關係網絡。

每個人都只是個節點

這是我和我的研究夥伴曼尼·林孔·科魯茲（Manny Rincon-Cruz）基於許多在尼克松和福特政府工作過的著名和非著名人士的回憶錄和傳記繪製出的人際關係網絡圖。嚴格來說，這是一個自我網絡，基辛格就位於它的中心，周圍是他在1967年至1977年擔任政府職務期間的重要人際關係脈絡，與網絡中心的接近程度和節點的大小則代表關係的緊密度。

毋庸置疑，基辛格服務的第一任美國總統理查德·尼克松與他的關係是最緊密的，再觀察一下網絡中的其他人名，你會發現，還有其他關係密切的人際關係，譬如周恩來，還有蘇聯領導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你可以看到這個網絡實際上是一張世界主要領導人的關係網。

我在《基辛格傳》第二卷中想要指出的一點是，這種關係網的建設是基辛格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這使他從一位籍籍無名的教授，一位默默無聞的寫作者和演講者變成了全球聞名的政治家，特別是在1973年至1974年期間成為世界上最有權勢的政治家。

我發現，在兩屆政府的執政期間，基辛格的影響力僅次於尼克松總統。事實上，從這個圖我們可以發現，基辛格的影響力甚至比「水門事件」後接替尼克松擔任美國總統的福特還要大一點點。

從很多方面來講，我認為基辛格是現代人際關係網絡中的先鋒人物，他那個時代，構建關係網的方式是會議、打電話和交換名片。

如今的年輕一代可能對名片比較陌生，但它在20世紀70年代其實都還沒有得到普及。我的父親在蘇格蘭當醫生就沒有名片，大多數人都只和當地的朋友親戚往來。如果他們想要聯繫對方，只要打開電話簿找對方的電話號碼就行了。

在今日，也就是2018年，隨著科技的進步，我們可以與全世界的人們建立關係，我們都可以像20世紀70年代的基辛格一樣，擁有相當不錯的人際關係網絡。互聯網、個人電腦和智能手機促使了關係網的飛速發展。

有關數據顯示， 30歲以下的美國人，約80%使用社交媒體，中國也有近70%的成年人使用互聯網或者擁有智能手機。當今社交網絡的涉及範圍和信息傳播速度也是以往所不可比擬的，不同國家之間的人們因此也有了更加緊密的聯繫，Facebook在全世界擁有超過二十億用戶，我也是其中一員。不過我只是用它來關注我的孩子們，看看他們在做什麼，我想我們這些年紀大的人都是如此吧。

這張圖顯示了全世界Facebook用戶的分佈圖——是全世界。

Facebook的用戶比全中國的人口還要多。你現在是不是在想，這個將全世界聯繫起來的想法特別棒！對此，過去的我也深以為然。但是你知道像基辛格在20世紀70年代所做的那樣，將全世界人們聯繫起來，會有什麼不好的後果嗎？

正如已故的約翰·佩裡·巴洛（John Perry Barlow，全球著名黑客）在上世紀90年代發表的《網絡空間獨立宣言》中所指出的：“

我們正在創造這樣一個世界，任何人無論來自何處，都可以堅持自己的觀點與信念而不用害怕被孤立或同化。”

這個觀點一直從上世紀90年代流傳到2016年，人們以為當所有人都聯繫起來之後，一切都會變得很棒。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在哈佛文理學院畢業典禮演講時說：“所有人都希望建立聯繫，隨著人類的發展，越來越多的人們開始渴望接觸到其他種族、地區和民族的信息……

”說實話，能夠將所有事物聯繫到一起的確很棒，但也會出現一些意料之外的結果。

2016年發生了兩件大事。首先，我的祖國英國，倫敦的政治評論員們怎麼也想不到，多數英國民眾會投票支持「脫歐」；同年11月，美國人把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J.Trump）選為總統，他曾經只是一名房地產開發商和電視明星。

而大家會發現，這兩個大事件之所以會發生是因為社交媒體，是因為Facebook、Twitter和劍橋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是因為多明尼克·卡明斯（Dominic Cummings，英國脫歐陣營“投票脫歐”組織的運營者）這樣的人深諳 Facebook 廣告的巨大威力。它是繼電視發明之後出現的最有力的政治傳播工具，這是意料之外的結果。

Facebook、Twitter等社交平臺的設計者怎麼也想不到，像鮑里斯·約翰遜（Boris Johnson，英國外交大臣、政治怪咖）和特朗普這一類政治人物會使用這些平臺。

「我曾以為如果大家都可以獲得言論自由，隨意交流信息和思想，那麼這個世界會變得更好，但是我錯了。」

這是2017年我最喜歡的一句話，出自伊萬·威廉姆斯（Evan Williams），他是Twitter的創立者之一。

為什麼說我們對於網絡化世界的態度過於樂觀了。我想跟你們普及一些網絡科學方面的觀點，其中一個基本概念就是：每個人都是一個節點。

你們一定都認為自己是複雜的個體，是擁有深刻思想的人類，但對我來說你們都是節點。而你們所十分重視的人際關係，在我看來只是節點之間的線。沒錯，就是節點和線。

假如我們可以畫出整個演講場地裡的人際關係網，我們肯定會發現，每個人的連接緊密程度是不一樣的。有一個人與周圍人的聯繫會比其他人都要多，而這個人就相當於這個網絡的中心，他擁有比其他人更多的人際關係。也許有這麼一個人，他在這裡誰都不認識，他只是聽說這裡有一場演講，於是便進來了，那麼他在這個網絡中是一個孤立的節點，沒有與其它節點相連的線。

這就是一個典型的社交網絡了，我們所有人都牽涉其中。有意思的是，不管你怎麼畫這張網絡圖，你都不會在圖中找到兩個人際關係完全相同的節點，這種現象是不可能出現的。

因此，在這裡我想分享三個關於社交網絡的全新觀點。

暗自作祟的社交法則

第一個觀點可以通過這張圖來描述，有一句英語諺語「Birds of a feather flock together」（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原意是外觀相似的鳥會一起飛翔，中文裡肯定也有類似的說法。用專業術語來表述的話，就是我們每個群體都具有同質性，我們一般會和類似的人待在一起，這其實也是我們固有的進化模式。

社會學家們在20世紀70年代發現了這個規律，當時他們對美國的高中進行了調查，想要弄明白為什麼一個學校的黑人和白人學生，會自行隔離成黑人團體與白人團體。社會學家們在畫社交網絡圖時，感到很困惑，「即使我們儘量避免美國社會的社交網絡影響到學生，但這些孩子還是會自發地將其引入校園」。這說明所有社交網絡都是同質性的。

過去15年形成的大型在線社交網絡亦是如此。我們仔細看一下這張圖，它描述了Twitter 的關係網絡，反映了典型的「物以類聚」現象。藍點代表自由派Twitter用戶，紅點代表保守派用戶。

我們發現，保守派網民喜歡轉發同陣營網民發佈的內容，自由派網民亦是如此，不同陣營的用戶互相轉發比較少見。

另外，有關美國政治話題的Twitter用戶行為，在涉及槍支管控、同性婚姻和氣候變化的話題上，所用語言對轉發數量會有很大影響，語言情緒越強烈，推文就越容易被轉發。

換句話說，對於大大小小的社交網絡而言，似乎都呈現出了兩級分化的趨勢。Twitter上的自由派和保守派網民，他們的轉發行為依然受著政治偏好的影響，形成了兩個幾乎完全分離的 Twitter 社群。所以，網絡科學提出的第一個觀點就是，我們傾向於自行隔離，自動分類聚集，基於意識形態或其它方面的原因。

我想分享的網絡科學的第二個觀點是虛假信息的傳播速度要比真實信息更迅猛。

這是個很重要的觀點，如果在大型在線社交網絡上，虛假信息比真實信息更加大行其道，這將導致比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預測偏差更嚴重的問題。

2016年美國大選後進行的研究表明，在線社交網絡上的虛假信息往往比真實信息傳播得更廣、更快。

這裡我們可以舉一個真實的例子，俄羅斯網友發佈的虛假信息，通過 Twitter在美國公共領域蔓延開來，他們其實並沒有花太多的錢，只是偽裝成美國人在各大社交媒體上發佈大量虛假和極端信息。真正令人震驚的是這類信息的傳播速度，你知道有多少選民在美國2016大選期間，看見了這些俄羅斯人發佈的消息嗎？

這很有意思。華盛頓大學危機信息學助理教授凱特·斯塔伯德（Kate Starbird）意外地發現，自由派選民更喜歡轉發俄羅斯網友的消息，這說明在大型社交平臺上一切皆有可能。這裡就引出了網絡科學的第二個觀點，我們在建立大型社交網絡的同時，我們也給謊言提供了傳播途徑，而且它們比真實信息傳播得更廣、更快。如今的情形已經和Facebook、Twitter等初創時很多人的設想大相徑庭了。

第三，網絡具有不平等性。網絡世界並不平等，這也是一個出乎意料的結果，你曾經以為，我們每個個體都將成為網絡公民，我們在網絡上是平等的，但事實並非如此。

原因有兩方面，第一個原因顯而易見。自從亞馬遜、谷歌、Facebook等網絡平臺出現後，從某種角度來說，世界只存在兩類人——網絡平臺的用戶以及它們的擁有者。這些公司的老闆賺得盆滿缽滿。看看世界上最富有的那群人，你會發現八個人裡面能有五個是通過大型網絡公司致富的。

但是還有一個比較隱晦的原因，它涉及到網絡結構。當我們加入網絡之中，當我們決定註冊成為網絡平臺用戶時，我們會更喜歡關注那些更受矚目的人，這在網絡科學中被稱為「偏好依附」。這個觀點來自於拉斯洛·巴拉巴西（Laszlow Barabasi），他是當今世界最優秀的研究網絡的科學家之一。

根據偏好依附理論，當我們決定註冊成為網絡平臺用戶時，更傾向於關注擁有大量粉絲的用戶。

在西方，如果你成為了Twitter用戶，由於偏好依附的關係，你會更想關注特朗普而不是我。這種普遍行為使得連接分佈出現反常狀態，違背了鐘形曲線規律，失衡的網絡結構影響深遠。事實上，大型在線社交網絡傾向於遵從冪次法則，簡單來講，網絡中一小部分節點可能會擁有很多關係線條，而大多數節點可能根本沒有，所以說網絡結構具有不均等性。

儘管上世紀90年代的人們描繪出了各種美好願景，但互聯網並沒有實現世界的扁平化，反而加固了等級秩序。起初人們還對互聯網抱有單純的期盼，以為我們都將成為網絡公民，現在看起來這種想法著實好笑。

壟斷資本主義在硅谷抬頭

因為事實根本並非如此。事實是出現了一些超大型的近乎壟斷的公司，這些公司都有著等級制度。我們得弄清分佈式網絡和層級網絡的區別，分佈式網絡是互聯網最初的特點，就是說每個新加入的節點都具有分散性，比如蒂姆·伯納斯·李（Tim Berners-Lee）所發明的萬維網，而在層級網絡中，一些人，譬如馬克·扎克伯格會掌控大型的壟斷性網絡平臺。

這是一種經濟革命，在硅谷誕生了世界上最大的一批公司，這些公司的市值在不斷膨脹，它們都非常年輕。

根據英國《金融時報》的統計結果，全球市場價值最高的公司都是科技公司，它們主要來自美國和中國，有蘋果、Alphabet（谷歌母公司）、微軟、亞馬遜、Facebook，以及值得我們注意的阿里巴巴和緊隨其後的騰訊。

在現如今的全球經濟中，科技巨頭佔據絕對主導地位。20世紀80年代，我學東德經濟史學的時候，瞭解到「壟斷資本主義」這個詞，而如今，我們在硅谷創造出了壟斷資本主義。

幾年前，我的朋友彼得·泰爾（Peter Thiel），出版了一本名為《從零到一》的書。他在書中提到「壟斷不是一件壞事，開公司的最終目的就是形成壟斷」。

當時這個觀點讓我覺得很驚奇，因為近一個世紀以來，在西方世界裡「壟斷」可不是一個褒義詞，人們制定了反托拉斯法來防止壟斷，但是彼得·泰爾，作為PayPal的創始人之一，風投行業的一位大腕，還是Facebook的早期投資人之一，他卻對壟斷持支持態度。他對斯坦福大學的學生說：“只有笨蛋才會進入一個激烈競爭的市場。你要儘量做到壟斷”。

斯科特·加洛威（Scott Galloway，媒體分析師，紐約大學營銷學教授）曾對美國的大型科技公司，做了一番生動的比喻。他說，谷歌是大腦，Facebook是心臟（因為它傳達情緒），亞馬遜是內臟（因為我們用它來消費），我暫且不告訴你他是怎麼形容蘋果的，但我可以說說蘋果手機。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它是一種身份的象徵和交流的方式，是一種很好的吸引異性的工具。

這些都是在美國出現的新壟斷公司，但這還不是最特別的事情，最特別之處在於，在線社交網絡對民主選舉產生的影響。它們把資本主義帶回到壟斷年代，帶回到鍍金時代，帶回到洛克菲勒、卡內基和摩根家族時期，相同點在於它們都把民主帶向了平民主義。但硅谷的人們從沒預料到，他們創建的網絡平臺竟然選出了特朗普這樣一位極端平民主義總統。

政治宣傳的新陣地

很多人都沒想到特朗普會贏得2016年的大選。從事政治研究工作的人，譬如大學裡的學者，《紐約時報》的撰稿人，或者 CNN 的特邀嘉賓，都沒有預測到這個結果。他們都覺得希拉里·克林頓（Hillary Clinton）會當選。你們還記得嗎？他們盯著民意調查的結果說，看啊，每一次民調她都遙遙領先，特朗普還從未領先過。美國的政治具有可預見性，在民調中領先的人最終將成功當選。結果呢，事實上就算數據顯示你會贏，但你還得留意新陣地。

我還記得2016的夏天我看到一組數據，就是這些，社交媒體上候選人支持者的數據。我發現在Facebook和Twitter上，特朗普的支持率，超過了希拉里，其實這就預示了戲劇性一幕發生的可能性。儘管專家們另有說辭，有些專家曾說希拉里有99%的可能當選美國總統，這些專家來自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我想他們不會因此而丟掉飯碗），這個結果完全出乎他們的意料。

「這些社交平臺是西海岸和東海岸的自由派精英們創立的，但我們知道該如何利用它們，來推廣保守價值觀，我覺得他們根本猜不到會出現這樣的結果」。這是布拉德·帕斯卡爾（Brad Pascal）的原話，他是在數字媒體平臺上為特朗普拉票的負責人。我覺得他的這個觀點十分深刻正確，硅谷怎麼也不會想到，它幫助特朗普成為了總統。

意外崛起的中國新興科技力量

在世界的另一端也發生了前所未有的事情，十年前人們不會想到，硅谷科技公司的主要競爭對手會是來自中國的百度、阿里巴巴和騰訊。

為什麼歐洲沒有出現科技巨頭呢？

這確實很出人意料。歐盟擁有巨大的市場，歐洲人具有很強的運算能力，也受過計算機科學教育，但因為種種原因，歐洲沒能出現大型科技公司，但中國做到了。我問過很多中國科技巨頭，你們是怎麼做到的，這是早有計劃的嗎？你們是聚在北京想出方案來的嗎？但我得到的答覆是：並非如此，這一切並不是計劃好的。

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曾在上世紀90年代互聯網泡沫時期說：“中國人想在互聯網領域充當主要角色，這就如同在牆上釘果凍一樣不現實。”

我們當然無法在牆上釘果凍，但中國卻取得了互聯網領域的成功。像阿里巴巴這樣的中國公司以驚人的速度成長，最終成為了硅谷科技巨頭的最大競爭對手。這真是太讓人意外了！

從很多方面來講，這反映出了當代中國經濟的特別之處。你們，也只有你們，找到了與硅谷科技巨頭進行競爭的方法。我對中國發生的事情非常感興趣，因為別的地方都沒有出現過這種現象。歐洲有什麼？Spotify（音樂服務網站）？僅此而已。

隨著互聯網應運而生的另一個不尋常現象，就是中國平行空間的出現。這個平行空間與硅谷相似但又不同。硅谷和中國對手之間最大的差距之一，在於中國比加利福尼亞先解決了支付問題。

要是你在美國待過，你會發現美國現在的支付方式和上世紀毫無差別，人們仍然用現金和信用卡消費。所以當美國人看到上海人用手機支付時，他們會說，“哇，太酷了！”你也許會問，“這很簡單啊，你們怎麼不用呢？”

為什麼PayPal不能成為美國的支付寶或微信支付呢？為什麼幾乎沒有美國人用手機支付呢？為什麼他們還在用信用卡和現金支付呢？還每天傻乎乎地隨身帶一堆硬幣呢？這引起了現代經濟史學家的關注。

為什麼中國建立了方便快捷的支付平臺，而美國卻沒有？

中西方互聯網在線上支付方面，存在著巨大差距。麥肯錫全球研究院剛進行過一項研究，比較了阿里巴巴和一個美國主流支付系統每秒鐘的支付處理能力，結果顯示兩者的差距特別大。

我們可以看看左邊的圖，阿里巴巴每秒可以完成12萬筆交易，而美國支付系統只能完成3萬8千筆。按每分鐘的數據處理量來算，雅虎在2013年擁有世界上最快的計算處理速度，但如今排在首位的是騰訊，它一分鐘可以處理61TB數據。

計算力在當前人工智能領域的競賽中發揮著重要作用，誰將贏得這場競賽的勝利呢？誰會成為人工智能競賽中的勝利者？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美國人都覺得自己在這方面無可匹敵，但當中國已經在交易處理方面領先一步時，情況是否還是如此呢？交易產生數據，數據越多，人工智能越能發揮作用。

不久前我問過埃裡克·施密特（Eric Schmidt，谷歌前CEO，現任谷歌母公司Alphabet公司董事長）對人工智能競賽的看法，他說中國落後並不多，只是幾個月的時間。這場競賽就像多年前的太空競賽一樣精彩，當時美國和俄羅斯爭相成為首個登月的國家，如今的人工智能競賽同樣精彩。出乎意料的是，中國的在線社交網絡的規模以及網絡平臺在線處理交易的能力，讓中國在這個領域取得了一定優勢。

廟堂之高與江湖之遠的戰爭

我給新書取名《廣場與塔》是有原因的。每個城鎮都有廣場，如果你下次到歐洲旅遊，你會發現廣場是人們見面，溝通，買賣東西，玩耍和聊天的地方。無論是在意大利還是西班牙，廣場一直都是社交網絡形成的地方。不一定只有互聯網才能產生社交網絡，人類誕生的時候社交網絡就開始出現了。這是人類的本性，我們就是社交動物。

塔樓則是權力中心，我們僅僅靠社交網絡是無法有效組織起來的，得有領導者，必須建立等級制度，這樣才能保衛我們的城鎮，免受敵人的入侵和威脅。人類社會誕生之初，人們就把網絡組織和層級組織結合起來了，他們建造了廣場，又在一旁豎起了塔樓。

在錫耶納，它是我最喜歡的意大利城市之一，你會看到美麗的景象。田野廣場是意大利最美的廣場之一，派力奧賽馬節便在廣場上舉行，這個賽馬節定期舉辦，精彩紛呈。而廣場旁邊，就是曼吉亞塔樓，天晴的時候，田野廣場上會留下這座美麗塔樓的影子。這座塔樓，連同它下方的錫耶納市政廳，是錫耶納共和國時期的權力中心。這就是為什麼我取名《廣場與塔》。

在中國，廣場與塔樓和諧共處，這一點與美國很不相同。在美國，以Facebook為代表的廣場與塔樓即聯邦政府，多少存在些敵對關係。

上個月，美國廣場和塔樓間紛爭又起，馬克·扎克伯格出席了美國國會為期兩天的聽證會。看看當時的扎克伯格被美國媒體包圍，接受著議員們的盤問，實際上盤問他的這些人很多都不懂Facebook的運營模式。有議員甚至問扎克伯格，既然Facebook提供的服務都是免費的，那它是如何盈利的呢？扎克伯格的回答極其簡潔——「我們賣廣告」。

Facebook總部

廣場和塔樓的鬥爭由來已久，大家看一下，Facebook總部看上去真的很像一座廣場，而特朗普總統所待的建築，就是下邊那棟建築，真的很像塔樓。

我今天分享了三個觀點，都是對網絡科學的思考，它們在歷史和當代政治中都發揮著重要作用。

① 物以類聚，任何群體都具有同質性，網絡也呈現出自行隔離的特徵，兩級分化已植根於整個體系；

② 虛假信息比真實信息傳播迅猛，互聯網更青睞於傳播那些瘋狂的信息；

③ 我們在網絡世界中並不平等，網絡具有不均等性。

我要指出的是，網絡相關人士可能不太懂歷史，而歷史專業人士也許不太懂網絡，我寫《廣場與塔》這本書就是為了讓人們從歷史的角度來理解網絡科學，也讓人們從科技的角度理解歷史。網絡世界的問題將會長期存在，儘管在中國出現的問題形式可能與西方不同，但是問題總是存在的。

不是每個人都能成為亨利·基辛格，也不是每個人都能像他一樣，擁有上世紀70年代那麼大的影響力，我們必須行動起來，重塑廣場和塔樓的關係，揭露高度互聯世界存在的危險。

校對：其奇

造就：劇院式的線下演講平臺，發現最有創造力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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