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6日，由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主办的“纪念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四十年暨50人论坛成立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研讨会主题为“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使命”，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经济50人论坛发起人刘鹤出席了此次活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纲出席并主持大会。
樊纲介绍，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同时也是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立20周年，为了纪念这个特殊的日子，论坛秘书处出版了《50人的20年》一书，该书由50人论坛成员共同投稿完成，回顾了20年来的小故事。此外，还把一些珍贵的照片集合成册，出版了《一晃20年》图片集。第三，秘书处邀请清华大学美院的老师做了刻着论坛成员名字的雕塑。
会议现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十三届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党组成员楼继伟，中国民主建国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提案委员会委员白重恩，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分别发言与讨论。
吴敬琏：一定要坚持市场化法制化
吴敬琏表示，我国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表明，“一定要坚持市场化、法制化的改革方向，并用适合于我国国情的具体方法去执行改革任务”。
“在这40年中，凡是市场化、法制化改革推进得比较好的时候，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速度都表现得比较好，人民群众的福利也得到了比较多的提高，社会和谐的气氛就能够保持。反过来说，当改革进行得不顺利，甚至出现曲折的时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会遇到挫折，各方面的进步速度就会出现减慢甚至倒退”，他总结道。
吴敬琏表示，十八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改革纲领比十四届三中全会的纲领更加丰满、更加准确，“336项的改革覆盖了社会的各个方面，所采取的措施现在看起来也是非常恰当的”，“虽然我们经历了很多曲折，但所幸的是，每一次曲折，我们都上了一个台阶。所以我们现在认为，应该把十八大以来做出的各种决定落实到位”。
在谈到当下经济运行时，吴敬琏概括为“翘翘板式”的运行状态——主要靠大量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而大量的投资又造成了过高的杠杆率，容易导致系统性风险的出现。对此吴敬琏建议，中国经济50人经济论坛应该一项一项去讨论改革的落实情况，需要调整的就调整。
楼继伟：让市场起作用 不要惦记需求侧刺激政策
楼继伟在谈及供给侧改革的问题时指出，如今的改革很多的做法是错把目标、任务当手段，谈到“去产能”就下指标，真正的改革做法不多。下一步，推进改革核心要破除体制机制障碍，让市场起作用。
谈及结构性改革，楼继伟表示，改革发生在供给侧，有可能短期痛苦、长期见效，有的是当期就很快见效，可能需要需求侧方面的一些政策支持、配合，但不要总惦记着需求侧的刺激政策。
在楼继伟看来，“三去一降一补”是针对产能过剩、库存高起、杠杆偏高、成本过高、短板突出等结构性问题提出的来的工作目标和任务，本质属性是深化改革，但是现在很多的做法是把目标、任务当手段。“去产能”就下指标，给各省下指标，把目标当手段。
传统的依靠行政手段的办法属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关停并转升”的措施，真正的改革做法不多。楼继伟表示，“下一步推进改革核心要破除制约生产要素配置效率提高的体制机制障碍，要让市场起作用。”
谈及当下市场的金融乱象，楼继伟认为，打好“防控金融风险攻坚战”我们确实到了水落石出的阶段，出现了大量的风险，无论是P2P，保险公司的风险期限错配，还是小银行的风险暴露，一方面带来社会安定问题，一方面对中小企业融资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在楼继伟看来，我们一边要降杠杆、去风险，一边要认真思考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资本市场，发展什么样的经营模式，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就我看来，目前这种大混业的模式是绝对不行的，会引发高风险。”
在土地方面，重点是加快土地流转制度改革。楼继伟指出，土地天然带有一定的公共性，没有自由的土地市场，一个国家的土地面积是有限的，钱是可以印出来的，地是印不出来的，所以土地天然带来的公共性，要有“用途管制”，但是“用途管制”对不同所有制的，要有进入市场的通道，要大力推进土地流转制度的改革，提高土地配置效率。
三中全会文件提出，在符合规划、用途管制和依法取得的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楼继伟认为，改革有一定的进展，但是容易走偏，仍旧处于试点阶段，还没有全面推开。
白重恩：完善营商环境 从特惠过渡到普惠
白重恩表示中国营商环境还不是很完善，企业如果都照章办事，很多事都很难。但是中国有一个特惠模式，在营商环境不完善的时候，地方政府会为某些特定企业提供特殊的帮助和保护，使得这些企业可以克服不良的营商环境对它发展所造成的障碍。
但特惠模式会带来很多问题，白重恩指出，面临不完善的普惠制度，特惠制度不是最优的安排，是次优的安排，普惠制度还不完善，特惠制度还是有它的作用，但是特惠制度不会长期有效，随着经济发展能起到正面效果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他呼吁，我们要尽力完善普惠制度，同时在普惠制度还没有完善的情况下，我们是否还要容忍一些次优的安排。
林毅夫：中国将在2025年变成发达国家 要承担更大责任
林毅夫表示，现在85%的世界上的人口还生活发展中国家，到2025年左右，中国变成发达国家，但到那时候还有66%的人是生活在发展中国家。林毅夫认为，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到2025年左右又是一个高收入国家，对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应该负有更大的责任。
杨伟民提八项改革措施：减少政府机构 取消所有制分类
最近一个时期，社会对改革的质疑多了起来，杨伟民强调，改革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既然是革命，肯定不会是一帆风顺。“进入新时代，改革开放仍然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是中国未来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
对于“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新使命”，杨伟民提出几项建议：
第一，从总量扩张到高质量发展。新时代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要由市场来决定资源配置。因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最有效率的一种方式。
“现在我们看到的效率不高，甚至近一个时期的下滑，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大量的资源配置还是在由政府决定。所以我们必须正确处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和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关系，少一些集中力量办大事，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干预、直接配置，这个其实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但是36条里没有这句话，没有这件事，没有人去落实。所以要少一些集中力量办大事，多一些市场说了算”。
第二，要从不平衡发展到平衡发展。过去我们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过去的改革包括开放也是基于这样一个判断的。杨伟民表示会，进入新时代后，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了，因此，下一步改革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人民需要什么就改什么。
“要以通过改革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为导向，通过改革形成一些机制，比如说能够自动地纠正经济结构性失衡、经济的金融化、经济房地产化的机制”，“上述三者是重大的三大失衡，靠政府来干预是解决不了的”。
他强调，要形成有利于突破核心技术、城乡区域协调、公共服务均等化、收入分配合理化以及绿色低碳循环的体制机制。特别是要建立健全保障人民民主权利、保障人权、依法办事、司法公正的制度。
第三，从所有制改革到产权制度。“今后应该淡化所有权，强化产权，如果总是在所有制问题上争来争去，就很难突破公有制、私有制这样一些思想的束缚，像国企、国资、土地制度、农村宅基地、科研人员拥有科研成果的所有权等等，改革就很难取得实质性的突破”。
在杨伟民看来，现代经济当中相对于所有权，其实产权更重要，所有权也不是决定社会性质的唯一因素或决定性因素。产权制度是对所有制的深化，无论所有权是谁，都要明晰占有、使用、转让、租赁、收益等产权，国家既要保障所有权，也应该同等程度的保护所有权派生的使用权、经营权、承包权、知识产权等等”。
第四，从商品市场化到要素市场化。杨伟民认为，过去的改革在商品市场化方面取得了极大进展，“现在除了房子和汽车有一些限制，不能自由买卖以外，其他的商品和服务消费者都可以自主选择了”。但是相对于商品市场而言，要素市场化的改革是明显滞后的，户籍制度改革制约了劳动力和人才流动。
资金运用突破了所有制的歧视，很多金融机构用所谓的政治正确、政治安全代替市场规律、金融规律，导致资金配置效率越来越低下，城乡土地无法自由流动，农村基地建设用地和农村宅基地还没有进入市场等等，所以新时代的改革必须依靠十九大的要求，大力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
第五，从简政放权到减政减权减税减费。杨伟民称，过去提出的主要的目标、主要的改革举措是简政放权，这是十分必要的，也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但在让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新时代仅仅是“简化”这种简政放权还不够，需要同步的推进减政减权减税减费的改革。
比如，减政就是要减少政府机构，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进行了比较大力度的纵向部门改革，现在正在落实当中。同时我觉得各级行政单位应该减少行政层级按，“现在老说改革不到位、政策落实不到位，所以检查越来越多。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层级太多，现在是五级行政，应该逐步改为三级行政，中央、省、市（县），市县同级，这样可以大幅度压缩行政建制单位，大幅度减少乡镇和行政村的建制，适当增加城市建制，减少行政事业单位，省级特别是市县级的政府没有必要层层套用中央政府的政权设置，都是几大班子几大班子，没有必要”。
杨伟民强调，减权的核心是减少政府决定资源配置的权力。如果在三级行政的架构下，县区政府可以不再负责辖区的经济增长、财政收入、投资，主要应该负责本级政府应该负责的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等。在此基础之上，才能够大规模的减税减费。
减税减费就要重建地方税体制，形成中央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才能根本解决土地财政以及房价问题等等，降低并简化增值税税率，降低社保的缴费率，逐步取消强制性住房公积金。当然这需要配套建设政策性的住房金融机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来的，但是现在争论很大，到现在有没有出台”。取消各类建设性的政府收费基金，废止各级政府、各级财政资金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直接补贴，“现在的补贴太多”。
第六，从调动普通劳动力的积极性到调动创新人才的积极性。杨伟民认为，在创新发展的时期，必须把调动科研人员和企业家等创新人才的积极性放在重要位置，要允许科研人员包括职务方面人有科研成果所有权。
第七，从国有企业改革到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我国已经形成了国企、民企、外企这三大市场主体，他们都面临活力不足的问题，“近期要针对这些问题深化改革，长期应该逐步淡化并取消国企、民企、外企的所有制分类，按照十九大要求，凡是在中国境内注册的企业，在法律上要一视同仁，政策上要平等对待。我觉得这句话的背后就是要逐步取消所有制的这种分类”。
第八，从渐次开放到全面开放。“过去我们采取渐次开放的方针，主要是出口导向引进来为主，进入新时代，中国开放的大门也只能是越开越大，十九大提出要形成全面开放的格局，所以我们应该形成全面开放的方针，不仅要扩大产业、领域、区域上的开放，更要在思想观念、结构布局、体制机制上来扩大开放”。
据了解，中国经济50人论坛是由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于1998年6月在北京共同发起组成的非官方、公益性学术组织。论坛聚集了中国具有一流学术水准，享有较高社会声誉并致力于中国经济研究的近50位著名经济学家，被国内外公认为中国高层经济决策的“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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