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多少个冬日的早晨，我裹在温暖的被窝里，收听着一档叫做《电影录音剪辑》的节目，太阳透过木格窗棂投射在土屋褶皱的墙壁上，灰尘在阳光中轻快舞蹈，煮熟的地瓜香气隐约从母亲忙碌着的厨房里传过来，我用聆听的方式感知着这个世界的脉动，维持着与经典或时尚的单线联系。
乡村是封闭的，没有电视，没有报纸，甚至除了小学课本，也没有别的书籍。唯有那些在天空里自由游荡的无线电波，仅仅依靠一台半导体设备，便能转化成千万种曼妙婉约的声音，让人想象外面世界的样子，让人穿越古今的界限，让人产生感动、充满愤怒，或者是充满期待，那是只有“远方”才能给人的美丽诱惑。
每天下午放学后，夕阳慢慢接近西方的天际线，原野上升腾着薄薄的水汽，那是天地间的生命在呼吸。我则无心于这里的田园之美，而是匆匆奔回三里外的家中，第一时间打开收音机，收听刘兰芳那抑扬顿挫、绘声绘色的讲述。我总奇怪天门阵为什么总是说破而不破，也想知道八大锤到底怎样闹的朱仙镇……昨天的那句“欲知后事如何，咱们明天接着说”是最让人痴迷的等待，日常枯燥机械的生活，因为收音机的存在，因为这些等待，也就变得曲折丰富、跌宕多彩。等待有时会把时间拉得很长，比如六点半才会开始的评书连播，就让六点二十五到六点半这五分钟变得无聊难耐，为了逃避这恼人的等待，我干脆骑着自行车，从家里出发上大街，绕过奶奶家前面的那条小路再骑回来，时间刚刚好。
当然，乡村的主旋律，远不是等待一个评书节目的开始那么简单，即使是七八岁的少年，也要在一年四季的耕耘、播种、培育、收获中充当一个不可或缺的伴奏音符，就如范成大所谓“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所以，在我的少年时代，在人们对土地还怀有深深感情的年代里，似乎总有永远干不完的农活在等着我去做，割草、浇灌、刨地、拾棉花。如果没有那台父亲从上海带回来的马蹄牌收音机，我不知道这样的劳作会让人变得多么枯燥无聊、难以忍受。只要有机会，我就会把笨重的收音机抱在怀里，带它到我要去的地方，即使是拾棉花这样需要一垄垄不停往前走着干的活计，我也会抢先把收音机放在十多米之外的前面，然后折回干活，等走到它身边的时候，再往前放一放，如此循环往复，从不厌烦。上世纪90年代到来的时候，收音机体型变小，电池也换成了更小的五号电池，它就更成了我须臾不离的一个宝贝，裤兜里一放，或者扎起上衣往怀里一扔，手脚不受任何拘束，我感激科技进步带来的聆听自由。
那时的收音机，很容易让我想起现在的微信，除了不能双向互动之外，收音机也曾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我的表达，安排了我生命的内在节奏。我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每晚睡觉之前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关上收音机，一天里的潮起潮落、起承转合便都融合进男男女女、轻重缓急的来自遥远时空的声音里。几年的时间，从《电影录音剪辑》中，我“看”了众多诸如 《叶塞尼亚》《佐罗》《东方快车上的谋杀案》《茜茜公主》《罗马假日》《魂断蓝桥》《铁面人》等外国经典电影，还从《阅读与欣赏》栏目里背下了白居易的《观刈麦》、贺铸的《鹧鸪天》、崔颢的《黄鹤楼》等诗词名句，听了无数遍《小喇叭》里孙敬修讲的《西游记》的故事……每处关于影片、诗词的记忆中，都回荡着邱岳峰、童自荣、乔榛、丁建华、夏青、雅坤、方明等人磁性十足却又特色鲜明的声音。收音机，在低调的形态里，蕴藏着奢华的内涵，那些声音给一个少年呈现了多姿多彩的文化盛宴，让整个世界都在人的内心缓缓流动。
随着科技的发展，今天电视、电脑、手机已经深入人们生活的角角落落，文字、声音、画面铺天盖地，我们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只是在夜色渐浓、万籁俱寂的时候，会突然想起曾经那些年听收音机的日子，想起我们与改革开放共奋进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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