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媒體報道，日本當地時間4月1日上午 11 時 42 分，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在記者會上正式公佈日本新年號為 “令和”，成為自“大化”（公元645年）以來，日本歷史上第 248 個年號。
在日本此前使用的247個年號，基本出自四書五經、《史記》等等中國古籍，而“令和”則來自日本古代詩歌總集（多為奈良時代公元710年-794年）——《萬葉集》（在日本的地位類似於中國的《詩經》）中的“初春令月，氣淑風和”。這是日本使用年號上第一次“去中國化”，既體現當代日本持守大和文化的立場，也寓意“人們的美麗心靈相互靠近之中，文化誕生併成長的意思”。
中國古代年號及其影響
其實不管日本新年號是採用中國古籍還是日本古書，都改變不了其文化源頭來自中國的事實。從漢武帝開始設立“建元”（公元前140年—前135年）開始，年號成為古代王朝紀年的名號。
在古代如果遇到新皇登基、天降祥瑞或者政權發生重大事情，古代帝王往往都會改元，變更年號。幾乎所有的新皇帝登基時，為了表示自己作為天子，奉天承運以及繼承王位（皇位）的正統性和合法性，並昭示開啟新的時代，都會使用新的年號。即使太上皇在世也不例外（比如清代弘曆把皇位傳給兒子顒琰，年號從乾隆改為嘉慶），這幾乎是受漢文化影響地區的通例。
而“天降祥瑞”也是古代改元的重要因素，比如漢武帝打獵時，抓到一隻獨角獸白麟，群臣認為是“神物”，因此劉徹改元“元狩”（公元前122年—前117年）。而《宋史·本紀第七》記載：“大中祥符元年春正月乙丑，有黃帛曳左承天門南鴟尾上，守門卒塗榮告，有司以聞。上召群臣拜迎於朝元殿啟封，號稱天書。丁卯，紫雲見，如龍鳳覆宮殿。戊辰，大赦，改元。”儘管是偽造的“天書”，但宋真宗趙恆出於政治宣傳、好大喜功的需要，就把“景德”改元“大中祥符”這個四字年號（公元1008年—1016年）。
如果朝廷發生重大事件，帝王也會進行改元。比如武則天為了證明統治合法性，於695年登嵩山，封神嶽，大赦天下，併為此改元“萬歲登封”（公元695年-696年）。而皇太極在1636年改後金國號為清，將原來的年號“天聰”改為“崇德”（公元1636年-1643年）（不過有學者認為，後金只用可汗紀年，並無天命、天聰兩年號，這是後來漢族學者附會的）。
在明清以前，古代帝王都會使用多個年號，武則天在稱帝的21年裡，就使用了18個年號。但明清以來，大多數帝王（除兩次登基的明英宗朱祁鎮和清太宗皇太極外）只使用一個年號，因此後世也以年號來稱呼這一時期的帝王。比如：永樂皇帝（明成祖朱棣）、萬曆皇帝（明神宗朱翊鈞）、崇禎皇帝（明思宗朱由檢）、康熙皇帝（清聖祖愛新覺羅·玄燁）、光緒皇帝（清德宗愛新覺羅·載湉）等等。
辛亥革命後，中國推翻了帝制，代表帝王統治合法性的年號也被廢除，而開始使用民國紀年。不過民國時期年號並未絕跡，主要出現在一些非正統或偽政權當中。像袁世凱稱帝的“洪憲”、偽滿洲國的“大同”、“康德”等等。
在古代時期，中華文明是東亞文化圈的核心，因此年號制度也影響了周邊的朝鮮、日本、越南、琉球等等國家。但除日本外，這些國家都廢除了君主制，因此只有日本（議會制-君主立憲制）將年號制度保存下來，並延續至今。
日本年號來源與近代年號寓意
日本的年號制度起源於七世紀。公元645年中大兄皇子、中臣鐮足發動乙巳之變，誅滅蘇我入鹿一族後，擁立輕皇子即位，是為孝德天皇
日本天皇於是首次採用中國的年號制度，建元“大化”（公元645年-650年）（典出《尚書》：“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此為日本第一個年號。他們還以唐朝律令制度為藍本，參酌日本舊習，從經濟到政治方面進行了改革，規定了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體制，並詔書公佈改新的內容，律令嚴格劃分良賤的身份制。這次改革建立了與中國相似的政治制度，促進了日本的發展，史稱“大化革新”。
此後1300多年裡，日本都採用年號紀年，而這247個年號中，基本上都出自《尚書》、《易經》、《詩經》等中國典籍。這是漢文化對於日本影響的重要體現。
近代以來，日本雖然成功實現了現代化，但年號制度仍保留至今。在剛宣佈的“令和”之前，日本近現代一共使用了四個年號。
公元1867年，睦仁天皇推翻德川幕府的統治，於次年改元“明治”（公元1868年-1912年）。此出自《周易》“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寓意“君主勤政愛民，達到天下大治。”
“明治維新”確實是對日本影響巨大的一場變革，他們積極向西方學習，使日本徹底走出了中世紀，成為近代化國家。 因此從內政看，無愧於“明治”二字。但是日本也在這一時期走上了對外擴張道路，通過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日本成為帝國主義列強，加緊對華侵略，成為中國近代揮之不去的夢魘。
明治天皇去世後，他的皇子嘉仁繼位，改年號為“大正”（公元1912年7月30日—1926年12月24日），此語出自《易經》中的“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這一時期日本國內除了米騷動、關東大地震等等事件外，國內局勢大體平穩，經濟得到發展，政治環境也較為寬鬆，史稱“大正民主”，因此“大正”也基本實至名歸。不過日本對外擴張勢頭不減，像二十一條、青島權益等等都發生於這一時期。
大正天皇之後即位的裕仁天皇，他採用了“昭和”（公元1926年12月25日—1989年1月7日）作為年號，取自《尚書·堯典》中的“百姓昭明，協和萬邦”。此語是堯帝統治時國內人民安康，國與國關係和睦的景象。可現實就是如此諷刺，在昭和的前二十年，日本軍國主義開始了最為瘋狂野蠻的對外擴張，發動了十四年的侵華戰爭以及太平洋戰爭，製造了駭人聽聞的南京大屠殺、重慶大轟炸、巴丹死亡行軍、新加坡大屠殺等等一樁樁駭人聽聞的慘案，給亞太人民尤其是中國人民帶來沉痛災難。最終日本也付出慘重代價，“昭和”最後也變成了“招核”（廣島與長崎）。儘管日本戰後痛定思痛，國家在美國人幫助下也發生了重大變革，實現了經濟騰飛，科技發展。但由於二戰中的臭名遠揚，“昭和”一詞必將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
明仁天皇即位後，改年號為“平成”（公元1989年1月8日～2019年4月30日），取自《史記》中的“內平外成”以及《尚書》中的“地平天成”，寓意“無論內治、外交，天地之間皆能和平”。這一時期日本經濟時有動盪，但仍是經濟、科技的強國，國內總體不錯，民眾也都安居樂業。不過由於右翼思潮的崛起，在歷史問題、防衛戰略等方面時常遭到中韓等鄰國的非議，因此也並非是“天下太平”啊。
5月1號，日本新天皇德仁即將登基，使用新年號“令和”。此後的日本何去何從，國際社會將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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