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凝视对象的真实感受，很少有人去思考过。”
撰文| 璐遥 编辑 | Smart 来源 | 萤火计划
身为一名自由摄影师，朱玲玉长期关注性别议题和边缘群体，如同性恋艾滋病感染者、吸毒女性、跨性别者、钢管舞女郎等。
在拍摄下《三个被性侵者的自述》和《深圳女工》两组选题后，朱玲玉讲述了自己成为单身母亲的经历。朱玲玉觉得，她和他们相似，都是曾被大家“凝视”的对象。
《三个被性侵者的自述》
性侵的选题源自林奕含的自传体小说《房思琪的初恋花园》，书中讲述了一个少女是如何在性侵的阴影下疯掉的。这让朱玲玉震动许久。她找到了婷婷、阿猫、阿莫三个愿意向她倾述被性侵过往的受访者，并极力用保护隐私的方式拍摄下这三个被性侵者的内心世界。
△女孩婷婷。
女孩婷婷2岁时父母离异，从小由爷爷奶奶照顾。婷婷第一次被性侵时只有4岁。长大后，16岁的施暴青年把这件事告诉了村里的同龄人，陆续又有几个人对她实施性侵。村里人给她取外号“婷婷鸡”，还曾用赶鸡的方式驱赶她。
后来婷婷到了青春期，在街头遭遇流氓的性骚扰，童年的记忆被唤醒，她觉得自己的人生很失败，因此陷入长期抑郁中。
她开始和不喜欢的男孩子谈恋爱，因为她觉得自己配不上喜欢的男孩子。经历了分手、朋友的反目、校园霸凌、污名化后，婷婷把这一切告诉了母亲，母亲却说：“家丑不可外扬。”
朱玲玉并不意外。在中国，有这种观念的母亲不计其数，这是中国人在家庭中普遍的处世态度。这也导致了很多受伤的女孩在家庭中得不到救助和安抚，她们的痛苦只能用自己的一生去消耗。朱玲玉希望通过这个故事，能让天底下的母亲换一种方式去对待遭遇伤害的孩子。
△女孩阿猫。
女孩阿猫，20岁那年被男友性侵时还没有性意识。男友跟她说，情侣间需要发生性行为。之后几次，阿猫没有反抗、报警，也没有告诉别人。三个月后，男友突然和她分手，理由是阿猫已经不是处女，她没有守住贞洁，他不能和她结婚。
阿猫独自隐忍了许久之后，告诉了母亲。母亲却说，“女孩子最重要的就是清白，不要声张为好”。
从那以后，她不敢留长发，她将之剪短并染成黄色，还在手臂上纹了四个字——“中国制噪”。她觉得自己的世界是真空的，她需要更多的噪音来打破那一套传统女性原本一直承受的观念体系。
“拒绝不是每个女性与生俱来的能力，而是后天习来的。”朱玲玉感慨，阿猫的父母并不懂得这个道理。
△阿莫。
这是阿莫，一个43岁的默剧艺术家。12岁那年暑假，学校举办先修班，阿莫第一次独自坐公交车到学校，因睡过头被载到了终点站。他拿着身上仅有的10元台币找了个公共电话打给母亲，母亲说自己很忙，让他去找警察。
天下起了大雨，慌乱无助的阿莫跟着一个老人回了家。他喝了一碗老人给的汤后晕了过去，再之后就是被痛醒。被性侵后，老人给了他100元让他打车回家。
因为这段经历，阿莫得了人群恐惧症。他害怕和任何人接触，也从未谈过恋爱。那一通没有被回应的急救电话也导致了母子关系的恶化。
阿莫每年用两个月的时间在各地街头表演默剧，他坚持了八年。可每当默剧表演工作结束之后，出现在镜头里的阿莫总是那么疏离。
这三位被性侵者的故事让朱玲玉认识到，性侵不是一个施暴者单独完成的，而是一个社会共同作业。女性形象的刻板印象、传统性文化中强调的女性贞洁观念、性教育缺失以及某种人性的冷漠、麻木，都成了施暴者的共谋。她希望借助这三个故事告诉大家：“每个人都有责任去做出改变”。
从深圳女工到凝视自我
△万新岸，52岁，来自湖北，打工12年。
深圳工厂招工年龄在18-35岁之间，52岁的万新岸早就超龄了，她只能做每小时12元的临时工，通宵时顶多领200元补贴，外加一个盒饭。万新岸在第一次婚姻中失去了两个孩子，第二次婚姻，她又生了一个女儿。可在深圳打工12年，她和女儿越来越疏远。
△彭小青，42岁，来自湖南，打工20余年。
彭小青为了逃离务农的命运，17岁时去了东莞一家闹钟厂打工，厂里包吃包住，却七个月发不出工资。工厂是封闭式管理，小青被关了7个月，直到同乡带着她们从厨房下水道钻了出去。
25岁那年，彭小青被母亲逼婚嫁人，在生了两个女儿之后，婆家继而要求她生儿子。
这些年，小青每月的工资是一直是2130元，是深圳全日制就业劳动者的最低工资标准。她觉得自己的人生总是在逃，逃务农，逃黑工厂，逃婚姻。可从农村到深圳，从农民到工人，只是从一个困境跳入另一个困境，她始终逃不出贫困。
△吴秀丽，48岁，来自福建，打工4年。
吴秀丽是贵州人，8岁那年被拐卖到福建莆田吴姓人家。吴家有4个儿子，想买个女人帮忙干家务，大了做儿媳。吴家人怕她出逃没有让她上学。17岁那年，吴秀丽和同岁的吴家老二结了婚，接连生了三个孩子。五年前，他们离婚，孩子留给了吴家。吴秀丽只身来到深圳，曾在珠宝厂呆了4年，现在靠卖膏药为生。
△蒙石芬，52岁，来自云南，打工16年。
蒙石芬2002年来深圳，呆了五年工厂，做了十二年环卫工。这些年，她的工资从300元钱涨到了3000元。去年9月，蒙石芬在扫街时失足摔断了一根肋骨，只获得3天带薪休假，没有任何工伤补偿。她最担心的是自己的养老问题，这些年没有社保，老了还得回家务农。
朱玲玉凝视着这些人的面孔，感觉像是在凝视自己。
2017年怀孕生子，对朱玲玉来说是一道非常重要的转折。孩子是朱玲玉一个人决定带到这个世界的，这个决定遭遇过很多人的质疑和伦理批判。在老家，因为她未婚生育被污名化，父母承受了很多压力。人们都跟她说：“你没有资格做妈妈，这个孩子不该来到这个世界”。
△朱玲玉的孩子。
怀孕期间，因为孕激素的影响，朱玲玉整个人变得脆弱不堪。遭遇失业、被朋友和亲人疏离……那一年，她陷入了抑郁。
朱玲玉在自己身上看到了母亲和姑姨的影子，那是活在世俗评价里的女性——她们从未拥有话语权和主体性，为了婚姻、丈夫、孩子，没了自己。
分娩的过程则是另一种痛苦。但那之后，朱玲玉发现自己的身体认知被唤醒，“我意识到女性身体中那些沉默的、痛楚的、不被我们看见的部分是会‘说话’的，我开始懂得如何与它对话。”
朱玲玉开始梳理自己的内心。她从诸多关系中抽离出来，凝视自己作为一个女性的存在感。从混沌到清晰，她重建了自己和自己的关系。她发现，30岁才是自己最好的年纪：从事着自己最热爱的摄影事业，成为一名独立母亲。
“我们的教育总是在告诉一个女性从言谈举止到结婚生育，应该成为什么样子。在一个只有男性审视女性的性别结构里，所谓的正确不过是让女人活成一个模板而已。”朱玲玉认为，社会没有让女性认识清楚“我是谁”、由于何种原因处于何种处境。
这里的每个人都有着相似的失语，这背后的原因如沉疴，如蛛网，刀刃般锋利，还未解决。
关于朱玲玉
朱玲玉，自由摄影师，现居北京，长期关注性与性别议题，作品散见于腾讯纪实栏目《谷雨》和《中国人的一天》。
(本文图片由朱玲玉提供。本文由腾讯新闻出品，未经允许禁止转载。)
运营|陈佳妮 校对 | 阿犁 统筹 | 迦沐梓
閱讀更多 九江網警巡查執法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