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中横着走的包拯

公元999年，包拯的父母已经年迈。包拯不得不离开他们，他考中进士，要去和州做监税。

事实上几年后，包拯的父母就去世了。子欲养而亲不待，每个人总难逃人生这一关。

包拯的父母跟他说：“不想让你走。”

包拯说：“那就不走。”

当即辞职，在家侍奉父母。

不干后悔的事，这就是包拯的人生信念。

包拯不上班，不是像现在某些啃老族，懒出天际。他是真心实意的伺候父母衣食起居，让父母安安心心的离开这个世界。那年，包拯已经三十几岁，还没有开始他的官场生涯。

当然，这样的好儿子，自然是好父母教出来的。

几年后，包拯父母相继去世，包拯孑然一身走向官场。

让包拯扬名官场的，是端州的砚台。砚台是端州特产，连当时的皇家都只用端砚。

皇帝都用了，那些京里的官员们能不眼馋吗。于是，历任端州知州在征收完进贡数额之后，还以政府的名义偷偷敛取数十倍的砚台，用来向京里的权贵送礼。

这时，新任端州知州包拯来了。

州吏向包拯介绍“老规矩”，说每年京里的权贵们都会收砚台，已成惯例。包拯说送他大爷，按照进贡数目征收，一方砚台也不能多跟百姓要。

这事惊动了京里边那些吃白食的，都知道端州出了个硬茬。不过，仁宗时代，政治较清明。没人敢动包拯，朝廷倒看中了这块硬骨头。没多久，包拯升任监察御史。

包拯这把杀恶人的刀终于到了属于他的位置。

张可久是淮南转运按察使，私下里贩盐，发了横财。包拯果断弹劾，告诉了仁宗。

任弁是汾州知州，私下让当兵的给他织造毛段子。包拯知道了，收拾。

然后，包拯遇到了真正的硬茬。有个转运使叫王逵的，滥收赋税，剥削老百姓。把百姓逼反后，又派兵镇压，很多人冤死在他手下。尽管如此，没人动得了他。

因为王逵这人八面玲珑，朝廷上两个宰相陈执中、贾昌朝是他的好朋友，还把宋仁宗忽悠的认为他是忠臣。

包拯听说此事，怒发冲冠，当即向宋仁宗弹劾王逵。宋仁宗压下奏章，没回应。

包拯又连着两次弹劾，宋仁宗将王逵改任淮南转运使，以此平息包拯的怨气。

包拯怒火烧透半边天，这是我的事吗？这是普天下老百姓的事！在其位，谋其政，我再弹劾！再弹劾！再弹劾！再弹劾！

七次弹劾，甚至有一次，在宴会上当着宋仁宗的面，指着王逵的鼻子破口大骂。

宋仁宗被唬住了，老包这是打算玩命啊。王逵撤职！

自此，包拯在朝中有一绰号叫包弹。

包拯之所以有这么大胆量，是因为他心里边公大于私。现实中，我们会发现，秉着公道的心做事的，说话就有底气。抗美援朝打的十六国联军胆战心惊，为什么？战士们不怕死。如果说每个战士都惦记这自己那点家事，还会有英勇无敌的人民军队吗？

这就是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啊！否则，做什么事，都会束手束脚，即便“胆子大”，也会带着阴狠劲。因为不大气，格局小。善养浩然之气的人才能无欲则刚，心底无私天地宽。

包拯在当时的名声相当“恶”，曾经骂过仁宗器重的皇亲国戚张尧佐，曾经喷的宋仁宗一脸唾沫。包拯在当时与一位神仙齐名：阎王。老百姓常说：“行贿碰壁的地方有两个，阎罗王和老包。”

但这远远不是事情的真相，接下来的事才是包拯真正的实力。

那一天，包拯和宋仁宗进行了一次充满杀机的对话。

当时，仁宗没有立太子，朝臣们担心一旦皇上驾鹤西去，国中无主，会引发动乱。

包拯任职谏议大夫，他不能不说这事，否则就是逃避责任。可一个大臣，谈诸君的废立，是很危险的。包拯不可能直接说，陛下你该立储君了。那宋仁宗再好脾气也得发火，你教训谁呢！

包拯提了个问题：“东宫（太子）之位空了很久了，天下都为此担忧，陛下久不做决定，是为什么呢？”

这话说的很实在：天下人都在担心，不是我瞎操心，当然我也是天下人之一。

宋仁宗顿时警觉起来，包拯不会是哪个胸有成竹的皇亲（仁宗无子）派来的吧，急着坐我的位子，所以逼着我宣布人选？

仁宗随即撒下一个诱捕的网，“卿欲立谁？”

这下包拯成了裤裆里的黄泥，不是屎也是屎了，回答立谁还是不立谁，都难脱嫌疑。

包拯什么脾气，单刀直入，“臣不才，不知道选谁。我请陛下立太子，是为了宗庙（香火传承）打算。陛下您那么说，是怀疑我。老臣七十了（快死的人不贪图什么），膝下无子（更没有为后人谋利的可能），不是想邀福。”

老臣一番话，如同比干剖心给人看。宋仁宗登时没有了疑虑，笑起来，“这事从长计议。”

杀气消弭于无形。

事实上，后来的岳飞也遇到同样的事，先对比下岳飞的处理方式。

当时南宋朝廷收到谍报，说金人要放回宋钦宗的儿子赵谌，与宋高宗赵构夺权。赵构无子，岳飞上书请赵构立赵瑗（赵构的养子）为太子，以确立赵构皇位的正统。

此事虽是为赵构着想，还是没把握好分寸。如何对付宋钦宗的儿子，赵构心里比谁都着急，应该也有了对策。这个时候，岳飞作为统兵大将提出立太子，而且还指名道姓。犯了大忌讳，会让赵构感到害怕。

这也是，宋高宗和岳飞君臣嫌隙的开始。

同样的事，不同的结局。

其实，别看包拯直言犯谏，什么也敢说，也敢骂。但他一直恪守他的本份。

该说的，可以骂，可以闹。不该说的，打死也不说一个字！这就是中庸之道一直强调的分寸。错一点，也难在社会上立住脚。

这也是包拯最聪明之处。

在工作之中，只有清楚了自己的位置和本份，才可以大胆放心的做。而不是肆无忌惮，口不择言。否则，即便领导像宋仁宗那样仁慈，即便你有包拯的胆量，也会断送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