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克念
宋嘉树从养父那儿逃跑后，登上波士顿港口的缉私船加勒廷号（Albert Gallatin），成了美国海岸警卫队的一名现役水兵。在海警队保存至今的档案中，宋嘉树以“Charles Sun”的名字记录在册。由于其昵称为“Charlie”，因此后来也有人叫他作“宋查理”。在这两年服役期间，宋嘉树（或者应该称其为“宋查理”了）赢得了缉私船的船长加布里森上尉的喜爱和信任。船长几乎动用了他所有的人际关系，甚至向华府财政部长写信，推荐宋查理能否得到官费培养。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倒是北卡罗来纳州最重要的新教社团美国南方监理会有意收留他，前提当然是宋首先要入教。北卡州首富卡尔“将军”（Julian S. Carr）将其收为义子，后者将作为监护人资助宋查理进神学院深造，条件是宋学成后应回中国为监理会传教。所以，客观而言，宋查理不仅无法选择自己的职业，甚至还因此无法入籍美国。
无论如何，就在20岁那年，宋查理在卡尔“将军”的资助下进入圣三一学院，成了一名大学生。
1892 年，宋耀如（后排左一）、牛尚周（后排左二）和倪桂珍（前排左三，抱宋蔼龄）家人合影
宋查理的监护人卡尔因富有而行善，对南北战争时期的伤残军人帮助很大，因此被授予“将军”的荣誉军衔，时人多以其称之；他又热心教育，圣三一学院的土地就是他捐赠，宋查理也就得以免试入学。
宋查理享受到了“小灶”待遇——他生活在教授家里，由校长亲自授课。此时的他连英语口语都结结巴巴，更谈不上文本阅读。按照计划，他必须在一年之内通过预科考试，以决定是否有深造的资格。
他入学是1881年的春天。在安定下来后，他于6月25日给失联多年的父亲写了封信。有意思的是，这封信用英文写就，证明他完全无法掌握中文，还是用英语写作来得更顺畅。这封信的署名是中文“韩教准”，即他出嗣宋家前的原名，证明其生父韩鸿翼并不知道他曾经改名换姓。
这封信的内容很简单，汇报了自己目前在北卡州的圣三一学院进修，“我正在加紧读书，以便能回到中国”，传达上帝的恩惠。然后用了很长篇幅告诫父母“拜木头菩萨是没有什么好处的”。他恳请父亲回信。
与此同时，宋查理给“亲爱的艾伦先生”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写了封信。林氏是资深牧师，美国南方监理会在中国教团的总负责人，按照约定，宋氏回国传教，必然接受他的领导。宋给林乐知写信，一方面请求中国教会转达其给父亲的家书，另一方面也是先保持沟通，以求今后能有亲善的关系。两人以此保持着不绝如缕的联络，在其后的来信中，宋查理也索性表明“希望我将来学成后能回到中国传教”的立场，想必林乐知也心知肚明。
第二年秋，也就是在圣三一学院接受一年预科培训和半年神学基础训练后，宋查理考入田纳西州的范德比特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Nashville,TN）神学院，开始了长达两年半的正规学习。
在应付艰苦学业的同时（比如每天要花4小时背诵经文，一学期起码要阅读2000页宗教文献），他还在不断同林乐知写信，他写道，“当我完成我的学业时，我希望我能把光明带给中国人”。这封信以基督教史上最伟大的传教士圣徒保罗的名言结尾：“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
就在他发誓要为上帝奉献自己而回中国传教的同时，自己的思想却悄然变化。在贫苦大众中传教，这种工作无疑是艰辛而痛苦的；另一方面，监理会通过林乐知在上海举办了中西书院，如果在其中担任教职，当然要比基层传道者轻松很多，也体面很多。宋查理对自己的职业规划也有了调整。既然已经通过大学的正规学业训练，何妨更上层楼？宋想到了普通美国人都难以企及的事业方向：学医。
带着去书院做教师还是继续学医的矛盾，1885年5月，宋查理迎来了他在范德比特大学的毕业典礼。
然而，宋高估了自己的能力以及在教会心目中的地位，他的要求弄巧成拙，反而激起了南方监理会总负责人马克蒂耶（Bishop McTyeire）极大的恶感。
首先，宋查理的学业远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优秀。他只是通过了圣经学的考试，因此仅获得毕业文凭，但没资格得到学士学位，当然也没资格获得学院教职；其次，宋自从进圣三一学院，4年以来口口声声自己学习的目的是回国传道，因此学校对其考试比较宽松，“为了让他尽快在中国为上帝旨意办事，是让他急急忙忙完成学业的。”在马克蒂耶大主教眼里，宋如今恃宠而骄，竟然背弃承诺，一心要留在美国，这是决不能容忍的。
马主教还将这种不满直接写信告诉了林乐知，认为宋查理贪图享乐，因此必须让其在传教过程中“做一些有益的苦差事”，下基层干最苦最累的工作。
1886年自美返国途中，宋耀如着和服摄于横滨
美国监理会总部既不同意宋查理任教，更不同意其留下学医，而是坚定地要派其回上海传教，宋知道此事后反复争取了半年。但这样做除了增加教会对他的鄙视外，一无所获。1885年底，宋查理启程回国，并于明年初到达上海。在接受了大半年的技术训练后，他被派到上海附近的小县城昆山，做了一名基层传教士。
作为中国人，宋查理有个严重问题，那就是他几乎是中文文盲，对中国传统经典一无所知，而且也不懂通用官话和传教区的吴语（上海话）。林乐知原本就对他饱含偏见，等见面之后亲自测试，更加极度失望。林乐知向美国总部汇报道：“中西学院的普通学生都远比宋查理优秀”，“他（指宋查理）绝不会成为一名儒学名家，最多只是一个失去了民族特征的中国人。除非给他的地位和薪水远远超过他所应得，否则他永不会满意——我发现，教友们谁都不愿意接纳他”。
因此，林氏付给宋查理最低的月薪：15美元。这相当于50元银币，远低于一位接受过美国大学正规教育的年轻人应得的工资。
这种苦日子宋查理撑了4年。到1891年初，也就是他回国的第五个年头，正式退出监理会的传道团，一心一意从事以印刷业为主的工商业，不久就成为安逸富足的实业家。这是他人生的第四次转折。
但是，他在美国南方监理会中的名声也坍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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