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九一八"事變，短短時間內，中國就喪失了整個東北地區（不僅僅是今天的東三省面積）。全國上下義憤填膺，抗日呼聲日甚一日，而蔣介石卻在該年的十一月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內"的政治主張。並且，其武裝力量的精銳部分依然針對的是中共控制的中央蘇區及其他根據地。僅就1931年，國民黨用兵最重最多的就是針對中央蘇區的第二，三次圍剿。
只是，蔣介石自以為聰明的依靠國際力量和自身卑躬屈膝妄圖和日本侵略者和解，卻被一次次的潑了冷水。日本在嚐到了東北的“甜頭”後，馬上進行了扶持傀儡“偽滿洲國”（妄圖割裂中國領土），和策動華北“自治"雙手並舉的更大的侵略活動，處處引發事端，逼著南京政府放棄對華北幾省的控制權，而他們圖謀全中國的狼子野心。而蔣介石政府求爺爺告奶奶，希望西方列強予以干涉，用所謂的“國際公法”來抗衡日本人，可是，由於英、法、美等國絲毫不想與日本鬧起衝突，幾年下來，日本人是日甚一日的緊逼，蔣介石政府一讓再讓，從今天的對1931年至1937年的蔣介石的國策歷史檢討，實在不是一個有高明政治主張和手段的人，過於反而過於逼仄和狹隘。
三十年代的蔣介石與龍雲
而日本的威脅已經不再是蔣介石原本認為的足癬而已，情急之下，蔣介石再度重新想到對日本在東亞擴張而高度緊張的蘇聯。
國民黨和蘇聯人也是“老朋友”了。說實話，國民黨的真正崛起，也是靠著昔日20年代的時候，蘇聯人的大施援手。那時節一盤散沙的國民黨，由於孫中山實行了三民主義“聯俄，聯共，扶助工農”政策，並且蘇聯在軍事、政治，經濟上的全線鼎力相助，終於有能力開始了中國近代史上轟轟烈烈的北伐戰爭。此後，蔣介石翻臉比翻書快，發動了“四一二政變”，此舉當然與蘇聯鬧翻。
1932年，對日本的無奈以及對日本的警惕，民國政府無奈終於又恢復了外交關係。
1935年10月，鑑於日本對中國華北的覬覦和實際侵佔形勢，逼著蔣介石明確向蘇聯駐華大使提出了與蘇聯結盟的建議。但其中最大的問題就是如何處理國民黨與中共的關係。當時的形勢是：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及其武裝力量核心，中央紅軍經過長征勝利到達陝北。
1935年11月28日，毛澤東、朱德發表《抗日救國宣言》。
1935年12月9日，北平學生掀起了震驚全國的“一二.九"運動。一向力主武力消滅中共及其武裝力量紅軍的蔣介石，在費盡全國軍力，卻從來未在軍事上徹底解決的情況下，不得不在當年11月，其核心小範圍多次討論之後，在繼續圍剿堵截紅軍的同時，定下了政治解決的方針，其基本方式包含以下四點：
1.取消蘇維埃政府歸順南京；
2.取消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
3.共產黨可以存在，或共產黨全部加入國民黨；
4.改編後的紅軍全部開赴內蒙古前線地區駐防抗日。
圍剿紅軍時期的蔣介石右一
（上述四點，可以探看彼時的蔣介石南京政府還是自視過高，卻全然不計自己的孤立，以及用盡全國之物力財力軍力，卻從未能將裝備簡陋，赤腳草鞋的所謂“赤匪”（紅軍）剿盡，卻是屢屢在最危險的時刻，逃出生天，並且春風吹又生，愈來愈蓬勃之勢。這也是他在今後十多年來，與中共角力，說實話，握得一手好牌，卻不是一個等量級的對手，敗北也是理所當然。沒有最後美國人的恩施，連臺灣巡撫都做不成。
題外話，我私下猜度，這個四點和中共最高領導人多少年後，批判《水滸傳》，是否有歷史淵源）
據此，國民黨開始謀求通過秘密途徑在上海和南京等地尋找中共的關係。但經過數年來的殘酷打擊，尋找談何容易，國共之間的信任早就蕩然無存，剩下的只有血海深仇。所以前後秘密尋找近十天，包括從監獄放出個別中共黨人，都未能得到任何有價值的線索。
八一宣言
恰與此時，回國述職的駐蘇武官鄧文儀報告了共產國際機關刊物登出一篇由中共駐莫斯科代表團團長王明寫的主張聯合國民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的文章（即今天中共黨史上著名的《八一宣言》，彼時還是俄文版）。蔣介石當即要鄧文儀把文章找來譯成中文，讀過之後，其中“一切不願當亡國奴的同胞們！一切有愛國天良的軍官和士兵兄弟們！一切願意參加抗日救國神聖事業的黨派和團體的同志們！國民黨和藍衣社中一切有民族意識的熱血青年們！一切關心祖國的僑胞們！中國境內一切被壓迫民族（蒙、回、韓、藏、苗、瑤、黎、番等)的兄弟們！大家起來！衝破日寇蔣賊的萬重壓迫，勇敢地：與蘇維埃政府和東北各地抗日政府一起組織全中國統一的國防政府；與紅軍和東北人民革命軍及各種反日義勇軍一塊組織全中國統一的抗日聯軍。”語句讓蔣介石開始猜測，駐共產國際的中共代表團這個時候提出統一戰線，是否是蘇聯人的主意？若果真如此，這是否是共產國際高層或者直接是蘇聯決策層準備與南京結盟而主動作出的一種誠意表示呢？
右一鮑格莫洛夫
1935年12月中旬，蔣介石授意駐蘇武官鄧文儀和國民黨中委、cc系頭子陳立夫先後前往蘇聯駐華使館會晤蘇聯大使鮑格莫洛夫，一面強調南京政府決心聯蘇的意圖，一面從側面探詢蘇聯政府對中共新政策及國民黨政治解決中共問題的具體意見。陳立夫還特別暗示說，國民黨方面有意派一名中央委員前往莫斯科與各方面進行直接的聯絡，也願意與中共駐莫斯科的代表進行政治接觸。
1935年12月19日，鮑格莫洛夫在得到了莫斯科的指令後，前來拜會蔣介石，帶來了讓蔣介石興奮的消息：蘇聯政府同意與南京政府就軍事互助協定一事進行具體的討論。
鄧文儀
這讓已經在國際社會孤立無助，在國內軍政形勢上焦頭爛額的蔣介石一時間打了興奮劑一般，趁熱打鐵，他立刻又直接提出，請蘇聯協助中國政府實現國家的統一。他竭力表示：只有實現中國的統一才能保證順利地抵抗外國侵略。沒有統一，中國將永遠不會強大。而鮑格莫洛夫的答覆倒是符合了蔣介石的胃口，鮑格莫洛夫反覆講：他同意蔣介石的意見，沒有政治上的統一，中國就不能抵抗外國侵略，因此，蘇聯將支持中國取得統一。
既然莫斯科已有此意，渴望已久的蔣介石當然不會放過這個機會。
1939年12月21日，鄧文儀就奉命急忙地乘蘇輪經海參崴趕往莫斯科。
1939年12月24日，化名李融清的陳立夫，連同國民黨中統首領之一張衝（化名江準南，此次擔任陳立夫的俄文秘書）以新任駐德國大使程天放員的身份，悄悄地轉道歐洲先往柏林，準備一旦時機成熟即前往莫斯科談判兩國間簽訂軍事援助條約的問題。
共產國際執委合影，前排右一王明
1936年元旦過後，鄧文儀抵達莫斯科，他一到莫斯科就立即直接寫信給共產國際執委會秘書處，請其轉交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王明，要求與王明直接會面。但信寄處之後，如石沉大海。
焦急的鄧文儀在莫斯科四處探聽消息，終於，他找到了胡秋原，說起來，也頗為可笑，胡秋原也是被蔣介石所痛恨的原十九路軍流亡將領在香港成立的抗日反蔣組織“中華民族革命同盟”駐莫斯科的代表。老蔣啊，老蔣，在今天很多人還在吹捧，點驗其政治智慧，只是小算盤上的聰明，而在大局上，卻從無建樹。每每使用打一把拉一把的政治宵小手段，往往最後的回報總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離此時最近，將要發生的“西安事變”也是如此）。
蜜月期的拜把子兄弟，蔣介石與張學良
鄧文儀十分清楚駐莫斯科的胡秋原，必定與駐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團有密切聯絡，因而大膽轉託胡秋原向王明說明希望談判的意圖。此舉果然取得成效。
1936年1月11日，胡秋原將鄧文儀代表國民黨想接觸的意向轉達給中共代表團後，王明召集了中共代表團主要核心成員（其親信成員）專門召開了小範圍的會議進行討論。會上多數人雖對國民黨一面大舉圍剿紅軍，一面又秘密派人來莫斯科找共產黨接觸的目的表示懷疑，但仍舊認為有必要與鄧文儀接觸一下，以瞭解其真正的動機。
胡秋原
會議最後決定先派時在莫斯科滯留的潘漢年代表中共代表團出面接觸，因為彼時潘漢年還兼有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外交人民委員會副委員長一職。王明將視潘，鄧接觸結果再行決定是否見鄧文儀。這一決定得到了共產國際領導機關的同意。於是，作為馬前卒，中共資深的紅色特工首領，統戰高手潘漢年出場了。
1936年1月13日晚，潘漢年按約定時間來到胡秋原的寓所，經胡秋原介紹與已經等候在那裡的鄧文儀見了面。經過短皙的寒喧之後，談話馬上轉人正題。
潘漢年
中國歷史上“國共第二次合作”前的最早最隱秘的會談就此拉開了帷幕。談的具體內容是什麼呢，王明和鄧文儀接觸了沒有，談了沒有？下期將主要記錄整理出來，可以知道的是，透過真實檔案看歷史，國民黨蔣介石政府的兩面三刀，食言而肥是一貫如此。
且聽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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