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九一八"事变，短短时间内，中国就丧失了整个东北地区（不仅仅是今天的东三省面积）。全国上下义愤填膺，抗日呼声日甚一日，而蒋介石却在该年的十一月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治主张。并且，其武装力量的精锐部分依然针对的是中共控制的中央苏区及其他根据地。仅就1931年，国民党用兵最重最多的就是针对中央苏区的第二，三次围剿。
只是，蒋介石自以为聪明的依靠国际力量和自身卑躬屈膝妄图和日本侵略者和解，却被一次次的泼了冷水。日本在尝到了东北的“甜头”后，马上进行了扶持傀儡“伪满洲国”（妄图割裂中国领土），和策动华北“自治"双手并举的更大的侵略活动，处处引发事端，逼着南京政府放弃对华北几省的控制权，而他们图谋全中国的狼子野心。而蒋介石政府求爷爷告奶奶，希望西方列强予以干涉，用所谓的“国际公法”来抗衡日本人，可是，由于英、法、美等国丝毫不想与日本闹起冲突，几年下来，日本人是日甚一日的紧逼，蒋介石政府一让再让，从今天的对1931年至1937年的蒋介石的国策历史检讨，实在不是一个有高明政治主张和手段的人，过于反而过于逼仄和狭隘。
三十年代的蒋介石与龙云
而日本的威胁已经不再是蒋介石原本认为的足癣而已，情急之下，蒋介石再度重新想到对日本在东亚扩张而高度紧张的苏联。
国民党和苏联人也是“老朋友”了。说实话，国民党的真正崛起，也是靠着昔日20年代的时候，苏联人的大施援手。那时节一盘散沙的国民党，由于孙中山实行了三民主义“联俄，联共，扶助工农”政策，并且苏联在军事、政治，经济上的全线鼎力相助，终于有能力开始了中国近代史上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此后，蒋介石翻脸比翻书快，发动了“四一二政变”，此举当然与苏联闹翻。
1932年，对日本的无奈以及对日本的警惕，民国政府无奈终于又恢复了外交关系。
1935年10月，鉴于日本对中国华北的觊觎和实际侵占形势，逼着蒋介石明确向苏联驻华大使提出了与苏联结盟的建议。但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国民党与中共的关系。当时的形势是：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及其武装力量核心，中央红军经过长征胜利到达陕北。
1935年11月28日，毛泽东、朱德发表《抗日救国宣言》。
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掀起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九"运动。一向力主武力消灭中共及其武装力量红军的蒋介石，在费尽全国军力，却从来未在军事上彻底解决的情况下，不得不在当年11月，其核心小范围多次讨论之后，在继续围剿堵截红军的同时，定下了政治解决的方针，其基本方式包含以下四点：
1.取消苏维埃政府归顺南京；
2.取消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
3.共产党可以存在，或共产党全部加入国民党；
4.改编后的红军全部开赴内蒙古前线地区驻防抗日。
围剿红军时期的蒋介石右一
（上述四点，可以探看彼时的蒋介石南京政府还是自视过高，却全然不计自己的孤立，以及用尽全国之物力财力军力，却从未能将装备简陋，赤脚草鞋的所谓“赤匪”（红军）剿尽，却是屡屡在最危险的时刻，逃出生天，并且春风吹又生，愈来愈蓬勃之势。这也是他在今后十多年来，与中共角力，说实话，握得一手好牌，却不是一个等量级的对手，败北也是理所当然。没有最后美国人的恩施，连台湾巡抚都做不成。
题外话，我私下猜度，这个四点和中共最高领导人多少年后，批判《水浒传》，是否有历史渊源）
据此，国民党开始谋求通过秘密途径在上海和南京等地寻找中共的关系。但经过数年来的残酷打击，寻找谈何容易，国共之间的信任早就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有血海深仇。所以前后秘密寻找近十天，包括从监狱放出个别中共党人，都未能得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八一宣言
恰与此时，回国述职的驻苏武官邓文仪报告了共产国际机关刊物登出一篇由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团长王明写的主张联合国民党，《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的文章（即今天中共党史上著名的《八一宣言》，彼时还是俄文版）。蒋介石当即要邓文仪把文章找来译成中文，读过之后，其中“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们！一切有爱国天良的军官和士兵兄弟们！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神圣事业的党派和团体的同志们！国民党和蓝衣社中一切有民族意识的热血青年们！一切关心祖国的侨胞们！中国境内一切被压迫民族（蒙、回、韩、藏、苗、瑶、黎、番等)的兄弟们！大家起来！冲破日寇蒋贼的万重压迫，勇敢地：与苏维埃政府和东北各地抗日政府一起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与红军和东北人民革命军及各种反日义勇军一块组织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语句让蒋介石开始猜测，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这个时候提出统一战线，是否是苏联人的主意？若果真如此，这是否是共产国际高层或者直接是苏联决策层准备与南京结盟而主动作出的一种诚意表示呢？
右一鲍格莫洛夫
1935年12月中旬，蒋介石授意驻苏武官邓文仪和国民党中委、cc系头子陈立夫先后前往苏联驻华使馆会晤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一面强调南京政府决心联苏的意图，一面从侧面探询苏联政府对中共新政策及国民党政治解决中共问题的具体意见。陈立夫还特别暗示说，国民党方面有意派一名中央委员前往莫斯科与各方面进行直接的联络，也愿意与中共驻莫斯科的代表进行政治接触。
1935年12月19日，鲍格莫洛夫在得到了莫斯科的指令后，前来拜会蒋介石，带来了让蒋介石兴奋的消息：苏联政府同意与南京政府就军事互助协定一事进行具体的讨论。
邓文仪
这让已经在国际社会孤立无助，在国内军政形势上焦头烂额的蒋介石一时间打了兴奋剂一般，趁热打铁，他立刻又直接提出，请苏联协助中国政府实现国家的统一。他竭力表示：只有实现中国的统一才能保证顺利地抵抗外国侵略。没有统一，中国将永远不会强大。而鲍格莫洛夫的答复倒是符合了蒋介石的胃口，鲍格莫洛夫反复讲：他同意蒋介石的意见，没有政治上的统一，中国就不能抵抗外国侵略，因此，苏联将支持中国取得统一。
既然莫斯科已有此意，渴望已久的蒋介石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1939年12月21日，邓文仪就奉命急忙地乘苏轮经海参崴赶往莫斯科。
1939年12月24日，化名李融清的陈立夫，连同国民党中统首领之一张冲（化名江准南，此次担任陈立夫的俄文秘书）以新任驻德国大使程天放员的身份，悄悄地转道欧洲先往柏林，准备一旦时机成熟即前往莫斯科谈判两国间签订军事援助条约的问题。
共产国际执委合影，前排右一王明
1936年元旦过后，邓文仪抵达莫斯科，他一到莫斯科就立即直接写信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秘书处，请其转交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要求与王明直接会面。但信寄处之后，如石沉大海。
焦急的邓文仪在莫斯科四处探听消息，终于，他找到了胡秋原，说起来，也颇为可笑，胡秋原也是被蒋介石所痛恨的原十九路军流亡将领在香港成立的抗日反蒋组织“中华民族革命同盟”驻莫斯科的代表。老蒋啊，老蒋，在今天很多人还在吹捧，点验其政治智慧，只是小算盘上的聪明，而在大局上，却从无建树。每每使用打一把拉一把的政治宵小手段，往往最后的回报总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离此时最近，将要发生的“西安事变”也是如此）。
蜜月期的拜把子兄弟，蒋介石与张学良
邓文仪十分清楚驻莫斯科的胡秋原，必定与驻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有密切联络，因而大胆转托胡秋原向王明说明希望谈判的意图。此举果然取得成效。
1936年1月11日，胡秋原将邓文仪代表国民党想接触的意向转达给中共代表团后，王明召集了中共代表团主要核心成员（其亲信成员）专门召开了小范围的会议进行讨论。会上多数人虽对国民党一面大举围剿红军，一面又秘密派人来莫斯科找共产党接触的目的表示怀疑，但仍旧认为有必要与邓文仪接触一下，以了解其真正的动机。
胡秋原
会议最后决定先派时在莫斯科滞留的潘汉年代表中共代表团出面接触，因为彼时潘汉年还兼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外交人民委员会副委员长一职。王明将视潘，邓接触结果再行决定是否见邓文仪。这一决定得到了共产国际领导机关的同意。于是，作为马前卒，中共资深的红色特工首领，统战高手潘汉年出场了。
1936年1月13日晚，潘汉年按约定时间来到胡秋原的寓所，经胡秋原介绍与已经等候在那里的邓文仪见了面。经过短皙的寒喧之后，谈话马上转人正题。
潘汉年
中国历史上“国共第二次合作”前的最早最隐秘的会谈就此拉开了帷幕。谈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王明和邓文仪接触了没有，谈了没有？下期将主要记录整理出来，可以知道的是，透过真实档案看历史，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的两面三刀，食言而肥是一贯如此。
且听下回分解。。。
閱讀更多 半杯餿茶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