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筆者觀察，“新文人畫”餘波所及，最受戕害的就是高校教育。何以言之？今日一些高校間也在悄然流行這種“高簡”的畫風了，而學校作為“學院派”教育體系的大本營，理應該以訓練“精工實能”的畫法為主要任務，培養能畫出有分量的大作品的學生才是正業，如果教師由著性子來，滿足於書寫自己那一點小情趣，爭相撮取“筆才一二”的形象入畫，對學生未來的發展恐怕並非幸事。你看，仗著既有的筆墨功夫，興致上來，畫上一棵結三兩個荔枝的樹，點兩隻不知名字的鳥，寬袍大褂一件要有，酒壺松子是標配，掌握了這些——好了，你可以出師了！所謂“又省力又怡情”，剩下的就是怎麼鑽營暴得大名了。看著這些畫，總要想起魯迅1936年寫的一段話：“我們的繪畫，從宋以來就盛行寫意，兩點是眼，不知是長是圓；一畫是鳥，不知是鷹是燕。競尚高簡，變成空虛，這弊病還常見於現在的青年木刻家的作品裡”，這段話對今天不是也頗為適用嗎？
朱新建作品
一個無情的事實是，無論是花鳥圖像還是山水圖像，它們都是古代文人在具體的文化背景下，表達他們文化思想與審美趣味的特定符號，絕非是可以代代傳承相抄的簡單圖式，尤其是進入20世紀，時代已經根本上發生了大的變化。何況，古代無數的藝術大家已經在山水花鳥這兩個領域裡發揮到了極致，留給後人的空間已經沒有多大，也因此，文人畫在古代有著具體的文化針對性，而今日依然簡單重複舊有的藝術程式，已經很不相宜，淪為空殼。
王孟奇作品
所謂“文人”固不是他們反覆表露的那樣。現在人們理解的“文人”一般所指即是擅長文辭的讀書人，但很明顯“文人”在歷史上一直承載了許多許多的東西。“文人”在古時候約等於“讀書人”，讀書主要就是為了當官，因為這是實現自身價值的主要途徑，歷史上留名的人物幾乎沒有例外的，讀書就是期望有一天能“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倘若能在高位上做些治邦安國、救世濟民的大事自然是上上之選，它是古人傳揚後世的主要途徑之一，即“立功”“立德”。倘若仕途不順利，蹭蹬下僚，乃至落魄鄉野間，文人們會感慨懷才不遇、時運不加，但始終不改的是對蒼生的關注對社稷的關注，國家興，會在一定程度上衝淡他對自身遭際不幸的感受，而國家的衰敗則使他切身感到如錐的刺痛，更增加對自身“天涯淪落人”的哀憐之情，但文人的風骨使他們不會就此完全束手，他仍然會在自己的能力範圍之內做出一點什麼來。
假如不能夠在理想的位置上施展自己，那麼何妨在鄉間在下層著書救世呢？抑或是做一個稱職的鄉下塾師？他們有人自覺把自己放逐到了鄉野間，山林裡，在這裡他們自澆塊壘，而又執著向理想的受眾發聲，傳揚自己的主張，這種行為往往表現為“立言”“立德”，一直是中國文化中雖不澎湃卻一直湧動的暗流，其影響不可小覷！胡適曾評梁啟超：“任公為我國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國之思想界。十五年來，吾國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義及世界大勢者，皆梁氏所賜，此百喙所不能誣也。去年武漢革命，所以能一舉而全國響應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勢如破竹耳。使無樑氏之筆，雖有百十孫中山黃克強，豈能成功如此之速耶？”梁啟超從不是什麼叱吒政壇的大人物，但他以其“筆端常帶感情”的凌厲筆力在思想輿論界發揮的作用之大，可說一時無二，這固然是新的歷史時段下長於運用媒介的結果，更是文人勇於承擔的自然反應。
（元）趙孟頫《秀石疏林圖卷》 27.5cmx62.8cm 紙本墨筆 故宮博物院藏
文人固然有閒適恬淡的生活趣味，這是由他們的文化修養和傳統文化在他們身上打下的烙印，是偏於陰性的文化審美，但這遠遠不是他們的全部，在溫柔敦厚的背後焉知不是至大而剛的“怒目金剛”？——那是歷史淬鍊、代代仁人志士不懈傳遞的文人風骨！於是我們看到了仕元的趙孟頫在元遺民群中遭到的冷眼看覷、不能原諒，而他本人也在仕元的精神枷鎖下時時拷問著自己的良心，“一生事事總堪慚”；還有方孝孺，堅守臣子的本分，一臣不仕二主，誓死不肯向篡位登基的明成祖低頭，直斥他敗壞朝綱不忠不孝，其忠良節義感天動地……這些清剛文人的出現說來毫不奇怪，要知道自古以來的讀書士子無不在“修齊治平”的人生理念下砥礪名節，以擔當社稷成就事業為己任，手讀的是聖賢書，心裡銘感的是經史典籍中的古賢箴言，他們所能做的就是身負聖人之道，在日常生活、經國大事中實踐聖賢的教導，貫通經史之道，是進亦憂，退亦憂，自覺把自己放在傳遞道統、政統和文統的鏈條上，把這看做文人的本分事業，概而言之，即是“為生民立心，為萬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豪壯的誓言，正是文人們的最高指南，何嘗有半分閒雅恬適的味道？它迴盪在天地之間，呼籲文人們去做一個大寫的人。如此說來，“道德文章”四字才是“文人”的整體內涵，而“文人畫”可以看做是他們在“立功、立德、立言”之外的餘事了。
（明） 徐渭 《黃甲圖》114.6cm x 29.7cm 紙本墨筆 故宮博物院藏
從畫史上來看，徐渭在螃蟹圖（《黃甲圖》）中自題：“兀然有物氣豪粗，莫問年來珠有無。養就孤標人不識，時來黃甲自傳臚”，以此譏刺胸無點墨的人一旦得勢便橫行無忌的醜態，這樣的立意毫無溫良恭謙讓之意，也是文人畫，而“文人畫”的開創者蘇東坡本人不就是胸中鬱郁盤盤的代表人嗎？他借枯木槎枒的竹石題材寫胸中的不如意，寫出一腔的“不合時宜”，還有那狂放不羈的陳洪綬，畫《歸去來辭圖》勸阻朋友周亮工不要出仕清廷，“解印”一節中陶淵明不屑為五斗米折腰的神態和題詞：“餬口而來，折腰而去，亂世之出處。”鮮明地表現了他干預現實的政治態度，這當然也屬於文人畫的範疇之內啊。如此說來，“文人畫”從一開始就有壯懷激烈、憤激的一面，而“新文人畫”總是展現的一幅溫軟面孔至少是不確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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