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中蘇格拉底通過與人對話(也實質加入了辯論成分)，在關於正義到底是什麼，什麼是好的政治形式等一系列問題上進行了深入探索。值得注意的事是，幾乎每次對話有所得時，他都會將功勞談話對方，雖然明眼之人都能看出，那些結論幾乎就是他早已想好的，只不過這討論是一種說服對方的手段。如果這就是我們要得出的結論，那麼這結論似乎有那麼一點淺薄。
我們能否可以猜測，他認為真理可以靠不盲從，而是通過任何人相互間的討論而得以證明，並得以傳達呢?如果是這樣，那麼這幾乎是哲學將“真理”直接從宗教教義中單獨提取出來的空前作法。為何這麼說呢?因為宗教中總是有那麼一個至高的權威以及若干的先知們在你恰要產生疑問的時候，適時地等在那裡，拿著榔頭敲你一下，要不就是玩殺雞給猴看的把戲。在蘇格拉底看來這實質上已經破壞了公平，以一個不平等的規定否定了人性而絕對強調了權威。他採用對話方式意即不通過權威，人也能證明真理的存在。這豈不是王陽明的:聖人之道，吾性自足?二人能不能比，另說！
這大概也是他有意不居功，不強調自我主張這種形式，而是突出討論對話的方式的意圖所在，實質上也內在地規定了認識論要歸於方法論的內涵。即使他不認為討論是追求真理的最佳方法，至少對於這個問題他保持了緘默。
我們可以在他的徒孫亞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學》中得到進一步證明。亞里士多德直接給上帝以重新定義，我們不禁感概深埋那叛逆種子的人原來早在八十年前。
我們也可以推測，是否是因為某些原因，蘇格拉底為了闡明並傳達自己的主張，不得以而採用這種形式。因為正如文中所言，哲學家在那個時代被稱作怪人，他本人即被列為之一。在這樣的社會整體認識下，怪人要用聖人的口吻說話，其效果應該不如作為常人，甚至就像他自我標榜的愚人來的更具策略性。他利用了人性中那自負的一面，先屈身再抬頭，並最終讓對方心服。我們也可以猜想，由於他的策略，並通過徒弟柏拉圖的努力，將侷限於一天之中，若干幾人的對話出版，避免了“言而無文，行之不遠”的命運，使他本人在歷史上非以狡黠善辯出名，而更以高尚的理想之國與正義的智慧著稱於世，而這其中又以他的甘於赴死的結局，向世人證明追求真理本身已超越生死。證明真理價值的同時，也證明真正哲學家的無畏與價值尊嚴。顯然歷史證明了這個辦法是奏效的，這一點從分別比他小四十多歲和八十多歲的徒弟徒孫的命運上已然折射了出來。同時一併拯救了後世的這幫“閒人”備受詬病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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