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萨默赛特·毛姆（1874-1965),英国著名小说家，一生创作颇丰，包括至少四部长篇小说，三十多部戏剧，一百多篇短篇小说，以及多篇游记，随笔，散文，回忆录等，被公认为“二十世纪用英语写作的最为流行的作家之一”。
但毛姆和同时代作家不同之处在于他极具有异国情调，他的很多作品都取材于他旅行时的所见所闻。毛姆在《十部小说及其作者)中写道：“一个作家写出什么样的书来，取决于他是什么样的人，因此有理由去了解他个人历史中的有关事迹。”，因此，我们从毛姆的英法文化养成和东方见闻两方面来分析探讨毛姆小说创作中东西文化视角的形成原因。
英法生活经历与文化积淀
1874年1月25日毛姆诞生在巴黎的英国使馆内，父亲是律师，母亲是家世显赫的贵族后代。毛姆的母亲是个很善于交际的女子，经常在家里举办小型沙龙活动，那种自由，恬淡，自然的生活环境给他的童年留下了美好深刻印象。他一生头十个年头都是和母亲在法国生活，他十二岁以前，法语一度比英语说得好。
不过好景不长，母亲在他八岁时死于肺痨病，这对毛姆来讲是个沉重打击。“八岁丧母使毛姆的一生忧伤不已。如果说有些人的一生中有‘原罪’，毛姆的一生是有原伤的，他承认，他的这一心灵创伤永远没有愈合。”
毛姆对母亲的感情很深，还没来得及享受母爱就早早失掉母亲，母亲的去世一直是毛姆心底无法愈合的伤痛，以后多年的早晨每次醒来总以为又回到母亲身旁。所以法国存有母亲生前的影子，毛姆对法国生活和文化的深情部分源于对母亲的追忆，在法国的那段时同是他一生最快乐的时光。
接着在母亲去世的第二年，父亲也因胃癌与世长辞。当时年仅十岁的他在1884年远渡重洋跨越英吉利海峡来到了叔父家，与叔婶一起开始了新的生活。
毛姆在他出生到十岁那年，一直都在法国生活，接受法国文化，毛姆推崇法国文学，与文学的初次接触就是阅读法国古典文学作家拉封丹的寓言，后来他又大量阅读了福楼拜和莫泊桑的作品，并且一直是巴尔扎克的忠实力挺者，从毛姆作品中很容易找到巴尔扎克的影子，《刀锋》中曾几次运用巴尔扎克把石子投入河水中的比喻，对于巴尔扎克作品中的人物，也了如指掌。
但是，成年之后在英国的生活又使他对英国的文化耳濡目染，必须要“人乡随俗”，英国的绅士文化准则，道德礼仪之规又时刻提醒着毛姆的言行符合上流社会的习俗。
所以毛姆兼具英国和法国两种血统两种文化，这两种文化传统对他的影响互相交织。错综汇合。正如毛姆在他的随笔中写道；“没想到我在法国出生。给我灌输了两种生活方式，两种自由和两种观点，使得我总是不能用我的这—个或那一个民族的本能和偏见来完全表现—个自我。英法的生长经历。生活背景和深层次的文化积淀使我们看到了两个不同的毛姆。
东方异域的吸引与思想取经
毛姆很喜欢旅行，他数次去西班牙及意大利游历，还前往美国，欧洲，北非等数十年之久，他的足迹遍布南太平洋，中国，日本，印度及东南亚等地，但是访遍千山万水，他最喜欢东方，在他的住宅客厅里还摆放着中国的观世音菩萨，特别是他将东方风物，东方文化，故事传说都写进他的小说中。
毛姆与中国结缘是在1920年，在停留的四个月中访遍了中国有名的内陆名川古迹。此行后他写下了戏剧《苏伊士之东》，散文集《在中国的画屏上》和以香港为描写背景的长篇小说《彩色的面纱》。
在他看来，中国是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国度，陌生而又富有吸引力。他的这次旅行“沿着水路从沿海深入到西南内地，他对中国乡村的景致有种发自内心的喜爱。那些美妙的山川景色就像山水画一样让他激动。正如他所写的那样，“山坡和谷地，树林和河流，都有着一种仙境般的神奇”。
毛姆特别偏爱中国的古典文化，赞赏中国古典文化中的平和自然，人与自然合一的精神。在他心中，中国的形象始终是古典的，是慢慢消失在夜色中的东方神秘。他来到中国时，正赶上五四运动后不久，毛姆眼里的这次中国“文化浩劫”。既是对中国传统文明的喜好，也是对西方文明的疑惑与怀疑。毛姆欣赏中国的文化，对中国的古韵一直抱有理想崇拜的色彩，因此他在中国游历期间还毕恭毕敬地拜访了中国的旧派人物辜鸿铭，毛姆洗耳恭听辜鸿铭针对西方文化的抨击言论并一字不漏地记录下来，敬仰频频。
除了文化上的吸引，毛姆还接受了中国的道家思想，他的这种演化吸收的庄子“无为”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到毛姆。毛姆在《月亮与六便士》中刻画了一位跨越任何道德和责任的艺术家斯特里克兰德，斯特里克兰德抛弃了家庭和体面的社会工作全心去巴黎实现他的艺术之梦，尽管受到世俗社会的强烈鄙视。但最终却创作了不朽的杰作。
毛姆对庄子的思想很熟悉，甚至能熟练地运用《庄子》中的典故。在描写到中国的苦力车夫时引用《庄子·齐物论>的一段话来表达他对底层的同情和怜悯：“终身役役而不见其功，荼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这大概是毛姆对庄子思想的深刻体悟。
毛姆的作品大都思考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出路在哪里。他小说中的人物往往都是在西方心灵受挫后，开始迷惘，然后踏上东方之旅，去寻找可以让人安心的寄托。毛姆以西方人的眼睛观察着不同于西方的异域地区，东方的见闻扩大了毛姆的视野，也打开了他思考人生意义的大门。
因此，毛姆转向了东方，研究中国的宗教，他曾一度在理智上和感情上接受佛教的灵魂转世说，灵魂转世说恰好能帮助毛姆思考困扰他已久的关于“恶”的存在问题，毛姆毕生苦读玄学，在他的哲学思想里，一直将善理解为至高无上的品德，尽管这些东方宗教最终都没能使毛姆个人完全信服，但毛姆从中吸取了有利营养成分。最终糅合成自己独有的富含中西合璧观念的自由观和哲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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