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期刊刊登論文時都要求作者在“作者簡介”中寫上研究方向。至於研究方向怎樣寫，不管對於作者還是對於期刊，似乎顯得無足輕重。情況真是這樣嗎？
原文 ：《研究方向無足輕重嗎》
作者 |揚州大學教授 周領順 吉林大學講師 王峰
圖片 |網絡
研究方向與研究領域的關係
研究方向顯示的是最能表現研究者研究特色的具體領域。至於該有多麼具體，就要看怎麼表達才最能表現研究者的研究特色了。並且，研究方向是動態的。因此，相對於“研究領域”而言，“研究方向”更加具體，也更能表現個人的研究特色。
形象地說，如果“研究領域”是一個大蛋糕，那麼“研究方向”就是這個大蛋糕中被切割出來的、有特色的一個小塊。
先以翻譯研究領域為例。在翻譯學還沒有成為一個獨立的學科時，研究者把自己的研究方向寫成“翻譯理論與實踐”的居多。而當翻譯學成為一個獨立的學科時，就有研究者把研究方向寫成“翻譯學”或“翻譯研究”。但隨著翻譯學學科的細密化，如果繼續這樣標註，就顯得大而泛，表現不出個人研究的特色。此時，“翻譯學”又成為一個“研究領域”，而“翻譯批評”“翻譯史”等則是一個個的“研究方向”。如今，“翻譯批評”又細化出了“譯者行為批評”，“翻譯史”更可以具體化為“佛經翻譯史”“科技翻譯史”“翻譯教育史”等。
再以外國文學研究領域為例。如果把“研究方向”寫成“美國文學”就難以體現研究特色，或許寫成“海明威研究”，甚至更加具體的“海明威‘冰山’風格研究”等，才是真正屬於自己的“研究方向”。
國外一些期刊讓作者詳細介紹的是個人的“研究領域”（Fields），和我們的期刊“研究方向”陳述的方式雖然比較一致，卻不該相同，畢竟我們表述為“研究方向”，就應該按照真正的方向去表述。有的研究者在“研究方向”後堆砌的是數個獨立而寬泛的研究領域之名，這是研究方向不夠鮮明的表現。
研究方向與學派發展的關係
作者甚至期刊當有了“方向”意識之時，才真正有了特色意識和創新意識。而當一個“方向”真正成“氣候”之時，一個學派就可能誕生了，這是“方向”意識產生的“學派”結果。
學術界在提到西方同行的成果時，會習慣地以其所在的學校、城市甚至國家為名，冠以學派之稱。比如文學有“耶魯學派”等，語言學有“悉尼學派”等，翻譯學有“德國學派”等。
形成這些學派的主要原因是，在這個地理區域聚集著一大批研究方向切近、研究問題相通的學者。儘管他們在內部可能存在一些觀點分歧或術語差異，但在學術界已經形成了旗幟鮮明的特色，不管是在學派內部還是在學派外部，都能夠“立名”。
“中國學派”不是宏大的概念，而是一個以研究方向為共核的漸進過程：可以是“視角”（Perspective），也可以是“理論”（Theory），最後形成的才是“學派”（School）。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近代著名社會學家吳文藻先生帶領他的學生費孝通、林耀華、許烺光、田汝康等，建立社會科學工作站，調查研究中國鄉村問題；再加上之前梁漱溟、晏陽初等人興建“鄉農學校”、改造鄉土中國的“鄉村建設”運動，因此形成了一個在國際上別具中國特色的社會學人類學的“中國學派”。
梁漱溟與勉仁文學院教師留影於重慶北碚北溫泉（1948年）
按照王紹光的觀點，“中國學派”的含義可以分為五個層面。第一個層面是“中國人有了自己的看法”；第二個層面是“中國人有了自己獨特的看法”；第三個層面是“中國人開始形成系統的獨特看法”；第四個層面是“中國人形成了成系統的、獨特的、統一的看法”；第五個層面是“獨特的、成系統的、統一的、同時又被別人承認的‘中國學派’”。
中國學者要進入國際學術研究前沿，進而在某些領域引導國際學術的發展走向，就必須懷抱強烈的學派意識。我們加快構建中國的學術話語體系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正是在於，中國人思考中國問題、分析世界大勢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不能簡單地被他者塑造而失卻自己的主體性，不能陷入“跟著說”的迷局而失卻了表達自我、提出新見的意識和能力。學術的真正成熟總是與其逐漸擺脫學徒狀態並取得自律性步調相一致的。
研究方向與期刊發展的關係
成熟的學術期刊都有其獨到的學術品味和穩定的辦刊宗旨。
一方面，期刊的辦刊宗旨能夠吸引學科領域的學者，形成作者群，反映領域內的最新研究水平；另一方面，新的研究方向和研究領域也能幫助期刊修訂和建立品牌欄目，甚至催生新的刊物，對於青年學者起到引領示範的作用。
以翻譯研究為例，國際翻譯研究旗艦期刊Target最初是上世紀八十年代由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Gideon Toury教授和魯汶大學José Lambert教授共同創建的，他們有共同的研究方向，即比較文學翻譯研究。他們一邊著書立說，一邊培養博士生，壯大研究隊伍，最終發展建立了描寫譯學理論。這期間，Target與描寫譯學理論共同成長，形成了不同於其他翻譯學期刊的獨特學術面貌，並促成了翻譯研究界流行的“文化轉向”和“社會轉向”等新的理論動態。時下隨著認知科學的興起，翻譯研究界又呈現出“認知轉向”，於是2018年，本傑明出版社又推出了Translation, Cognition & Behavior這一期刊來順應這一研究趨勢。因此，“學科轉向”並不一定是學科本身發生了突變，否定了既往的研究成果和思路，而是衍生出新的研究方向。
在這樣的背景下，研究者的研究方向可能越來越細化，研究分工越來越明晰，這是一個學科發展與成熟的體現。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695期第5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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