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蜷廬隨筆》中記載了翁同龢的一句名言：“正好藉此機會讓他（李鴻章）到戰場上試試，看他到底怎麼樣，將來就會有整頓他的餘地了。”翁的話讓人毛骨悚然，這已不是是否主戰的問題了。
在主戰的背後，身為軍機大臣的翁同龢，於中日交戰之際，不顧國家安危，挾嫌報復，以私害公。對此《中國近代史上的關鍵人物》一書為其立傳時論道：“他因與李鴻章之間久懷宿怨屢謀報復，李鴻章不欲戰而迫其戰，在他看來正是挫抑之而困頓之的良好機會，又豈能放過？至於萬一試而不效，淮軍挫敗，私怨雖報而國事已壞，則就不是翁同龢所著急的問題了。”可翁同龢為什麼要整治李鴻章？
在《走向共和》中，光緒皇帝也對翁同龢說：“朕知道當年因李鴻章彈劾令兄翁同書一事，你們結下宿怨。但你們都是朝廷的股肱之臣，總要和衷共濟才好，千萬不可因私而廢公。“大臣之間有私人恩怨非常平常，但是要皇帝親自開口點明勸和，可見矛盾之深。那麼他們之間為什麼會有這麼深的矛盾呢？
他們二人，是由於太平天國戰爭中的一樁恩怨，結下了樑子。翁同龢與李鴻章有父死兄徙的大仇。
當年剿長毛賊時，翁同龢的哥哥翁同書任安徽巡撫，於定遠之役臨陣脫逃，棄城溜走。李鴻章令其戴罪立功。
咸豐十年，壽州被太平軍英王陳玉成所攻，幸虧當地團練的竭力抵禦，太平軍才得以離去。但城內團練首領孫家泰、蒙時中、徐立壯等與城外的團練首領苗沛霖互相仇殺，苗因此叛變，糾眾圍攻壽州，縱兵四擾。清政府認為苗沛霖的部隊向來彪悍，真是反叛了，危害比太平軍還要大，因此密令翁同書想轍擺平這件事。
翁同書知道前任安徽按察使張學醇和苗沛霖很熟悉，於是就讓他前去勸降。苗表面上答應，並提出兩點建議：一是清政府應當饒恕自己的罪行；二是殺孫家泰、蒙時中並把首級交付他祭靈以雪恥，翁同書答應照辦。孫家泰聽後自殺，蒙時中則被翁同龢抓來殺了。兩人的首級一起交給了苗沛霖。卻不料這不過是苗借刀殺人的藉口而已，他並無投降的心思，首級交付以後，叛逆如初。
於是，曾國藩本來就因翁同書在定遠失守之時棄城逃走，有愧封疆大吏的守土之責，極為憤慨，現在又對苗沛霖的處置失當，以致激成大變，忍無可忍，上書彈劾。曾國藩文采一般，想寫卻難於措辭。何況，翁同書又是大學士翁心存之子，翁心存是帝師，究竟如何措辭，才能使皇上破除情面，依法嚴懲，實在很費躊躇。
曾國藩便讓李鴻章幫著寫，結果拿來一看，連呼精彩。不但文意極為周密，其中更有一段極為鋒芒內斂、暗藏殺機的文字，說：“臣職分所在，例應糾參，不敢因翁同書門第鼎盛，瞻顧遷就。”這段話的立場如此方剛嚴正，使皇上不好意思包庇了。無奈，朝廷只好判了翁同書個“斬監候”，也就是死緩。翁父聽到後，一口氣沒緩過來，蹬腿西去。朝廷藉著翁父翹了辮子的機會，順水推舟以眷念師傅的名義，將翁同書的斬刑改判充軍新疆。父死兄徙，對於翁同龢來說，一個好好的家卻因李鴻章的一紙彈劾而弄得如此淒涼，此仇怎能不報？李鴻章也許沒有想到以後自己的不幸遭遇與它緊密相關。果然，甲午一戰，翁同龢藉機傾陷，終使這位老臣敗走麥城，簽下了恥辱的《馬關條約》，戴上了賣國賊的帽子。
甲午戰敗，李鴻章簽訂《馬關條約》，人人恨之。“七十老翁，蒙漢奸之惡名，幾有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之勢。”剛開始，李還有太后的保護傘，而此時，翁同龢卻帶領一夥人不斷進攻。此時的李鴻章官無翁大，面對翁同龢的排擠和非難，只能硬挺著。由此可見翁同龢的心胸狹隘，睚眥必報。
吳勇的《庚子西狩叢談》一書中，載有翁李仇隙的掌故：李鴻章因為庚子事件又一次背上賣國賊的罵名賦閒在家時，翁同龢派袁世凱試圖說服他撂挑子不幹，從而空下大學士的位子給自己，當即被李鴻章罵了出去，李並表示自己一息尚存，翁同龢就不要指望。從而使得翁成不了真正的宰相。這算是李給翁的一個小小的報復吧。由此可見翁李仇隙之深與李鴻章對翁同龢的憤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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