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宇霆為澳新銀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
在筆者看來，當前這場中美貿易戰,並非純粹的貿易紛爭,更多的是反映以美元為本位的國際貨幣制度的矛盾，即美國可以無限量發鈔，長期以信貸度日，支付連年的貿易逆差。 中美兩國目前的角力仍然專注在貿易層面上,這隻能緩解兩國在進出口層面上的一些磨擦。唯有從根本上改變這個美元化的世界，推動人民幣國際化，才可以解決全球經濟失衡的狀態。
過去數月，中美貿易關係惡化成為全球經濟的焦點。從特朗普政府提出對光伏、洗衣機等產品徵收關稅,提升至利用301條款制裁中國價值500億美元的進口產品,再加上禁止美國企業與中興通訊進行商業交易，這些不但反映了美國政府企圖以粗暴的方式解決美中長期貿易赤字的問題，更被認為是美國對中國在科技領域崛起所做出的策略性攻擊。
近期兩國的互動包括兩國領導層互訪，中國同意加大進口美國商品，加強保護知識產權，保持雙方積極溝通等，為這場激烈的中美貿易爭端帶來一點降溫。然而，在雙方的聯合聲明中，並沒有為中興通訊事件著墨。由於世界各國對美國製裁伊朗的政策怨聲載道，美國可能不得不重新檢討有關對伊朗及朝鮮的政策。鑑於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搖擺不定，美國處理中興事件的過程及判決也可能隨時改變。
其實，這場中美貿易戰不只是進出口層面的問題，更多的是兩國在全球貨幣系統中不平衡的表徵，因此，單從貿易政策上處理問題並不能解決這個深層次的矛盾。雖然中美之間的爭端似乎出現轉機，但要真正改變兩國的經濟關係，更需要在貨幣系統上解決支持美國長期貿易赤字的根源問題，以及為各國央行（包括中國在內）外匯儲備管理上去美元化提供出路。
首先，我們要理解為何美國可以長期出現貿易赤字。一個國家能夠長期購買超過自己出口的商品，是因為他有能力長期借貸。例如，美國長期對中國出現貿易逆差，同期中國持有美國國債年年上升，最新的餘額數字為1.2萬億美元。美國人享受中國工人制造價廉物美的產品，卻沒有想到拖欠中國大量的貸款。中國是美國消費者長期的店長，同時也是其長期的債主。
下一個問題是，為什麼美元可以作為國際儲備貨幣？這個課題在學術上已經有很多解釋。例如，一般經濟學的解釋是由於網絡外部效應（Network externalities）所致，各國使用美元成本越來越低，網絡效應越來越大，已經流行的貨幣只會更加流行。既然很多國家已經使用美元作為支付貨幣，其他國家也就同樣使用美元支付貿易，並且購買美國金融機構發行的各種金融產品，以及美國政府發行的主權債務。美元也就順理成章地成為國際儲備貨幣。
另一種解釋源於地緣政治，也是金融市場流行的說法。二戰之後美國在軍事上已經取得優勢，特別是在中東地區，美軍保護了重要的石油資源。 1971年，當美國放棄金本位之後，美元大幅波動，1974年尼克松政府與沙特阿拉伯達成協議，限制沙特只能以美元作為石油出口的交易貨幣，以此換取美國提供軍事上的保護， 沙特央行也從此選擇讓本幣與美元掛鉤這種匯率制度。這就是市場上所謂的石油美元(Petrodollar)理論。按照這種解釋，美元不單只是一種石油貨幣，也是一種軍事貨幣（Armadollar）。
無論是哪一種解釋，美元目前仍然是一種主要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相當穩固，這是不爭的事實。既然是這樣，美國在根本上並不能依靠貿易政策解決自身的貿易矛盾，在學術上名為“特里芬悖論（Triffin Dilemma）”。再加上美國經濟發展已經相當成熟，人均收入相對較高，生活方式不能倒退，一般家庭不能接受沒有後花園的洋房大屋，這些都是美國經濟自身的深層次問題。
與此同時，中國經濟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選擇改革開放政策，其大量的勞動人口資源進一步加劇了美國以更低成本的方式大量購入中國產品的情況，這種情況跟美國管理中東石油資源的情況類似。最大的分別是，由於政治思想上的分歧，美國與中國從來都不是真正的盟友，中國也不需要美國提供軍事保護。於是，貿易磨擦就更容易產生了。
進口關稅只能影響價格，即扭曲進出口貨品的相對價格，但卻不能全面降低美國的購買力。要解決中美貿易不平衡的問題，需要在美國長期借款能力的問題上做出根本性的改變，這就涉及到美元作為世界儲備貨幣地位的問題。美國人需要知道，買東西是需要付款的，借款需要還款，還款是需要努力工作的，不能靠央媽買單。
其實，中國這個世界工廠也是協助美國借貸度日的其中一個推手。中國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開放一次性地為世界經濟提供大量的勞動資源。這種情況有點像在歐洲發現北海油田一樣，相關的國家在短時間內累積大量的財富，需要通過以主權基金的方式為資金尋找出路。成熟的美元資產，便成為這些國家資源的投資對象。中國的外管局，也是在國際投資界中的主權基金，也是美元資產活躍的投資者。
人民幣國際化正是解決這個深層次矛盾的良方。更準確的是，世界各國必須改變以美元作為主要國際儲備貨幣的這種習慣以及信念，正本清源，迴歸基本面，以真實的資產作為印發鈔票的基礎。既然美元當初成為國際儲備貨幣源於大家對於她購買力的信任，也就是她的儲備功能，中國也需要在推進人民幣成為國際儲備貨幣的問題上更加積極，使世界更多央行以及主權基金甚至是金融機構減少持有美元資產。
假如中國減少購買美元國債，這並不應被視為對特朗普政府政策的一種報復手段，而應被該視為改變美元作為主要國際儲備貨幣的一種行動。事實上，不少國際大型基金的操盤者多次向筆者提出，美元在他們眼中是一種結構性的弱勢貨幣。我們每年偶爾會見到美元升值，但是都是週期性的。美國國債收益率在過去30多年長期下降，說明美國的生產力以及通脹長期下滑，在趨勢上，美元資產並不能提供令人滿意的收益。過去二、三十年，不少保險公司及養老基金都出現收益不足的負利差問題，就是美元固定收益資產收益率不斷下降所造成的惡果。
如果美元不再是國際上的主要基礎貨幣，儲備貨幣功能降低，美元應該出現長期貶值、長期債券收益率上升的情況。這種現象，是新興市場面對金融危機的典型表現。美元貶值，會減少美國的進口購買力卻同時增加其出口的競爭力，幫助美國實現進出口平衡。另外，長期利率上升，也會提高美國的總體儲蓄率，減少美國的過度消費，進而減少進口，幫助減少貿易逆差。
至於中國，隨著人均收入的上升，進口消費品的數量必然增加。居民工資增加，也就意味著出口產品的成本上升，由於美元長期弱勢，人民幣兌美元升值，出口競爭力也將下降。這樣的發展，就是對過去全球經濟失衡的狀態作出修復，從根本上解決中美兩國根深蒂固的矛盾。
現在的問題是如何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削弱美元的國際地位呢？經過過去六、七年的推動，人民幣已經基本上成為在全球匯率市場相當活躍的一種投資貨幣。但是，在國際貿易的層面，人民幣的滲透率仍然相當低。另外，雖然很多國家的央行已經開始持有少量的人民幣資產作為外匯儲備的一部份，而且已經跟中國人民銀行簽定了貨幣互換協議，但是，人民幣資產在全球的份額仍然相當之低，美元仍然被市場視為無風險貨幣（risk free），如果要人民幣要與美元看齊，這個目標仍然很遠。
中國也應該在國際層面上推動世界各國發展新型外匯儲備系統，改變美元一元獨大這個不正常現象。當然，IMF的SDR是一種選擇，但擴大這個籃子更能體現真正國際貿易上的權重。事實上，中國目前利用CFETS一籃子作為人民幣匯率的基礎，這種做法極具參考價值。雖然國內外匯市場超過96%的交易仍然是人民幣兌美元（2018年5月，即期），加強其他貨幣在國內市場的流通，有利於發展一籃子貨幣的相關產品。
今年，上海期貨交易所已經推出了人民幣計價的原油期貨，而大連商品交易所也開放外資參與。今年六月，國際資本市場通用的MSCI新興市場指數將會納入中國的A股。下一步，我們將會關注在固定收益產品市場流行的指數（例如JP Morgan EMBI等債券指數）何時把中國的固定收益資產納入其中。這些發展具備相當的突破性，可以增加人民幣資產的國際地位以及流通性。
更重要的是，如果中國的金融政策變得更加開放，透明度更高，將會提高國際投資者持有中國資產的信心，進而提升人民幣相對美元的國際地位。只有這樣，美國聯儲局才有可能不再成為美國進口的提款機，美國的貿易赤字才能減少，中美兩國的經濟關係才能達到真正的平衡。相反，如果這個貨幣矛盾得不到解決，中美貿易張力只會永遠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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