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600至前300年间，世界文明史上曾经出现过一个学术思想异常活跃、文化成就异彩纷呈的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发生的地区大概是在北纬30度上下,就是北纬25度至35度区间。这段时期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前后数百年间，世上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启迪人类思想的智者圣人。
在轴心时代里，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老子……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而且更重要的是，虽然中国、印度、中东和希腊之间有千山万水的阻隔，但它们在轴心时代的文化却有很多相通的地方。这几个地方的人们开始用理智的方法、道德的方式来面对这个世界，同时也产生了宗教。它们是对原始文化的超越和突破。而超越和突破的不同类型决定了今天西方、印度、中国、伊斯兰不同的文化形态。
为什么人类在不同地域，几乎同时取得重大文化成就？如何来认识这一历史现象？半个多世纪以来，国内外学者不断就此展开热烈的讨论。其中尤以德国学者Ｋ．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提出的“轴心时代”理论影响最大。
他认为：世界各个区域的文明经过早期发展之后，形成了三大古典文化中心，即中国、印度、希腊。这三个地区分别发生了非同寻常的文化事件，出现了非凡的文化人物。在中国，孔子、孟子、老子、墨子以及其他诸位思想家、哲学家相继出现；在印度，婆罗门教的经典《奥义书》等问世，佛教、耆那教等开始创立；在波斯，相传琐罗亚斯德创立祆教（拜火教）；在今天的巴勒斯坦等地，犹太教先知四处游走，传经布道；在小亚细亚和希腊，更是贤哲辈出，先有荷马、赫西俄德，后有所谓以泰勒斯为首的“希腊七贤”，继而出现了巴门尼德、希罗多德、赫拉克利特、修昔底德、苏格拉底、德谟克里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阿基米德等等。这是当时世界上文化最发达的三个中心，人类都非常相似地开始意识到自身作为整体的存在，也意识到自身的局限。人类至今依然存在的世界几大文化模式几乎同时得以确立。
根据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可想而知，精神世界的飞跃必然与社会变革密切相关，而这些地方恰恰是出现了类似的社会背景。这段数百年的“轴心时代”的始末，见证了这几个地方有部族-城市-城邦-小国-争霸-帝国的发展历史。中国自西周建立，到春秋战国，正是如此，经历了城市形成，小国林立到各国争霸的局面，这一段时间，思想相当活跃，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壮观局面。
人类文明在这一时期同时在不同区域取得如此突破性的成就，这首先得益于人类生产力的明显进步，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离，相当一部分人可以专门从事脑力劳动。铁器的普遍使用是“轴心时代”生产力发展的突出标志。同时，经济的发展和铁制兵器的使用，也扩大了古代战争的规模，拓展了人类活动的区域和范围，进而开阔了人类了解、观察、认识客观世界的视野，提高了人类认识世界的能力。东西方思想家们在这一时期把人类零散朦胧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也是更高的阶段。
其次得益于人类自身关系的解放。早期国家的建立和发展过程，实际上是对原始社会血缘部落关系不断扬弃和否定的过程。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早期国家的组织结构中，总是或多或少地带有氏族部落制度的残余。如古代印度有王国和共和国两种形式。在古代中国，从商代直到春秋时期，宗族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重要性。氏族部落等血缘组织，曾经使人得到某种保护或依靠，同时它又是对人的一种束缚。随着血缘关系的削弱和解体，于是，一个人存在的价值，开始可以而且必须由自己来决定。这无疑大大激发了人们潜在的创造力和思考力。
其三则得益社会矛盾与斗争现实所激发的人类潜能的发挥。在世界三大古典文化中心所在地，都曾经出现过邦国林立、百家争鸣的时代。在印度，摩揭陀、乔萨罗等邦长期争夺霸权；在希腊，斯巴达、雅典等邦在陆上、海上争夺霸权的斗争此起彼伏，时断时续；在中国，春秋五霸争雄，战国七雄兼并；与此同时，诸邦内部各种社会集团之间矛盾错综复杂，争权夺利斗争时隐时现。很多斗争结局不明，鹿死谁手尚难预料，各国统治者和各种社会集团都力图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借助一切可为己用的因素去谋求胜利。在希腊，学者们普遍都有讲学自由，在印度和中国，思想家带领弟子周游列国，而统治者通常不拒绝游说之士。这是引发人的潜力的外在环境。
“轴心时代”的人类文明精神获得了重大突破，至今都无法超越，未来也不可能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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