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1975年5月1日到廊坊师专正式报到的，从此，和它有了一生的不解之缘，不了之情。
此前，我一直在河北香河中学工作，做语文老师。课教得不错，学生喜欢，在当地教育界，也算是小有名气。“文革”期间，也因此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后来，又有“反革命头子”等罪名，无数次被押出去，游街，批斗，殴打。肉体的苦痛不说，心灵上的创伤，更为深巨。1958年，我从上海第一师范学院毕业，当时完全可以留在上海，但像那个时代的好多年轻人一样，因为对人生抱着一种理想主义的冲动，愿意献身农村教育，所以到了这里。没想到，十多年下来，会是这样的结果。内心非常灰冷。等风暴有所平缓，我萌生了去意。
往廊坊师专调动工作，中间发生了一些阻力，拖了半年多，最后还是办成了。这里面，要感谢许多师友，比如当时的廊坊地区教育局长陈浩山（前香河中学校长），廊坊师专党委书记张明文（前香河县委书记），还有廊坊师专中文系的隋文昭先生（后调入天津师范大学）等等，人太多，不一一细说了。
因为是中学教师出身，一开始到廊坊师专，不免要受歧视。那时所有课都有老师在讲，我只能是打打杂，上一点临时课。后来定我在现代文学教研组任教。“文革”期间，无书可看，我把唯一能看的《鲁迅全集》，反反复复看了多遍，自认为有心得。但只讲了二次课，四平师范学院的李景彬先生调来了，我也只好让贤。在这样的景况里，我把大量的时间花在资料整理和研究工作上，编了十几种教材，比如《鲁迅作品教学参考资料》、《文学体裁常识与写作》、《现代作家小传》等等。那时候，这类教材比较稀缺，因此很受欢迎，在同类院校中有着不小的影响力。
右一为汤吉夫先生
这时期，我也开始了小说创作。这是那个时代的大潮使然，许多年轻的或者不再年轻的人，都憋着一股劲儿，做着文学的梦。记得曾和同事苗雨时先生相约以一年为期，他写诗，我写小说。写出来了，就全力去搞创作。写不出来，就专心于教书治学。苗雨时先生后来虽然没有继续诗歌创作，但是成了河北省卓有建树的诗歌评论家。我写小说，渐渐开辟出了一块自己的天地。1980年这一年，我在写作上尤其如春帆高挂，顺风顺水，竟然一口气连发了十三篇小说，成了河北作家里写作态势最强劲的一个。拙作如《老涩外传》，不只在《上海文学》发的头条，《小说月报》、《文艺报》等，也纷纷予以转载或推介。也是在这一年，我被任命为中文系主任。廊坊师专第一批定讲师，我是中文系唯一的一个。二年之后，我又定副教授。当时全校定的副教授，只有二个，化学系一个，中文系一个。假如没有记错，我还是当时河北省最年轻的副教授。我想，我在文学创作上的成绩，对这些应该起了很大的助力作用。
因为这件事，李景彬先生还对我产生了一点误会，他以为我从中动了手脚。其实不然。当时冯健男先生是河北省职称评定委员会委员之一，曾经私下问我，中文系副教授名额只有一个，是定你，还是定李景彬？我的答复是，定他，不要定我。结果下来，还是定的我。这让我感到意外。李景彬先生后来去了山东大学。这次旧事重提，希望能把它公开说清楚。我年纪大了，不愿意重提这些不快的往事。
1983年，我被任命为廊坊师专校长。这也是我想不到的一件事。后来听说，当时校党委本来拟议提我为副校长，至于校长人选，还在讨论未定之中。但高占祥同志（时任河北省委副书记）后来看到我的档案，说，这不有个现成人才吗？我就这样成了廊坊师专校长。
我在校长任上共五年，自问还算勤勉。至于成绩，留给他人评说。自己觉得可以拿出来提一提的，大致有二件：其一，我当时想，大学就要有大学的样子，除了教学，还应该有一支高水平的科研队伍。因此，我在校长基金里划拨了一部分经费，专门用于派遣年青教师去京津等地大学（如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等）进修和培训，让他们开拓眼界，增强学养。并且，还设置了“科研奖”，对那些在科研上有成绩者，给予荣誉和物质奖励。其二，我通过我在文学圈的人脉，先后延请刘心武、刘绍棠、高行健、韩少华、刘再复、林非、陈骏涛、毛志诚、滕云等作家或评论家三十多人，来廊坊师专讲学交流。这些人，在当时的文艺界，都是一时之选。廊坊师专虽然只是一所地方院校，在当时也称得上是文星荟萃，文化和学术空气非常活跃。在河北省高校中，论活力，论名声，并不比河北大学、河北师范学院等逊色。1987年，我在河北省政协的提案中，已提请将廊坊师专改成廊坊师院。我感到欣慰的是，十三年后（2000年），这个梦，仰仗于后之来者的竭诚努力，终于变成了现实。
左二为汤吉夫先生
1988年，我离开廊坊师专，到天津工作。但不管怎样，有整整十三年的岁月，我在这里度过。在不知不觉之中，它早已化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而且是很重要，很可纪念的一部分。
2014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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