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志強
才停了插隊，就恢復了高考。給那時的年輕人既帶來了希望，又帶來了一絲迷茫和困惑。感覺國家既然提倡，就有提倡的道理。這是文革十年中大多數人的慣性思維，沒有現在人的那麼多疑問。
在這之前，我的數學一向不好，母親很著急，就找隔壁的吳叔叔給我輔導。他是六十年代初的大學生（西安交大）。改革開放初，各行各業百廢待興，他工作很忙，每天都加班。我白天不會的題得等到他晚上吃飯時給我講解。通常是他一手端碗，一手拿著筷子在我的數學題上比比劃劃，指指點點……
轉眼就高考了，成績雖有提高，但不十分理想。母親聽人說死記硬背能拿分，便又找到父親的朋友——李叔叔教我政治。李叔叔也是六十年代初的大學生（山東大學哲學系），理論水平很高。有人問，在那個年代，大學生很少，尤其是名牌大學生，更是鳳毛麟角。你怎麼那麼幸運？原來，廠子是從天津遷來的，前身是中國科學院華北電子研究所。他把當年的複習資料翻看後，總結歸納了拿分重點。此舉果然奏效。1979年的高考是歷史上最難的，據說全省化學只有八個及格的。我總分考了219.5，政治就佔了80來分！（220分就可以上中專）。我們班的冠軍，叫葉茂新，是村裡人，考了290多分，直接進了西安交大。
成績下來了，緊接著就是報志願。父母文化不高，拿不出個主意。正巧，鄰居有個木匠，天津人，叫張廣祥，手很巧，他說日本人打進來也要用鐵路、郵電和銀行。母親聽了這話，就讓我多看看這方面的學校。現在的年輕人不理解，上技校怎麼還參加高考啊？當年就是這樣，要不說我們這茬技校生水平高呢。哈哈！
第一志願報了個太原鐵路司機學校，第五志願（也就是最後一個志願）就報了個山西郵電技工學校。
從分數上看，應該上技校問題不大，但左等右等就是不見通知書。父親便找上車去太原打探，結果是被第五志願錄取了，通知書隨後就下來。終於有一天，通知書來了，打開一看，傻眼了。錄取專業手寫著電“糹南”二字，這第二字字典上查不到，父親又拿到了廠裡，讓臭老九們（這時已香了）看，還是認不得，最後拿到郵電局，大家也說沒這個專業。
無奈，最後便打點行李，頂著一頭霧水，準備坐火車出發。臨到車站，母親又從兜裡掏出幾毛零錢，硬塞到我手裡，讓我路上買點東西吃……
一個十七歲的大男孩，拖著我們家唯一的舊帆布箱，開始走進一個新的世界…...1981年5月初的一天，一輛山西郵電工程公司的大卡車拉著二十多個男生和鋪蓋，從太原出發，沿208國道，過東關、子洪口、分水嶺一路向南。
雖說已是五月初的節氣，但沿途山後閃出焦渴、零星的坡地上，只長著稀疏、瘦弱的莊稼，看著著實讓人可憐。突然，一陣純黃色的小旋風或者一隻驚鳥從天空掠過，就劃破了這裡的寂靜空間。
車把我們拉到了下塌地——沁縣人們大會堂。我們就住在戲臺上。跟著省郵電工程公司太原到長治（沁縣——長治段）長途線路大修改建工程。我們走出校門的第一場人生小戲就此拉開了序幕。
因工地較遠，早8點開飯，8點半出工，下午4點收工，4點半開飯，一天兩頓。對於我們這些十八九的後生來說，一過中午和一到晚上都是難熬的時間。肚子裡缺食還是小事，站在油杆（電杆的一種，為防腐，木杆、木擔等都要油煮）上，在烈日的烘烤和油氣的燻蒸下，身上的皮脫了一層又一層。從遠處看，油杆就像一隻加熱棒，油氣蒸騰；近看如街邊的烤肉串，黑油淋漓。現代科學研究，此物危害極大，可致癌變。
來工地的頭一天，師傅就說，咱架的銅線外層氧化物有毒，小便時要格外注意，此事終無考證。
在沁縣還經歷了一次險情，一日下雨休工，我和一要好同學來河邊遊玩，沒想到剛下過雨的陡坡非常溼滑。一隻腳剛踏上去，一個屁蹾，“出溜”一聲，轉眼就滑到了水邊，等停下時，腳後跟已經沾水了（我不會游泳）。我坐在那裡，大腦空白，頭髮直立，半天回不過神來。低頭一看，兩手各指下意識叉開，十個指頭深深地刺在泥裡。一切就在瞬間開始，瞬間結束了。
轉眼，工程就進展到襄垣地界了，我們就開始搬家，搬到了襄垣夏店一所小學校廢棄的教室裡。窗框上基本沒玻璃，地上鋪了張大帆布，上鋪自帶的塑料布，再就是鋪蓋了。晚上睡覺時，忽覺被上有物串動，走走停停，像練跨欄。一日夜裡，這廝正停在腳上，我憋足勁兒，猛的一踢，只聽“嗞”的一聲，房頂上飄下一層塵灰，過後如舊。更有甚，有同學在水邊施工，撿回許多小螃蟹養在臉盆裡。半夜時只聽響聲一片，以為螃蟹要逃，並不在意，沒想到第二天清早一看，螃蟹已被肢解，慘不忍睹。沒成想，就這樣請鼠輩們吃了頓河鮮大餐。
說起睡覺，還有比這更懸乎的事，就是能在208國道路邊安然入眠。此路當年甚窄，兩輛車相會都有些困難，敢在路邊大睡（溝裡潮溼、草多、蟲多且不平，睡在裡面，收工的車還有可能看不見）。此舉，是何等的膽量和氣概。我這輩子再也沒有超此“風光”之事，什麼叫初生牛犢不怕虎……
本來入校時都是黃種人，等實習歸來，電纜班男生（尤其是我們這批）往捂的極白的報話班女生前一站，總有點非洲大草原上的土著見了歐羅巴女人的感覺……
若干年後，因工作關係，晚飯後經常走到濁漳河畔散步。夜深人靜時，很遠就能想到它的聲音……1981年的中秋節前，我接到了派遣證（此證只在那個年代有，如今連博士生也不包分配了）。
拿著派遣證，我到太谷郵電局報到，領導說快過節了，過了節再來報道吧.
中秋節一過，我便又拿著派遣證到了局裡。辦完手續後，領導說，你就去線務組上班吧。
線務組，坐南朝北，推門進去，大家還沒出班。有一老師傅見我進來（可能事先已知），笑著對我說：“不管你什麼學校畢業，來咱這都得先服服水土。”話說完了，笑容依然掛在臉上。組長讓楊海根師傅帶我。他三十來歲，在內蒙當過兵，人極善良。
當年，印象較深的有幾件事：有一次班組業務學習，組長講到引上杆時，引上管頂部的小帽，大家知道有這個東西，但都不知道叫什麼。可我剛去，又不敢貿然張口，正在這時，組長突然問我，“志強，你知道叫什麼吧？”我小心地說，“大概叫‘鉛帽’吧。”隨即耳邊厲聲傳來，“知道還不早說！……”
那個年代，輩份和師從是非常重要的。我的師傅是組長的徒弟，我自然而然就成為徒孫了。徒孫就得有徒孫的樣，開始不讓我上杆，只能推炮車（一種運送電杆的加長鋼鐵平車）、送腳釦、打坑、帶梯子（兩輛自行車，一前一後，梯子就搭在兩車之間），碰上急事，就需要一人扛著八米竹梯，在大街小巷人流中騎行, 留下的紀念是——至今我的右肩比左肩低兩寸（媳婦是結婚後才發現的）。
冬天來了，火車站前的商店急著要裝電話，組長把此活安給我們師徒二人。因檔距過大，中間必須加顆杆子。我和師傅拎著洋鎬、鐵釺便幹了起來。正值數九寒天，一鎬下去，只能刨個白點，震得虎口發麻，打了不到一尺，我二人已幹得汗流浹背了。在寒風中，先是脫了大衣，然後是脫了棉襖，終於打穿了凍土層……
在縣城的東南方，有個叫窯子頭的公社，身處太嶽山腹地。公社籌了些錢，想把公社的農話線路收拾一下。因路途遙遠，交通不便，只能住在那裡。時值寒冬，早上到坡下的小河溝去洗臉，毛巾從結有冰碴的水裡剛提出來，立馬就變得梆硬。更硬的工作是揹著鐵線上山（鐵線整盤一百斤，一分為二，每回我背五十斤），背了兩天，就覺下身墜漲，碰巧遇一中醫，他說你每天在火上烤三個棗，吃上一段兒就慢慢好了，後來我才知道是累的。
我們白天干活，晚上就睡在公社客房（無旅店，也住不起旅店）裡。被子露著棉花，極其骯髒。沒睡幾天就發現腰圍奇癢，一星期後工程結束了，回家跟母親一說，母親說，站著別動，叫我去廚房把衣服脫淨，先燒水洗澡。然後燒了一大盆開水，把能煮的衣服都下了進去，不能煮的都撒上六六粉（劇毒），裝進袋子，放到樓外的小房裡。一會兒，一層像芝麻似的東西就被煮得漂了起來……
冬去春來，轉眼就到夏天了。車站附近有顆杆子，不知什麼時候被圈在了院裡，杆上還有個分線箱，動一回線就得敲一回門。關鍵他院裡有條大狗，十分兇悍。一日又敲此門，開門的是位河南大嫂，趕緊招呼她把狗拴好。上杆打保安帶時，不小心碰到了屁股上的癤子，“哎呦”一聲，被大嫂聽見，她問，你咋了? 我說最近騎車太多，磨了個癤子。大嫂神秘地笑笑說，小兄弟，等娶了媳婦就好了…… 三十年過去了，最終還是被手術刀割掉了這永久的紀念。
來年就該轉正了，這需要層層鑑定。有一天，師傅悄悄對我說，轉正的事他跟組長提了兩次，組長一直含含糊糊，說不著急。師傅便對我說，咱這兒原來出徒都要擺謝師宴的，這擺酒的事我看就算了，回家跟大人說一聲，抽空去組長家轉轉。父母聽說此事，馬上請師傅來家一坐。第二天我就拎著兩瓶酒去了組長家，只記得其中一瓶有個人參，從外面看，人參怎麼都比瓶口大。至今我也弄不明白，這人參是怎麼裝進去的。
轉正後就開始獨自值班了，第一天值夜班，緊張地睡不著，剛迷糊一會兒，就被電話吵醒了，說縣城到公社的線路中斷了，我趕緊告了領導，帶上腳釦、皮機（一種野外電話）、保安帶等在深夜時分騎車出發了。中秋節後，正是地裡莊稼長得最高的時候，不知騎了多久，在月光下發現一杆（不像現在，滿地都是電杆），下車走近細看，確認是郵局的。背上皮機，繫好保安帶就上杆了（線路故障有個最危險的情況，就是電力線路下撘，這是要出人命的）。兩頭一聯繫，通了，過後我才知道，是住在鄉下的黨栓旺師傅幫的忙。
時間過得真快，轉眼就到了1983年的11月了，剛過了場寒流，我們要趕在上凍前去換一趟杆子。為了趕進度，一人在上面卸擔，一人在下面挖杆（嚴重違規），我剛爬上第二顆杆子，才把擔卸下，就覺杆向後傾，而且加速向地面拍去，我踩著腳釦，打著保安帶，動彈不得，在觸地一瞬間，我使出全身力氣，把身子猛地向左一轉，等我醒來，人已躺在了醫院。我的主治醫生就是我高中同班同學——賈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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