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强
才停了插队，就恢复了高考。给那时的年轻人既带来了希望，又带来了一丝迷茫和困惑。感觉国家既然提倡，就有提倡的道理。这是文革十年中大多数人的惯性思维，没有现在人的那么多疑问。
在这之前，我的数学一向不好，母亲很着急，就找隔壁的吴叔叔给我辅导。他是六十年代初的大学生（西安交大）。改革开放初，各行各业百废待兴，他工作很忙，每天都加班。我白天不会的题得等到他晚上吃饭时给我讲解。通常是他一手端碗，一手拿着筷子在我的数学题上比比划划，指指点点……
转眼就高考了，成绩虽有提高，但不十分理想。母亲听人说死记硬背能拿分，便又找到父亲的朋友——李叔叔教我政治。李叔叔也是六十年代初的大学生（山东大学哲学系），理论水平很高。有人问，在那个年代，大学生很少，尤其是名牌大学生，更是凤毛麟角。你怎么那么幸运？原来，厂子是从天津迁来的，前身是中国科学院华北电子研究所。他把当年的复习资料翻看后，总结归纳了拿分重点。此举果然奏效。1979年的高考是历史上最难的，据说全省化学只有八个及格的。我总分考了219.5，政治就占了80来分！（220分就可以上中专）。我们班的冠军，叫叶茂新，是村里人，考了290多分，直接进了西安交大。
成绩下来了，紧接着就是报志愿。父母文化不高，拿不出个主意。正巧，邻居有个木匠，天津人，叫张广祥，手很巧，他说日本人打进来也要用铁路、邮电和银行。母亲听了这话，就让我多看看这方面的学校。现在的年轻人不理解，上技校怎么还参加高考啊？当年就是这样，要不说我们这茬技校生水平高呢。哈哈！
第一志愿报了个太原铁路司机学校，第五志愿（也就是最后一个志愿）就报了个山西邮电技工学校。
从分数上看，应该上技校问题不大，但左等右等就是不见通知书。父亲便找上车去太原打探，结果是被第五志愿录取了，通知书随后就下来。终于有一天，通知书来了，打开一看，傻眼了。录取专业手写着电“纟南”二字，这第二字字典上查不到，父亲又拿到了厂里，让臭老九们（这时已香了）看，还是认不得，最后拿到邮电局，大家也说没这个专业。
无奈，最后便打点行李，顶着一头雾水，准备坐火车出发。临到车站，母亲又从兜里掏出几毛零钱，硬塞到我手里，让我路上买点东西吃……
一个十七岁的大男孩，拖着我们家唯一的旧帆布箱，开始走进一个新的世界…...1981年5月初的一天，一辆山西邮电工程公司的大卡车拉着二十多个男生和铺盖，从太原出发，沿208国道，过东关、子洪口、分水岭一路向南。
虽说已是五月初的节气，但沿途山后闪出焦渴、零星的坡地上，只长着稀疏、瘦弱的庄稼，看着着实让人可怜。突然，一阵纯黄色的小旋风或者一只惊鸟从天空掠过，就划破了这里的寂静空间。
车把我们拉到了下塌地——沁县人们大会堂。我们就住在戏台上。跟着省邮电工程公司太原到长治（沁县——长治段）长途线路大修改建工程。我们走出校门的第一场人生小戏就此拉开了序幕。
因工地较远，早8点开饭，8点半出工，下午4点收工，4点半开饭，一天两顿。对于我们这些十八九的后生来说，一过中午和一到晚上都是难熬的时间。肚子里缺食还是小事，站在油杆（电杆的一种，为防腐，木杆、木担等都要油煮）上，在烈日的烘烤和油气的熏蒸下，身上的皮脱了一层又一层。从远处看，油杆就像一只加热棒，油气蒸腾；近看如街边的烤肉串，黑油淋漓。现代科学研究，此物危害极大，可致癌变。
来工地的头一天，师傅就说，咱架的铜线外层氧化物有毒，小便时要格外注意，此事终无考证。
在沁县还经历了一次险情，一日下雨休工，我和一要好同学来河边游玩，没想到刚下过雨的陡坡非常湿滑。一只脚刚踏上去，一个屁蹾，“出溜”一声，转眼就滑到了水边，等停下时，脚后跟已经沾水了（我不会游泳）。我坐在那里，大脑空白，头发直立，半天回不过神来。低头一看，两手各指下意识叉开，十个指头深深地刺在泥里。一切就在瞬间开始，瞬间结束了。
转眼，工程就进展到襄垣地界了，我们就开始搬家，搬到了襄垣夏店一所小学校废弃的教室里。窗框上基本没玻璃，地上铺了张大帆布，上铺自带的塑料布，再就是铺盖了。晚上睡觉时，忽觉被上有物串动，走走停停，像练跨栏。一日夜里，这厮正停在脚上，我憋足劲儿，猛的一踢，只听“嗞”的一声，房顶上飘下一层尘灰，过后如旧。更有甚，有同学在水边施工，捡回许多小螃蟹养在脸盆里。半夜时只听响声一片，以为螃蟹要逃，并不在意，没想到第二天清早一看，螃蟹已被肢解，惨不忍睹。没成想，就这样请鼠辈们吃了顿河鲜大餐。
说起睡觉，还有比这更悬乎的事，就是能在208国道路边安然入眠。此路当年甚窄，两辆车相会都有些困难，敢在路边大睡（沟里潮湿、草多、虫多且不平，睡在里面，收工的车还有可能看不见）。此举，是何等的胆量和气概。我这辈子再也没有超此“风光”之事，什么叫初生牛犊不怕虎……
本来入校时都是黄种人，等实习归来，电缆班男生（尤其是我们这批）往捂的极白的报话班女生前一站，总有点非洲大草原上的土著见了欧罗巴女人的感觉……
若干年后，因工作关系，晚饭后经常走到浊漳河畔散步。夜深人静时，很远就能想到它的声音……1981年的中秋节前，我接到了派遣证（此证只在那个年代有，如今连博士生也不包分配了）。
拿着派遣证，我到太谷邮电局报到，领导说快过节了，过了节再来报道吧.
中秋节一过，我便又拿着派遣证到了局里。办完手续后，领导说，你就去线务组上班吧。
线务组，坐南朝北，推门进去，大家还没出班。有一老师傅见我进来（可能事先已知），笑着对我说：“不管你什么学校毕业，来咱这都得先服服水土。”话说完了，笑容依然挂在脸上。组长让杨海根师傅带我。他三十来岁，在内蒙当过兵，人极善良。
当年，印象较深的有几件事：有一次班组业务学习，组长讲到引上杆时，引上管顶部的小帽，大家知道有这个东西，但都不知道叫什么。可我刚去，又不敢贸然张口，正在这时，组长突然问我，“志强，你知道叫什么吧？”我小心地说，“大概叫‘铅帽’吧。”随即耳边厉声传来，“知道还不早说！……”
那个年代，辈份和师从是非常重要的。我的师傅是组长的徒弟，我自然而然就成为徒孙了。徒孙就得有徒孙的样，开始不让我上杆，只能推炮车（一种运送电杆的加长钢铁平车）、送脚扣、打坑、带梯子（两辆自行车，一前一后，梯子就搭在两车之间），碰上急事，就需要一人扛着八米竹梯，在大街小巷人流中骑行, 留下的纪念是——至今我的右肩比左肩低两寸（媳妇是结婚后才发现的）。
冬天来了，火车站前的商店急着要装电话，组长把此活安给我们师徒二人。因档距过大，中间必须加颗杆子。我和师傅拎着洋镐、铁钎便干了起来。正值数九寒天，一镐下去，只能刨个白点，震得虎口发麻，打了不到一尺，我二人已干得汗流浃背了。在寒风中，先是脱了大衣，然后是脱了棉袄，终于打穿了冻土层……
在县城的东南方，有个叫窑子头的公社，身处太岳山腹地。公社筹了些钱，想把公社的农话线路收拾一下。因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只能住在那里。时值寒冬，早上到坡下的小河沟去洗脸，毛巾从结有冰碴的水里刚提出来，立马就变得梆硬。更硬的工作是背着铁线上山（铁线整盘一百斤，一分为二，每回我背五十斤），背了两天，就觉下身坠涨，碰巧遇一中医，他说你每天在火上烤三个枣，吃上一段儿就慢慢好了，后来我才知道是累的。
我们白天干活，晚上就睡在公社客房（无旅店，也住不起旅店）里。被子露着棉花，极其肮脏。没睡几天就发现腰围奇痒，一星期后工程结束了，回家跟母亲一说，母亲说，站着别动，叫我去厨房把衣服脱净，先烧水洗澡。然后烧了一大盆开水，把能煮的衣服都下了进去，不能煮的都撒上六六粉（剧毒），装进袋子，放到楼外的小房里。一会儿，一层像芝麻似的东西就被煮得漂了起来……
冬去春来，转眼就到夏天了。车站附近有颗杆子，不知什么时候被圈在了院里，杆上还有个分线箱，动一回线就得敲一回门。关键他院里有条大狗，十分凶悍。一日又敲此门，开门的是位河南大嫂，赶紧招呼她把狗拴好。上杆打保安带时，不小心碰到了屁股上的疖子，“哎呦”一声，被大嫂听见，她问，你咋了? 我说最近骑车太多，磨了个疖子。大嫂神秘地笑笑说，小兄弟，等娶了媳妇就好了…… 三十年过去了，最终还是被手术刀割掉了这永久的纪念。
来年就该转正了，这需要层层鉴定。有一天，师傅悄悄对我说，转正的事他跟组长提了两次，组长一直含含糊糊，说不着急。师傅便对我说，咱这儿原来出徒都要摆谢师宴的，这摆酒的事我看就算了，回家跟大人说一声，抽空去组长家转转。父母听说此事，马上请师傅来家一坐。第二天我就拎着两瓶酒去了组长家，只记得其中一瓶有个人参，从外面看，人参怎么都比瓶口大。至今我也弄不明白，这人参是怎么装进去的。
转正后就开始独自值班了，第一天值夜班，紧张地睡不着，刚迷糊一会儿，就被电话吵醒了，说县城到公社的线路中断了，我赶紧告了领导，带上脚扣、皮机（一种野外电话）、保安带等在深夜时分骑车出发了。中秋节后，正是地里庄稼长得最高的时候，不知骑了多久，在月光下发现一杆（不像现在，满地都是电杆），下车走近细看，确认是邮局的。背上皮机，系好保安带就上杆了（线路故障有个最危险的情况，就是电力线路下撘，这是要出人命的）。两头一联系，通了，过后我才知道，是住在乡下的党栓旺师傅帮的忙。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就到了1983年的11月了，刚过了场寒流，我们要赶在上冻前去换一趟杆子。为了赶进度，一人在上面卸担，一人在下面挖杆（严重违规），我刚爬上第二颗杆子，才把担卸下，就觉杆向后倾，而且加速向地面拍去，我踩着脚扣，打着保安带，动弹不得，在触地一瞬间，我使出全身力气，把身子猛地向左一转，等我醒来，人已躺在了医院。我的主治医生就是我高中同班同学——贾利明。
閱讀更多 看晉中 的文章
